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舉行的第一次起義具有雙重的歷史意義。共產黨如今視之為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而加以慶祝，西方的歷史學家則把它看作是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之間第一次內戰的開端（共產黨的歷史學家也同意內戰開始於8月1日，但他們稱之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視北伐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周恩來此刻到了江西省省會南昌。他了解到一部分由共產黨軍官領導的部隊駐紮並活動於這一城市附近。他和他的同事們認為，如果這些共產黨人發動一次起義，並把他們的部隊拉過來，那麽共產黨就可能有一支自己的核心武裝力量。而且，當時南昌公安局的領導人是朱德將軍，他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其他人後來也都功名顯赫，其中包括林彪和陳毅。
共產黨占領了南昌城，但後又失守，因為一名國民黨軍官並不像他們先前所料想的那樣贊同這一計劃。
盡管武漢方麵也開始迫害共產黨，但並無跡象表明他們擁護蔣介石。
東部軍閥孫傳芳乘機利用武漢與南京之間的敵意，發起了一次反攻，把蔣的部隊趕出了他們所占領的長江北岸的幾乎所有的地盤。武漢軍隊繼續向南對蔣發動進攻，這樣蔣就抽不出軍隊來抵擋孫傳芳了。
馮玉祥為了自己的利益，同時出於為蔣著想的目的，試圖在此刻發揮一點兒作用。他建議武漢與南京兩個對立政府各派代表，在他認為是“中立”的吉祥寶地安慶舉行會談。
按照馮的意思，他於8月份在鄭州與蔣舉行第二次會談。開始時，蔣曾派穆斯林馬福湘將軍帶去一個友好的消息：“蔣願意和你結拜為兄弟，”馮的回答是：“大好了。”馮玉祥繼續講道：
於是，蔣和我彼此交換了生辰八字，成了結拜兄弟，那次會上，我們相互叩頭四次（為的是完成這一結拜儀式）。
蔣問我，“現在我們已經成了最好的朋友，你準備怎樣開導我呢？”我告訴他：“人民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應該做他們所希望的事，而不做他們所厭惡的事。”
“還有別的嗎，大哥？”蔣又問道。我說：“如果我們能做到剛才我說的那些，那我們就可以實施孫中山博士的三民主義了。既然你再一次問我，我就這樣告訴你，我們必須毫不含糊地與我們的士兵同甘苦，共患難。他們吃什麽，我們吃什麽；他們穿什麽，我們穿什麽。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革命就會成功。”
蔣回答到：“很好，我們必須這麽做。”
蔣介石可能看到隻有一個辦法才能打破這一僵局：既然他是爭議的真正所在，那麽他不得不走。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屢次提出辭職。
1927年8月13日，他發表了一篇辭職聲明。聲明中說：
“老百姓的視力和聽力已開始失去往日的敏銳和靈敏。在近三個月至四個月的日子裏，北伐幾乎進展到山東邊界。為什麽我們向前推進得那麽快？而為什麽我們現在的速度又這樣慢？請靜靜地想一想，細心地考慮一下吧，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至於他本人，他一直在考慮辭職這件事，但在時機還不成熟時，他不能過早辭職。如果他過早辭職，“那麽，我黨將承受如下苦難。第一，我們將失去靈魂，隻留下肉體。星星將脫離自己的位置，事物將相互轉換，我擔心就連國民黨這一名稱恐怕也不復存在……”
他說，他希望武漢的同僚們能夠加入到南京方麵來，北伐重新開始，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共產黨被“徹底地消除”。並說，盡管他已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作為國民黨黨員和一名中國公民，他將繼續履行他的職責，“隻要我還有一口氣。”
最後這句話有點不吉祥。但是，聽到最後這一句誓言的人很少。在蔣看來，而且他也一直這樣認為，他的辭職表明他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人，一個唯一可信賴的“中國的救世主”。
但是，蔣的離職確實緩和了當時的緊張局勢。馮將軍提出的召開安慶會議的建議現在看來已沒有任何意義了。
1927年8月14日，以胡漢民為首的南京方麵的五位主要政客以帶有諷刺意味的古文體聯合給馮玉祥寫了一封信。他們問道：當雙方仍在激戰的時候舉行會談是不是太荒謬了？“玉石和絲綢——友誼的贈品——加上刺刀和長矛——戰爭的武器，被交替和同時使用，這不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了嗎？”
當蔣的辭職被宣布的時候，他已於8月12日前離開了南京，踏上了返回家鄉奉化的路程，隨行的保鏢二百人。他在上海逗留了幾天；隨後，胡漢民等人一路跟隨著他。
家鄉的群山挺拔寧靜，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住所安置在雪竇寺。這是浙江一座山脊上的佛教寺院。隨行人員住在溪口，這裏是他的出生地，離蔣的住地約六英裏，地勢低3000多英尺。
