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磨擦始於史迪威從華盛頓帶來的多種交叉重疊的任務。第一次見麵他就通知委員長，他將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戰場（一般簡稱“中緬印”）的所有美國軍隊，在中國所有的國際戰爭委員會中代表美國政府，並負責對中國根據租借法獲得的物資以及其他美國的國際援助計劃進行管理和監督，同時又是中國最高司令蔣委員長的參謀長。除了這些之外，他還負責蔣介石與韋弗爾將軍之間的聯絡，韋弗爾當時指揮著緬甸和印度的英國軍隊。作為最高司令的參謀長，史迪威應接受委員長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麵，總統的命令自然要高於蔣介石的。
尤其讓蔣介石討厭的是，史迪威還擔任租借官員的工作，這樣一來，如果史迪威認為發放給中國軍隊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壓。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國在享受租借法時沒有別國那麽“平等”。英國、俄國和其他受援國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把美國的援助用於自己認為合適的地方，隻有蔣介石必須把他的要求一項一項地呈報給史迪威將軍。
顯然，這種侮辱性的規定是華盛頓那些支持蘇聯的人設置的，他們不願讓蔣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資的否決權。
即使史迪威是個講究策略、精於外交的完人，遇到這種情況也夠棘手的，何況他並不是這麽一個完人。
在他寄往華盛頓的快件裏，這位“刺頭兒”把委員長稱作是“花生米”（無聊的小人物）、“小響尾蛇”（愛吵架的人）,可是後來人們從他的日記中又發現，他把羅斯福叫作“老軟蛋”，並給當時其他許多知名人士起了他愛用的侮罵性的綽號。
此外，他是帶著某種野心回到中國的，對此他起初還是藏而不露的，但後來卻幹脆不加掩飾了，他想取代蔣介石作為中國軍隊最高司令的位置。
這種願望隻不過是一種夢想，這一點史迪威當時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然而，他隻看到了蔣介石戰略上的弱點，卻對自己的軍事天才無比自信。
與史迪威發生衝突的並不隻有蔣介石一個人，另外一個便是陳納德。
珍珠港事件之後，陳納德被併入美國軍隊，級別是空軍少將，陳納德和他那些誌願兵的到來已經大大鼓舞了中國人的士氣，這支“飛虎隊”很快使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麵對日本的空襲，中國毫無防禦，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有了保護。陳納德的誌願兵成了美國的中國空軍特遣部隊，後來又成為第十四航空隊，按照史迪威和蔣介石製定的戰略計劃，陳納德統管湖南、廣西和雲南的一係列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將用美國的援助修建，並用飛機從印度翻過喜瑪拉雅山空運給養。
關於這些空運過來的物資應優先用於何處，史迪威與陳納德有不同的看法。陳納德希望把它用於他的空軍基地，但史迪威卻想用於訓練在印度拉姆加爾以及雲南昆明的中國新兵，史迪威指望用這批軍隊趕走緬甸的日軍。
與史迪威不同，陳納德與蔣介石相處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與埃裏克·周的一次談話中，委員長當時的秘書長吳鐵成曾談到過這種少見的和睦關係，他列舉了一些原因。
他說，陳納德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而且一貫尊重蔣介石。他隻談論他最了解的話題，即空軍問題，這一點極少有例外。另外一個促進兩人關係的因素是，陳納德對他手下訓練的中國飛行員十分信任，因而極少提出批評。作為職業軍人，陳納德很得蔣介石的賞識，因為蔣介石也是職業軍人，就這個層次而言，蔣介石同樣欣賞史迪威的氣質，隻不過這種單方麵的欣賞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史迪威主要還是個戰場的將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類將軍裏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緬甸戰役於1942年的頭幾個月裏打響，5月份以失敗撤退告終。當他看到撤離顯然不可避免時，他連委員長都懶得通知一聲。
他倒是給他在重慶的助手馬格魯德將軍拍了兩份電報，說他的部隊已分散成小部隊，無法再集中起來，他將把部隊撤出緬甸，開往印度。事前，委員長就下了命令，萬一失敗，中國軍隊就撤到緬甸北部的密支那，再從那裏回國，沒有與蔣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這道命令，並下令中國軍隊撤入印度。
一聽說史迪威的這道命令，委員長就馬上給緬甸的中國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將軍拍了電報。盡管史迪威對集中部隊表示悲觀，但杜幸明還是想方設法集結了三個師的兵力。他們成功地殺出了一條回國的道路。對此，史迪威大為惱火，回到重慶就給蔣委員長寫了一封信，說蔣介石不應該直接與他手下的將軍聯繫。
奇怪的是，作為一個中國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無視中國將士的軍心。中國軍隊歷來就有這麽一個傳統：“當中國軍隊無路可走時，他們也絕不會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國外去。”
盡管在羅斯福總統送給蔣介石的禮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歡迎的，但是畢竟還有其他東西值得感謝。最受歡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筆500，000美元的貸款。
當時蔣介石正在新德裏，總統給他拍了一封報告這個好消息的電報，電文說：“中國軍隊對於兇惡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贏得了美國人民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最高讚揚。”這類話還說了很多。十分高興的蔣介石回電說：“你在世界的這場最大的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遠見卓識，值得讓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羨慕。”3月8日達成的貸款協議中的第二條，把最後的償還期推遲到戰後，條件是要“符合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並有利於建立世尋永久性的和平與安全。”
