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又代表著另一個派係，即強大的宋氏家族。他娶了蔣夫人那位專橫的姐姐宋藹齡，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有權有勢的人物。他為人直率友善，戴著眼鏡，蓄著短短的八字鬍，他精於為自己聚財，也同樣精於毀壞國家的財政。
也許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與生俱來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係後代。
懷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說的話，他說：有關孔祥熙的議論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但他補充說：“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議論所說的還要糟。”
常有人說，孔夫人的投機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證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這種消息隻可能來源於她那身居政府要職的丈夫。
對於這種說法，既沒有人出來否認，也無人說這是誹謗。
由於鄉村收糧食稅的稅官大都把稅收所得占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決政府各種財政問題的一貫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鈔票。
抗戰勝利那天，物價已是戰爭爆發時的2500倍。
盡管如此，重慶的美元儲存量仍然很大，這是因為孔祥熙堅持隻讓美國人用一美元換二十元中國貨幣，而當時黑市上的美元價格已漲到了400元，後來又漲至600無，最後高達800元。
在國民黨內，還有其他的派係以及一些地位顯赫的個人。
美國人最喜歡的一個派係是政治科學係（政學係——譯者），其成員都是些具有現代思想的專家治國論者（盡管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其中許多人在美國或日本留過學，絕大多數能說英語，並立誌要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技術發達的高效率的工業國家。
在這個派係中，有兩個人很突出：孫科和宋子文。身為辛亥革命之父的兒子，孫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為一位學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氣站出來說話，卻沒有與國民黨一刀兩斷、另拉一批自己人馬的個人慾望。雖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長（英國人稱主席），但他無法與陳立夫操縱的黨的機器抗衡；蔣介石害怕聽到開明的言論，常常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見孫科。
宋子文也有同樣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長。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於大膽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員長更喜歡唯唯諾諾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歡。
不幸的是，人們常常把宋子文當作另一個該受指責的國民黨人與孔祥熙相提並論，可是實際上他們兩人有著很大的差別。宋子文雖然也發了大財，但他與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滿活力的企業資本主義發的家，同時為國家創造了財富，為數以萬計的人創造了就業機會。
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富家子弟花一大筆錢就能逃過兵役，這些錢落入了那些出賣免役名額的官員的腰包。
而年紀相同的窮人子弟則被抓丁隊強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當兵，有的新徵士兵在到達指定的部隊之前就喪了命。懷特和雅各比列舉了一些有關中國派駐緬甸部隊的可怕的數字。
有一支部隊在500英裏的行進中，損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認為比較強壯一些的倖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國大夫診斷為肺結核。除了結核病之外，痢疾、瘧疾、疥瘡、腳氣和寄生蟲病，連同斑疹傷寒和流感，又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絕大多數病員得不到醫療照顧。一般說來，一個師平均隻有一位中國醫師。但是，這裏卻沒有西方軍隊中一種主要的疾病——性病，這可能是因為士兵的身體太虛弱；因而無力去尋花問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為太窮而付不起錢。
起初的情況就夠糟糕的了，隨著通貨膨脹的勢頭增猛，形勢更是急轉直下，1939年秋，埃裏克·周帶著少校的榮譽軍銜在軍事委員會當過一陣翻譯。
他每月的工資是60塊中國貨幣。而當時一雙鞋都賣到了80元，到1943年，一雙鞋的價格大約在900到1200元之間，而少校的工資卻一分未長。
在這一點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麵，山西省的“模範省長”閻錫山樹立了一個大家不願學習或無法學習的榜樣。
1939年（根據他的回憶錄），他帶領300000軍隊開進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區。“那裏幾乎是不毛之地。當地人極端貧窮……”。1940年6月，他開始實行一種以實物形式增收農業稅的製度，並在軍隊、公務員和學校教師中間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應製。
至少在他所管轄地區裏，軍隊能吃飽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學習這種做法，但是一心隻想滿足私慾的國民黨軍官仍然隻顧中飽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將軍也有體恤士兵的好名聲，他描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個地方，當地長官正在那裏歡迎他的到來，當地人卻把他們團團圍住了。他們向馮玉祥懇求說：
他們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訓練營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長官卻讓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發前把棉襖製服脫下來。當地人喊道：“這麽冷的天，他們會凍死的！”馮玉祥為他們作主，幹預了這件事，最後，地方長官派人帶著棉襖製服去追趕兩小時前出發的新兵隊伍。
馮玉祥接著還提到了下麵這件事：