蔣向追隨而來的美國來賓聲稱，他打算在今後的五年裏走訪國外，學習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這話或許帶有瞬間的誠意。
一個新聞記者寫道：“他的引退是一個神話，”
蔣身披中國式的長袍，顯出一種學者的風度和守舊的外觀，這與軍事政治家那種生氣勃勃的形象頗為不符。大量的信件送到他的手裏。
周恩來此刻到了江西省省會南昌。他了解到一部分由共產黨軍官領導的部隊駐紮並活動於這一城市附近。他和他的同事們認為，如果這些共產黨人發動一次起義，並把他們的部隊拉過來，那麽共產黨就可能有一支自己的核心武裝力量。而且，當時南昌公安局的領導人是朱德將軍，他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其他人後來也都功名顯赫，其中包括林彪和陳毅。
共產黨占領了南昌城，但後又失守，因為一名國民黨軍官並不像他們先前所料想的那樣贊同這一計劃。
盡管武漢方麵也開始迫害共產黨，但並無跡象表明他們擁護蔣介石。
東部軍閥孫傳芳乘機利用武漢與南京之間的敵意，發起了一次反攻，把蔣的部隊趕出了他們所占領的長江北岸的幾乎所有的地盤。武漢軍隊繼續向南對蔣發動進攻，這樣蔣就抽不出軍隊來抵擋孫傳芳了。
馮玉祥為了自己的利益，同時出於為蔣著想的目的，試圖在此刻發揮一點兒作用。他建議武漢與南京兩個對立政府各派代表，在他認為是“中立”的吉祥寶地安慶舉行會談。
按照馮的意思，他於8月份在鄭州與蔣舉行第二次會談。開始時，蔣曾派穆斯林馬福湘將軍帶去一個友好的消息：“蔣願意和你結拜為兄弟，”馮的回答是：“大好了。”馮玉祥繼續講道：
於是，蔣和我彼此交換了生辰八字，成了結拜兄弟，那次會上，我們相互叩頭四次（為的是完成這一結拜儀式）。
蔣問我，“現在我們已經成了最好的朋友，你準備怎樣開導我呢？”我告訴他：“人民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應該做他們所希望的事，而不做他們所厭惡的事。”
“還有別的嗎，大哥？”蔣又問道。我說：“如果我們能做到剛才我說的那些，那我們就可以實施孫中山博士的三民主義了。既然你再一次問我，我就這樣告訴你，我們必須毫不含糊地與我們的士兵同甘苦，共患難。他們吃什麽，我們吃什麽；他們穿什麽，我們穿什麽。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革命就會成功。”
蔣回答到：“很好，我們必須這麽做。”
蔣介石可能看到隻有一個辦法才能打破這一僵局：既然他是爭議的真正所在，那麽他不得不走。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屢次提出辭職。
1927年8月13日，他發表了一篇辭職聲明。聲明中說：
“老百姓的視力和聽力已開始失去往日的敏銳和靈敏。在近三個月至四個月的日子裏，北伐幾乎進展到山東邊界。為什麽我們向前推進得那麽快？而為什麽我們現在的速度又這樣慢？請靜靜地想一想，細心地考慮一下吧，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至於他本人，他一直在考慮辭職這件事，但在時機還不成熟時，他不能過早辭職。如果他過早辭職，“那麽，我黨將承受如下苦難。第一，我們將失去靈魂，隻留下肉體。星星將脫離自己的位置，事物將相互轉換，我擔心就連國民黨這一名稱恐怕也不復存在……”
他說，他希望武漢的同僚們能夠加入到南京方麵來，北伐重新開始，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共產黨被“徹底地消除”。並說，盡管他已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作為國民黨黨員和一名中國公民，他將繼續履行他的職責，“隻要我還有一口氣。”
最後這句話有點不吉祥。但是，聽到最後這一句誓言的人很少。在蔣看來，而且他也一直這樣認為，他的辭職表明他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人，一個唯一可信賴的“中國的救世主”。
但是，蔣的離職確實緩和了當時的緊張局勢。馮將軍提出的召開安慶會議的建議現在看來已沒有任何意義了。
1927年8月14日，以胡漢民為首的南京方麵的五位主要政客以帶有諷刺意味的古文體聯合給馮玉祥寫了一封信。他們問道：當雙方仍在激戰的時候舉行會談是不是太荒謬了？“玉石和絲綢——友誼的贈品——加上刺刀和長矛——戰爭的武器，被交替和同時使用，這不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了嗎？”
當蔣的辭職被宣布的時候，他已於8月12日前離開了南京，踏上了返回家鄉奉化的路程，隨行的保鏢二百人。他在上海逗留了幾天；隨後，胡漢民等人一路跟隨著他。
家鄉的群山挺拔寧靜，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住所安置在雪竇寺。這是浙江一座山脊上的佛教寺院。隨行人員住在溪口，這裏是他的出生地，離蔣的住地約六英裏，地勢低3000多英尺。
蔣向追隨而來的美國來賓聲稱，他打算在今後的五年裏走訪國外，學習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這話或許帶有瞬間的誠意。
一個新聞記者寫道：“他的引退是一個神話，”
蔣身披中國式的長袍，顯出一種學者的風度和守舊的外觀，這與軍事政治家那種生氣勃勃的形象頗為不符。大量的信件送到他的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