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在電報中說，他打算把兩個同事送往法國，以便請汪回來負責黨務。
但是，蔣並不知道汪的用意，後來，他才知道汪給他寫信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他對汪的疑慮，並且使他確信，在適當時候汪會回來，事實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來，一回來，就開始抨擊蔣。
汪把大部分時間用來進行黨內的調解緩和，而蔣則主要在前線忙於戰事。雖然他以總司令的身份控製著武裝部隊，並且通過其他職務控製著黨和政府，但他還必須對執行委員會負責。
在該委員會中，支持他的人被動、沉默，而他的對手們則主動、活躍。這個委員會並不大，隻有36個成員，但其中16個是反對派，當然，隻有7位是共產黨員，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進派，他們都反對蔣大權獨攬，專製獨裁。
非共產黨的反對派包括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於受到美國的支持，他很有份量），還有被暗殺的左派領袖、財政部長廖仲愷的夫人。此外，還有宋慶齡的繼子和其他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姓鄧，他曾是蔣最信任的助手，後來轉向激進的一方，不再忠於蔣了。他最後被蔣殺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東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含糊不清的反蔣決議。該決議譴責個人專權，卻不指名道姓。執委會還召請汪精衛回國，並贊同國共合作。
在莫斯科，蘇聯領導人帶著滿意和希望觀察著中國形勢的發展。蔣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進革命（這正是他們需要他做的）。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機會將輪到中國共產黨。的確，對於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國顧問和在國民黨中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並不是一種奢望。
隨著北伐的推進，政府仍留在廣東顯得不便。蔣要求遷都南昌，因為蔣介石的軍隊都駐紮在南昌。
但大多數中央委員願意留在武漢。
在武漢，人們曾就軍人幹政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另外，共產黨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業區武漢比在南昌更能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
由於多數人主張遷都武漢，蔣作了讓步，同意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對這一決定又感到非常後悔。實際上，在政府遷至武漢之前，共產黨及其同盟者就來到了武昌。
在這裏，他們建立了一個國務院的聯合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非共產黨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還有俄國人鮑羅廷，他在背後對政策施加決定性影響。
在12月13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新的委員會代表黨和政府選舉了它的領導機關。雖然該機構是臨時性的、但從那以後，武漢成了反蔣中心。
反蔣活動仍在繼續進行，蔣發現自己被描述成“軍閥”或“獨裁者”。很多地方掛著他的肖像，肖像的一邊是希特勒，另一邊是墨索裏尼。
蔣怎麽辦呢？沒有人會在對立中讓步。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在武漢試圖說服該委員會放棄敵對態度，但毫無進展。此時，廣州政府已遷至武漢，從1927年1月1日起開始辦公。
共產黨認為他們已穩操勝券。一年來，他們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試圖贏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贏得上海、廣州、漢口等大工業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這是他們作為虔誠的馬列主義者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們不能離開中國城市工人人數很少而農村卻有成千上萬農民的這一事實。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麵對這些明顯的事實辦事的時候，受到了教條的束縛。
但早在1926年，共產國際就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
當然，毛是真正理解農民的，他也是一個組織天才。隻有他能將那些民眾組織起來，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國民黨曾讓他擔任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他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後來，他又在武漢擔任了農民協會主席。他於1927年3月寫了一篇報告，是在湖南省五個地區現場調查的結果，文章字裏行間充滿著力量和對農民的情感。他認為，農民運動象暴風驟雨，象狂飆，能將帝國主義、軍閥和土豪劣紳統統掃進墳墓。
然而在當時，問題的實質在於：共產黨是將局勢控製在自己手中，還是繼續讓國民黨領導革命，隻在國民黨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進時，共產黨才取而代之。
史達林和他的使者叫他們不要走得太快（有一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這個人就是托洛茨基。他總是鼓勵他的中國同誌與國民黨斷絕關係，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聽從俄國人的話，他們就會不知所措。共產國際曾派美國人厄爾布勞德、法國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國人托馬斯·曼來到中國。1927年初，這些人在廣州和武漢發表鼓動性演說，其主題之上是促使外國軍隊譁變。
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們的腳下開始“地震”了。與外國來的共產黨相比，武漢政府幾乎沒有鼓動性.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們高舉著牌子，上麵寫著：“該死的帝國主義”。政治壓力開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強迫罰款，有的被處死。在漢口，有27家本國的銀行被迫關閉。
蔣沒有捲入其中。他把中國的災難無條件地歸結為外國的掠奪，但他並沒有斷絕與其極端憎恨的外國人的聯繫。