第二天，我去視察駐紮在白市驛的軍隊。那裏的團長給我看士兵的點名冊。我發現上周還是滿員的，但是現在每個營都少了三、四十人。我問他這其中的原因，這個團長回答說：“新兵從家裏出來時，一路上沒有吃的。一到這裏，他們就猛吃猛喝，結果把自己撐死了”。但實際上，他們是被餓死的。
也許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與生俱來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係後代。
懷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說的話，他說：有關孔祥熙的議論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但他補充說：“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議論所說的還要糟。”
常有人說，孔夫人的投機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證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這種消息隻可能來源於她那身居政府要職的丈夫。
對於這種說法，既沒有人出來否認，也無人說這是誹謗。
由於鄉村收糧食稅的稅官大都把稅收所得占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決政府各種財政問題的一貫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鈔票。
抗戰勝利那天，物價已是戰爭爆發時的2500倍。
盡管如此，重慶的美元儲存量仍然很大，這是因為孔祥熙堅持隻讓美國人用一美元換二十元中國貨幣，而當時黑市上的美元價格已漲到了400元，後來又漲至600無，最後高達800元。
在國民黨內，還有其他的派係以及一些地位顯赫的個人。
美國人最喜歡的一個派係是政治科學係（政學係——譯者），其成員都是些具有現代思想的專家治國論者（盡管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其中許多人在美國或日本留過學，絕大多數能說英語，並立誌要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技術發達的高效率的工業國家。
在這個派係中，有兩個人很突出：孫科和宋子文。身為辛亥革命之父的兒子，孫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為一位學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氣站出來說話，卻沒有與國民黨一刀兩斷、另拉一批自己人馬的個人慾望。雖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長（英國人稱主席），但他無法與陳立夫操縱的黨的機器抗衡；蔣介石害怕聽到開明的言論，常常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見孫科。
宋子文也有同樣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長。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於大膽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員長更喜歡唯唯諾諾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歡。
不幸的是，人們常常把宋子文當作另一個該受指責的國民黨人與孔祥熙相提並論，可是實際上他們兩人有著很大的差別。宋子文雖然也發了大財，但他與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滿活力的企業資本主義發的家，同時為國家創造了財富，為數以萬計的人創造了就業機會。
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富家子弟花一大筆錢就能逃過兵役，這些錢落入了那些出賣免役名額的官員的腰包。
而年紀相同的窮人子弟則被抓丁隊強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當兵，有的新徵士兵在到達指定的部隊之前就喪了命。懷特和雅各比列舉了一些有關中國派駐緬甸部隊的可怕的數字。
有一支部隊在500英裏的行進中，損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認為比較強壯一些的倖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國大夫診斷為肺結核。除了結核病之外，痢疾、瘧疾、疥瘡、腳氣和寄生蟲病，連同斑疹傷寒和流感，又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絕大多數病員得不到醫療照顧。一般說來，一個師平均隻有一位中國醫師。但是，這裏卻沒有西方軍隊中一種主要的疾病——性病，這可能是因為士兵的身體太虛弱；因而無力去尋花問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為太窮而付不起錢。
起初的情況就夠糟糕的了，隨著通貨膨脹的勢頭增猛，形勢更是急轉直下，1939年秋，埃裏克·周帶著少校的榮譽軍銜在軍事委員會當過一陣翻譯。
他每月的工資是60塊中國貨幣。而當時一雙鞋都賣到了80元，到1943年，一雙鞋的價格大約在900到1200元之間，而少校的工資卻一分未長。
在這一點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麵，山西省的“模範省長”閻錫山樹立了一個大家不願學習或無法學習的榜樣。
1939年（根據他的回憶錄），他帶領300000軍隊開進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區。“那裏幾乎是不毛之地。當地人極端貧窮……”。1940年6月，他開始實行一種以實物形式增收農業稅的製度，並在軍隊、公務員和學校教師中間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應製。
至少在他所管轄地區裏，軍隊能吃飽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學習這種做法，但是一心隻想滿足私慾的國民黨軍官仍然隻顧中飽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將軍也有體恤士兵的好名聲，他描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個地方，當地長官正在那裏歡迎他的到來，當地人卻把他們團團圍住了。他們向馮玉祥懇求說：
他們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訓練營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長官卻讓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發前把棉襖製服脫下來。當地人喊道：“這麽冷的天，他們會凍死的！”馮玉祥為他們作主，幹預了這件事，最後，地方長官派人帶著棉襖製服去追趕兩小時前出發的新兵隊伍。
馮玉祥接著還提到了下麵這件事：
第二天，我去視察駐紮在白市驛的軍隊。那裏的團長給我看士兵的點名冊。我發現上周還是滿員的，但是現在每個營都少了三、四十人。我問他這其中的原因，這個團長回答說：“新兵從家裏出來時，一路上沒有吃的。一到這裏，他們就猛吃猛喝，結果把自己撐死了”。但實際上，他們是被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