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蔣回到汪的辦公室說：
“領導國民革命的實權不應落入俄國人之手；即使與第三國際進行聯絡也應劃清某種界限。我們決不能喪失自己的決定權。”
以上的談話情形是在事件發生大約30年後，蔣介石記錄下來的。
整個事情的發展令人煩惱不安，蔣常常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度過了稍微平靜的一天，許多天以來第一次度過了一個心境寧靜的晚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有人兩次企圖殺害蔣，均未成功。
為了當時和將來使用，他開始搜集在廣東的那些潛在的對手和陰謀者的個人檔案，並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秘密機構，監視來自各方麵的可疑人員。
對於蔣辭職的問題，汪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意見。但是，他開始隱晦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趁著局勢還好的時候離開廣東，繼續呆下去可能會給自己的生命帶來危險。雖然蔣當時的處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繼續呆下去，他可能會遭暗殺。如果離開，他又要對擅離職守負責。更糟糕的是，他發現蘇聯人了解到他與汪精衛之間的交易，據此，他認為汪正在與蘇聯人勾結。
接著便是“3·20事件”（“中山艦事件”）。
蔣聲稱中山艦開到黃埔，“是共產黨的一個陰謀”，他以廣東警備司令的名義宣布了戒嚴令。
根據他的命令，25名共產黨員被逮捕或受到嚴密監視，其中包括周恩來。1926年3月20日淩晨3點，在廣東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麵事件”後，為支持全麵罷工而成立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武裝糾察隊，這一次也被繳械。軍隊進駐總工會和中山艦，蘇聯顧問被軟禁。
由於完全沒有準備，蔣對共產黨的突然襲擊是毀滅性的。中共和俄國人都沒有事先覺察。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後，有人告訴他，在蔣早些時候訪蘇時，給人的印象是比俄國人所見到的其它中國人還要左，還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國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感到驚訝。馮寫到：“他們無法想像出發生了什麽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承認在這次間接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他對緊張局勢感到厭倦。
21日，蔣試圖給他寫信，但又不知從何說起。蔣在日記中寫道：
“我既不想對朋友虛情假意，又不能夠向他傾吐肺腑，所以，很難下筆。”22日，由汪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會上他以使蔣感到奇怪的熱情認可了蔣的行動。
第二天，汪失蹤了，表麵理由是治病。後來，汪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懷疑和厭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擔政治責任了。”5月份，胡漢民從俄國回來不久，汪精衛便去了法國，他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蔣向他道歉並請他回國，但汪深感傷害、羞辱、不可諒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裏。
這樣一來，蔣成了國民黨中占壓倒優勢的人物。在他的對手中，一個死了，另一個由於受到懷疑而飄泊海外，還有一個也將受到驅逐。
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
“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麵，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蔣對俄國人和中共的打擊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蔣給他的學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希望，他寫道：“孫先生認為，容納共產黨是我們的革命原則。我也認為，如果不容納共產黨，革命戰線就不能統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認為“西山會議”是個錯誤。
事件的發生表明，蔣自從訪蘇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反共者。
但蔣自己在敘述這些事件的時候很謹慎，沒有提到這方麵的內容，這樣他就可以不對自己的矛盾行為作出解釋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蔣要擔任國民革命的領袖，而他的北方對手又依賴其他勢力的活，那麽，他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因而蔣當時還不能完全和共產黨與俄國人鬧翻。
另外，右派領袖胡漢民即將從俄國回來，蔣從左派那裏抓到了領導權，也不會把它交給右派。事實上，當胡漢民5月份從俄國回到廣東時，就沒有被安排任何職務，他在廣東呆了幾天就到上海去了。
蔣在採取鎮壓行動以後，又表示要改善“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4月29日，鮑羅廷回到廣東同蔣進行了多次會晤。5月15日，蔣介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他第一次主持了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通過了一項在黨內限製共產黨的新規則，鮑羅廷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蔣極為老練地擴大了自己的戰果，他甚至通過解散“孫文學會”來表示他的“讓步”。然而，共產黨卻喪失了許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傳部門的職務（允許他繼續保留農講所負責人的職務，在那裏，他繼續培訓農民鼓動者，後來打敗了蔣介石），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也被解除了重要職務。
4月初，蔣向國民黨提出了一個關於北伐的詳盡計劃。6月5日，他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軍事部部長。