尤其讓蔣介石討厭的是，史迪威還擔任租借官員的工作，這樣一來，如果史迪威認為發放給中國軍隊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壓。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國在享受租借法時沒有別國那麽“平等”。英國、俄國和其他受援國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把美國的援助用於自己認為合適的地方，隻有蔣介石必須把他的要求一項一項地呈報給史迪威將軍。
顯然，這種侮辱性的規定是華盛頓那些支持蘇聯的人設置的，他們不願讓蔣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資的否決權。
即使史迪威是個講究策略、精於外交的完人，遇到這種情況也夠棘手的，何況他並不是這麽一個完人。
在他寄往華盛頓的快件裏，這位“刺頭兒”把委員長稱作是“花生米”（無聊的小人物）、“小響尾蛇”（愛吵架的人）,可是後來人們從他的日記中又發現，他把羅斯福叫作“老軟蛋”，並給當時其他許多知名人士起了他愛用的侮罵性的綽號。
此外，他是帶著某種野心回到中國的，對此他起初還是藏而不露的，但後來卻幹脆不加掩飾了，他想取代蔣介石作為中國軍隊最高司令的位置。
這種願望隻不過是一種夢想，這一點史迪威當時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然而，他隻看到了蔣介石戰略上的弱點，卻對自己的軍事天才無比自信。
與史迪威發生衝突的並不隻有蔣介石一個人，另外一個便是陳納德。
珍珠港事件之後，陳納德被併入美國軍隊，級別是空軍少將，陳納德和他那些誌願兵的到來已經大大鼓舞了中國人的士氣，這支“飛虎隊”很快使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麵對日本的空襲，中國毫無防禦，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有了保護。陳納德的誌願兵成了美國的中國空軍特遣部隊，後來又成為第十四航空隊，按照史迪威和蔣介石製定的戰略計劃，陳納德統管湖南、廣西和雲南的一係列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將用美國的援助修建，並用飛機從印度翻過喜瑪拉雅山空運給養。
關於這些空運過來的物資應優先用於何處，史迪威與陳納德有不同的看法。陳納德希望把它用於他的空軍基地，但史迪威卻想用於訓練在印度拉姆加爾以及雲南昆明的中國新兵，史迪威指望用這批軍隊趕走緬甸的日軍。
與史迪威不同，陳納德與蔣介石相處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與埃裏克·周的一次談話中，委員長當時的秘書長吳鐵成曾談到過這種少見的和睦關係，他列舉了一些原因。
他說，陳納德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而且一貫尊重蔣介石。他隻談論他最了解的話題，即空軍問題，這一點極少有例外。另外一個促進兩人關係的因素是，陳納德對他手下訓練的中國飛行員十分信任，因而極少提出批評。作為職業軍人，陳納德很得蔣介石的賞識，因為蔣介石也是職業軍人，就這個層次而言，蔣介石同樣欣賞史迪威的氣質，隻不過這種單方麵的欣賞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史迪威主要還是個戰場的將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類將軍裏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緬甸戰役於1942年的頭幾個月裏打響，5月份以失敗撤退告終。當他看到撤離顯然不可避免時，他連委員長都懶得通知一聲。
他倒是給他在重慶的助手馬格魯德將軍拍了兩份電報，說他的部隊已分散成小部隊，無法再集中起來，他將把部隊撤出緬甸，開往印度。事前，委員長就下了命令，萬一失敗，中國軍隊就撤到緬甸北部的密支那，再從那裏回國，沒有與蔣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這道命令，並下令中國軍隊撤入印度。
一聽說史迪威的這道命令，委員長就馬上給緬甸的中國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將軍拍了電報。盡管史迪威對集中部隊表示悲觀，但杜幸明還是想方設法集結了三個師的兵力。他們成功地殺出了一條回國的道路。對此，史迪威大為惱火，回到重慶就給蔣委員長寫了一封信，說蔣介石不應該直接與他手下的將軍聯繫。
奇怪的是，作為一個中國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無視中國將士的軍心。中國軍隊歷來就有這麽一個傳統：“當中國軍隊無路可走時，他們也絕不會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國外去。”
盡管在羅斯福總統送給蔣介石的禮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歡迎的，但是畢竟還有其他東西值得感謝。最受歡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筆500，000美元的貸款。
當時蔣介石正在新德裏，總統給他拍了一封報告這個好消息的電報，電文說：“中國軍隊對於兇惡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贏得了美國人民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最高讚揚。”這類話還說了很多。十分高興的蔣介石回電說：“你在世界的這場最大的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遠見卓識，值得讓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羨慕。”3月8日達成的貸款協議中的第二條，把最後的償還期推遲到戰後，條件是要“符合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並有利於建立世尋永久性的和平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