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持續了三個星期。2月7日那天，馮玉祥突然中途退席，致使會議就此收場。
中國大地很快重新燃起了戰火。李宗仁和其他廣西軍閥首先採取了行動，他們將矛頭對準蔣介石在湖南的一位將軍，並把他趕下了台，這是李宗仁、馮玉祥脫離國民政府的一個信號。
這些富於戲劇性的步驟發生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期間，這次大會定於3月份在南京召開。
廣西的一個將軍從廣東出發，前往南京去參加這次大會，並得到了國民黨的安全保證，但當他一到達南京，蔣介石就下令將他逮捕。蔣介石解釋說，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該將軍參與了陰謀活動。
蔣介石的左派對手汪精衛就此事從法國發來一份長電譴責蔣介石，而蔣介石卻認為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三人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就能安撫他們，但是，汪精衛根本不吃這一套，而馮玉祥則回到了山東，閻錫山對當選中執委的興趣也不大。
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三大”開得很不平靜——因為那些或多或少仍效忠於蔣介石的人不願投票支持那些反對蔣介石的人。
由於力量過於分散，再加上一名將領被逮捕，而另一位駐守北方的將領也因兵變而突然下台，桂軍戰鬥力逐步減弱，並隱於一片混亂之中，很快就崩潰了。4月底，蔣介石在華中取得了勝利。
基督將軍馮玉祥是蔣介石接下來要對付的人。當馮玉祥在2月份從裁軍會上中途退席之後，他所要達到的第一個目標是加強自己對山東的控製。當時，在經過長期的談判之後，日本軍隊已準備撤離膠濟線。
令馮玉祥和日本人吃驚的是，蔣介石要求日本人暫緩撤離，以便讓他自己的軍隊——而不是馮玉祥的軍隊——接管日本人撤離的地區。作為報復，馮玉祥調動自己在河南的部隊，且斷了該省的鐵路交通。當時，他對蔣仍是個可怕的潛在威脅，但蔣介石比他棋高一籌，蔣介石通過策動馮玉祥部下叛變，戰勝了馮玉祥。
這不禁使人回憶起馮玉祥當初背叛吳佩孚的行為。馮玉祥完全信任他駐守河南的指揮官韓復榘，但韓已經被蔣收買，並在5月底投奔到蔣介石一方，帶走了3個師長以及馮玉祥的10萬精銳部隊。一個被收買的師長由於善於要價而聞名一時，不久他又脫離了蔣介石的陣營。
與此同時，蔣介石與廣西軍閥又重新開戰，這一次戰場是在廣東。經過相當激烈的戰鬥之後，廣西軍隊於1929年6月底遭到慘敗。
蔣介石從此獲得了對華中、華南的實際控製權，而不再僅僅是名義上的控製權了。
和過去一樣，政府實施稅收的能力是對政府進行衡量的尺度，在擊敗了桂係軍閥之後，國民政府可以在全國22個省徵收稅金。
蔣介石既有些得意洋洋，又對某些事仍感到不滿。他向全國發表了一個宣言，反駁那些有關他實行獨裁的指責，警告那些不服從命令的人，並號召全國團結起來。他還說，一旦局勢穩定下來，他就辭職引退，去實現他那耽誤已久的國外之行。
上海的中外商人均對蔣介石的這番話感到沮喪。但那些了解蔣介石過去下野經歷的人則感到放心——或者說對他的講話表示懷疑，因為蔣介石的下野往往是以退為進。
接著，越來越多的皮影戲出籠了。
8月1日，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實施年初製定的軍隊減員措施。這次，那些主要的將軍都沒有出席會議，而正忙著別的事。這次會議決定，將常備軍裁減到65個師，每個師的編製縮減為1.1萬人。
辭職的習慣似乎能夠傳染，宋子文宣布，他籌不出錢來進行這次裁員，因而辭去財政部長的職務。
這次不必要的會議開過不久，汪精衛從歐洲回到中國。他立即起草並發出一封譴責蔣介石的電報，這封電報的措詞之強硬、具體，是汪精衛以前類似的電報所沒有的。
電報說蔣介石不僅任人唯親，而且還把中國視為他自己的私人財產。此外，還指責他在“濟南事件”中將中國的主權賣給日本人，並說現在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國賊”的時候了。
汪精衛的回國使蔣介石很傷腦筋。這個左派領導人與他的追隨者被人們稱為“改組派”，因為他們明確提出要重新改組國民黨，使之重新帶有左派的色彩。
馮玉祥及其朋友閻錫山（此人在馮蔣新發生的衝突中支持馮，與“改組派”舉行了秘密談判。接下來就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插曲，蔣介石與馮玉祥兩人互通一些詞藻華麗的電報，討論有關出洋之類令人愉快的問題，蔣介石認為出洋是件快樂的事。
閻錫山一度似乎也要與馮玉祥一同出國。蔣介石答應不觸動馮玉祥的軍隊，並由中央向馮玉祥的軍隊發餉，而馮玉樣本人還可得到20萬美元的旅行費用。這些條件應該說是不錯的。
馮玉祥認為自己可以與汪精衛作筆交易，而汪精衛也認為馮玉祥可能會幫助自己達到驅逐蔣介石這一極為有限的目的。
從長遠看，基督將軍馮玉祥與蔣介石一樣，也將變得不再對汪精衛有什麽用處，但汪精衛在這時（1929年10月10日）仍鼓勵馮玉祥向蔣介石再次提出挑戰，這次，汪精衛使用了一種熟為人知的政治技巧（袁世凱也經常使用這種政治技巧），他召集自己的部下（一共27人）一起譴責蔣介石，並號召馮玉祥與閻錫山時伐蔣介石。