“領導國民革命的實權不應落入俄國人之手；即使與第三國際進行聯絡也應劃清某種界限。我們決不能喪失自己的決定權。”
以上的談話情形是在事件發生大約30年後，蔣介石記錄下來的。
整個事情的發展令人煩惱不安，蔣常常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度過了稍微平靜的一天，許多天以來第一次度過了一個心境寧靜的晚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有人兩次企圖殺害蔣，均未成功。
為了當時和將來使用，他開始搜集在廣東的那些潛在的對手和陰謀者的個人檔案，並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秘密機構，監視來自各方麵的可疑人員。
對於蔣辭職的問題，汪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意見。但是，他開始隱晦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趁著局勢還好的時候離開廣東，繼續呆下去可能會給自己的生命帶來危險。雖然蔣當時的處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繼續呆下去，他可能會遭暗殺。如果離開，他又要對擅離職守負責。更糟糕的是，他發現蘇聯人了解到他與汪精衛之間的交易，據此，他認為汪正在與蘇聯人勾結。
接著便是“3·20事件”（“中山艦事件”）。
蔣聲稱中山艦開到黃埔，“是共產黨的一個陰謀”，他以廣東警備司令的名義宣布了戒嚴令。
根據他的命令，25名共產黨員被逮捕或受到嚴密監視，其中包括周恩來。1926年3月20日淩晨3點，在廣東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麵事件”後，為支持全麵罷工而成立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武裝糾察隊，這一次也被繳械。軍隊進駐總工會和中山艦，蘇聯顧問被軟禁。
由於完全沒有準備，蔣對共產黨的突然襲擊是毀滅性的。中共和俄國人都沒有事先覺察。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後，有人告訴他，在蔣早些時候訪蘇時，給人的印象是比俄國人所見到的其它中國人還要左，還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國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感到驚訝。馮寫到：“他們無法想像出發生了什麽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承認在這次間接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他對緊張局勢感到厭倦。
21日，蔣試圖給他寫信，但又不知從何說起。蔣在日記中寫道：
“我既不想對朋友虛情假意，又不能夠向他傾吐肺腑，所以，很難下筆。”22日，由汪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會上他以使蔣感到奇怪的熱情認可了蔣的行動。
第二天，汪失蹤了，表麵理由是治病。後來，汪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懷疑和厭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擔政治責任了。”5月份，胡漢民從俄國回來不久，汪精衛便去了法國，他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蔣向他道歉並請他回國，但汪深感傷害、羞辱、不可諒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裏。
這樣一來，蔣成了國民黨中占壓倒優勢的人物。在他的對手中，一個死了，另一個由於受到懷疑而飄泊海外，還有一個也將受到驅逐。
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
“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麵，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蔣對俄國人和中共的打擊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蔣給他的學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希望，他寫道：“孫先生認為，容納共產黨是我們的革命原則。我也認為，如果不容納共產黨，革命戰線就不能統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認為“西山會議”是個錯誤。
事件的發生表明，蔣自從訪蘇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反共者。
但蔣自己在敘述這些事件的時候很謹慎，沒有提到這方麵的內容，這樣他就可以不對自己的矛盾行為作出解釋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蔣要擔任國民革命的領袖，而他的北方對手又依賴其他勢力的活，那麽，他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因而蔣當時還不能完全和共產黨與俄國人鬧翻。
另外，右派領袖胡漢民即將從俄國回來，蔣從左派那裏抓到了領導權，也不會把它交給右派。事實上，當胡漢民5月份從俄國回到廣東時，就沒有被安排任何職務，他在廣東呆了幾天就到上海去了。
蔣在採取鎮壓行動以後，又表示要改善“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4月29日，鮑羅廷回到廣東同蔣進行了多次會晤。5月15日，蔣介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他第一次主持了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通過了一項在黨內限製共產黨的新規則，鮑羅廷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蔣極為老練地擴大了自己的戰果，他甚至通過解散“孫文學會”來表示他的“讓步”。然而，共產黨卻喪失了許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傳部門的職務（允許他繼續保留農講所負責人的職務，在那裏，他繼續培訓農民鼓動者，後來打敗了蔣介石），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也被解除了重要職務。
4月初，蔣向國民黨提出了一個關於北伐的詳盡計劃。6月5日，他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軍事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