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8日，美國的陸軍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蔣家的市內住所拜訪了他們。這是一次很簡短的會談，隻進行了十五分鍾，態度十分誠摯，與後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早在漢口的最後那幾天裏，史迪威就見過蔣夫人，他們倆很投緣，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次在重慶，史迪威卻是頭一次見委員長。
盡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麵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並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於相處的職業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並非是出於什麽策略。他的渾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生在後來的戰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裏，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衛和共產黨。
一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此人二十五歲，畢業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警官學校。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的一位朋友。後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入關了六年的監牢。
共產黨是個更讓蔣介石頭疼的問題。根據“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在兩百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後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長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後來擔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作、上演和製作實行全麵的控製。北京大學的一位姓張的教授，是個同情馬克思主義者的留德哲學家，擔任政治部機關刊物《戰時文化月刊》的主編。埃裏克·周從1938年12月起曾在張的手下當過七個月的副主編。據他講，張與周恩來交往密切，而且隻雇左派人士（當時也包括埃裏克·周）
做編輯人員。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
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並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言人，後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在50年代後期，就台灣的地位以及其它有爭議的問題，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裏，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採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他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一群來自各國的左翼作家出現在重慶，為建立這種新的形象出力。
同樣是這批人，後來反對蔣介石，為他塑造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萬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時卻讓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溫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在漢口，曾出現過磨擦。1938年秋，當周恩來重新提出以往允許國民黨共產黨雙重黨員身份的做法時，蔣介石原有的對共產黨意圖的懷疑進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絕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是（我們也看到），他沒有力量解散紅軍，並使紅軍戰士以個人身份合併到國軍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懷手下的兩萬陝西紅軍於1937年8月改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名義上講，朱德的部隊受轄於北方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但實際上，八路軍接受的是毛澤東的命令。
1938年春，長江以南的紅軍零散部隊又得到允許，在葉挺手下改編成新四軍，名義上接受國民黨將軍顧祝同的指揮。
根據共產黨對這場愛國戰爭的官方歷史記載，八路軍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軍則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這裏，1937年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對於1940年大大增加後的數字，卻沒有理由懷疑。
共產黨在敵後不論走到哪裏，都大力組織群眾。在絕大多數地方，農民受盡了日本人的蹂躪，都十分願意加入共產黨，而共產黨反過來則十分注意不脫離農民。通過發動農民，共產黨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1939年5月，當寒冷季節裏籠罩著重慶的大霧散去時，日本人便開始了在這座城市的空中轟炸。頭一次空襲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傷亡。
防衛的人既沒有高射炮，也沒有可以躲避空襲的地方。這次空襲一結束，蔣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麵了。和往常一樣，蔣介石訓斥了他那弱小的空軍的幾個指揮官，指責他們太無能。
盡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麵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並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於相處的職業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並非是出於什麽策略。他的渾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生在後來的戰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裏，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衛和共產黨。
一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此人二十五歲，畢業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警官學校。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的一位朋友。後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入關了六年的監牢。
共產黨是個更讓蔣介石頭疼的問題。根據“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在兩百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後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長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後來擔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作、上演和製作實行全麵的控製。北京大學的一位姓張的教授，是個同情馬克思主義者的留德哲學家，擔任政治部機關刊物《戰時文化月刊》的主編。埃裏克·周從1938年12月起曾在張的手下當過七個月的副主編。據他講，張與周恩來交往密切，而且隻雇左派人士（當時也包括埃裏克·周）
做編輯人員。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
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並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言人，後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在50年代後期，就台灣的地位以及其它有爭議的問題，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裏，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採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他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一群來自各國的左翼作家出現在重慶，為建立這種新的形象出力。
同樣是這批人，後來反對蔣介石，為他塑造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萬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時卻讓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溫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在漢口，曾出現過磨擦。1938年秋，當周恩來重新提出以往允許國民黨共產黨雙重黨員身份的做法時，蔣介石原有的對共產黨意圖的懷疑進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絕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是（我們也看到），他沒有力量解散紅軍，並使紅軍戰士以個人身份合併到國軍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懷手下的兩萬陝西紅軍於1937年8月改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名義上講，朱德的部隊受轄於北方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但實際上，八路軍接受的是毛澤東的命令。
1938年春，長江以南的紅軍零散部隊又得到允許，在葉挺手下改編成新四軍，名義上接受國民黨將軍顧祝同的指揮。
根據共產黨對這場愛國戰爭的官方歷史記載，八路軍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軍則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這裏，1937年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對於1940年大大增加後的數字，卻沒有理由懷疑。
共產黨在敵後不論走到哪裏，都大力組織群眾。在絕大多數地方，農民受盡了日本人的蹂躪，都十分願意加入共產黨，而共產黨反過來則十分注意不脫離農民。通過發動農民，共產黨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1939年5月，當寒冷季節裏籠罩著重慶的大霧散去時，日本人便開始了在這座城市的空中轟炸。頭一次空襲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傷亡。
防衛的人既沒有高射炮，也沒有可以躲避空襲的地方。這次空襲一結束，蔣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麵了。和往常一樣，蔣介石訓斥了他那弱小的空軍的幾個指揮官，指責他們太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