中國大地很快重新燃起了戰火。李宗仁和其他廣西軍閥首先採取了行動，他們將矛頭對準蔣介石在湖南的一位將軍，並把他趕下了台，這是李宗仁、馮玉祥脫離國民政府的一個信號。
這些富於戲劇性的步驟發生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期間，這次大會定於3月份在南京召開。
廣西的一個將軍從廣東出發，前往南京去參加這次大會，並得到了國民黨的安全保證，但當他一到達南京，蔣介石就下令將他逮捕。蔣介石解釋說，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該將軍參與了陰謀活動。
蔣介石的左派對手汪精衛就此事從法國發來一份長電譴責蔣介石，而蔣介石卻認為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三人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就能安撫他們，但是，汪精衛根本不吃這一套，而馮玉祥則回到了山東，閻錫山對當選中執委的興趣也不大。
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三大”開得很不平靜——因為那些或多或少仍效忠於蔣介石的人不願投票支持那些反對蔣介石的人。
由於力量過於分散，再加上一名將領被逮捕，而另一位駐守北方的將領也因兵變而突然下台，桂軍戰鬥力逐步減弱，並隱於一片混亂之中，很快就崩潰了。4月底，蔣介石在華中取得了勝利。
基督將軍馮玉祥是蔣介石接下來要對付的人。當馮玉祥在2月份從裁軍會上中途退席之後，他所要達到的第一個目標是加強自己對山東的控製。當時，在經過長期的談判之後，日本軍隊已準備撤離膠濟線。
令馮玉祥和日本人吃驚的是，蔣介石要求日本人暫緩撤離，以便讓他自己的軍隊——而不是馮玉祥的軍隊——接管日本人撤離的地區。作為報復，馮玉祥調動自己在河南的部隊，且斷了該省的鐵路交通。當時，他對蔣仍是個可怕的潛在威脅，但蔣介石比他棋高一籌，蔣介石通過策動馮玉祥部下叛變，戰勝了馮玉祥。
這不禁使人回憶起馮玉祥當初背叛吳佩孚的行為。馮玉祥完全信任他駐守河南的指揮官韓復榘，但韓已經被蔣收買，並在5月底投奔到蔣介石一方，帶走了3個師長以及馮玉祥的10萬精銳部隊。一個被收買的師長由於善於要價而聞名一時，不久他又脫離了蔣介石的陣營。
與此同時，蔣介石與廣西軍閥又重新開戰，這一次戰場是在廣東。經過相當激烈的戰鬥之後，廣西軍隊於1929年6月底遭到慘敗。
蔣介石從此獲得了對華中、華南的實際控製權，而不再僅僅是名義上的控製權了。
和過去一樣，政府實施稅收的能力是對政府進行衡量的尺度，在擊敗了桂係軍閥之後，國民政府可以在全國22個省徵收稅金。
蔣介石既有些得意洋洋，又對某些事仍感到不滿。他向全國發表了一個宣言，反駁那些有關他實行獨裁的指責，警告那些不服從命令的人，並號召全國團結起來。他還說，一旦局勢穩定下來，他就辭職引退，去實現他那耽誤已久的國外之行。
上海的中外商人均對蔣介石的這番話感到沮喪。但那些了解蔣介石過去下野經歷的人則感到放心——或者說對他的講話表示懷疑，因為蔣介石的下野往往是以退為進。
接著，越來越多的皮影戲出籠了。
8月1日，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實施年初製定的軍隊減員措施。這次，那些主要的將軍都沒有出席會議，而正忙著別的事。這次會議決定，將常備軍裁減到65個師，每個師的編製縮減為1.1萬人。
辭職的習慣似乎能夠傳染，宋子文宣布，他籌不出錢來進行這次裁員，因而辭去財政部長的職務。
這次不必要的會議開過不久，汪精衛從歐洲回到中國。他立即起草並發出一封譴責蔣介石的電報，這封電報的措詞之強硬、具體，是汪精衛以前類似的電報所沒有的。
電報說蔣介石不僅任人唯親，而且還把中國視為他自己的私人財產。此外，還指責他在“濟南事件”中將中國的主權賣給日本人，並說現在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國賊”的時候了。
汪精衛的回國使蔣介石很傷腦筋。這個左派領導人與他的追隨者被人們稱為“改組派”，因為他們明確提出要重新改組國民黨，使之重新帶有左派的色彩。
馮玉祥及其朋友閻錫山（此人在馮蔣新發生的衝突中支持馮，與“改組派”舉行了秘密談判。接下來就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插曲，蔣介石與馮玉祥兩人互通一些詞藻華麗的電報，討論有關出洋之類令人愉快的問題，蔣介石認為出洋是件快樂的事。
閻錫山一度似乎也要與馮玉祥一同出國。蔣介石答應不觸動馮玉祥的軍隊，並由中央向馮玉祥的軍隊發餉，而馮玉樣本人還可得到20萬美元的旅行費用。這些條件應該說是不錯的。
馮玉祥認為自己可以與汪精衛作筆交易，而汪精衛也認為馮玉祥可能會幫助自己達到驅逐蔣介石這一極為有限的目的。
從長遠看，基督將軍馮玉祥與蔣介石一樣，也將變得不再對汪精衛有什麽用處，但汪精衛在這時（1929年10月10日）仍鼓勵馮玉祥向蔣介石再次提出挑戰，這次，汪精衛使用了一種熟為人知的政治技巧（袁世凱也經常使用這種政治技巧），他召集自己的部下（一共27人）一起譴責蔣介石，並號召馮玉祥與閻錫山時伐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