但是，蔣並不知道汪的用意，後來，他才知道汪給他寫信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他對汪的疑慮，並且使他確信，在適當時候汪會回來，事實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來，一回來，就開始抨擊蔣。
汪把大部分時間用來進行黨內的調解緩和，而蔣則主要在前線忙於戰事。雖然他以總司令的身份控製著武裝部隊，並且通過其他職務控製著黨和政府，但他還必須對執行委員會負責。
在該委員會中，支持他的人被動、沉默，而他的對手們則主動、活躍。這個委員會並不大，隻有36個成員，但其中16個是反對派，當然，隻有7位是共產黨員，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進派，他們都反對蔣大權獨攬，專製獨裁。
非共產黨的反對派包括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於受到美國的支持，他很有份量），還有被暗殺的左派領袖、財政部長廖仲愷的夫人。此外，還有宋慶齡的繼子和其他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姓鄧，他曾是蔣最信任的助手，後來轉向激進的一方，不再忠於蔣了。他最後被蔣殺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東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含糊不清的反蔣決議。該決議譴責個人專權，卻不指名道姓。執委會還召請汪精衛回國，並贊同國共合作。
在莫斯科，蘇聯領導人帶著滿意和希望觀察著中國形勢的發展。蔣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進革命（這正是他們需要他做的）。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機會將輪到中國共產黨。的確，對於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國顧問和在國民黨中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並不是一種奢望。
隨著北伐的推進，政府仍留在廣東顯得不便。蔣要求遷都南昌，因為蔣介石的軍隊都駐紮在南昌。
但大多數中央委員願意留在武漢。
在武漢，人們曾就軍人幹政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另外，共產黨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業區武漢比在南昌更能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
由於多數人主張遷都武漢，蔣作了讓步，同意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對這一決定又感到非常後悔。實際上，在政府遷至武漢之前，共產黨及其同盟者就來到了武昌。
在這裏，他們建立了一個國務院的聯合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非共產黨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還有俄國人鮑羅廷，他在背後對政策施加決定性影響。
在12月13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新的委員會代表黨和政府選舉了它的領導機關。雖然該機構是臨時性的、但從那以後，武漢成了反蔣中心。
反蔣活動仍在繼續進行，蔣發現自己被描述成“軍閥”或“獨裁者”。很多地方掛著他的肖像，肖像的一邊是希特勒，另一邊是墨索裏尼。
蔣怎麽辦呢？沒有人會在對立中讓步。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在武漢試圖說服該委員會放棄敵對態度，但毫無進展。此時，廣州政府已遷至武漢，從1927年1月1日起開始辦公。
共產黨認為他們已穩操勝券。一年來，他們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試圖贏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贏得上海、廣州、漢口等大工業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這是他們作為虔誠的馬列主義者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們不能離開中國城市工人人數很少而農村卻有成千上萬農民的這一事實。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麵對這些明顯的事實辦事的時候，受到了教條的束縛。
但早在1926年，共產國際就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
當然，毛是真正理解農民的，他也是一個組織天才。隻有他能將那些民眾組織起來，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國民黨曾讓他擔任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他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後來，他又在武漢擔任了農民協會主席。他於1927年3月寫了一篇報告，是在湖南省五個地區現場調查的結果，文章字裏行間充滿著力量和對農民的情感。他認為，農民運動象暴風驟雨，象狂飆，能將帝國主義、軍閥和土豪劣紳統統掃進墳墓。
然而在當時，問題的實質在於：共產黨是將局勢控製在自己手中，還是繼續讓國民黨領導革命，隻在國民黨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進時，共產黨才取而代之。
史達林和他的使者叫他們不要走得太快（有一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這個人就是托洛茨基。他總是鼓勵他的中國同誌與國民黨斷絕關係，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聽從俄國人的話，他們就會不知所措。共產國際曾派美國人厄爾布勞德、法國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國人托馬斯·曼來到中國。1927年初，這些人在廣州和武漢發表鼓動性演說，其主題之上是促使外國軍隊譁變。
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們的腳下開始“地震”了。與外國來的共產黨相比，武漢政府幾乎沒有鼓動性.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們高舉著牌子，上麵寫著：“該死的帝國主義”。政治壓力開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強迫罰款，有的被處死。在漢口，有27家本國的銀行被迫關閉。
蔣沒有捲入其中。他把中國的災難無條件地歸結為外國的掠奪，但他並沒有斷絕與其極端憎恨的外國人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