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那時候蔣就考慮在短期內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因為孫逸仙仍然健在，而且隻有58歲，相對而言還是年輕的。
在1924年6月16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
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淩晨5時起床，清理臥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採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麵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繫，是因為孫博士倡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稜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逸仙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軍校的資金很缺乏。因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窮。
當時，雲南和廣西的兩支軍閥部隊占領著廣東，他們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他們曾幫助孫打敗了陳炯明。事實上，這兩支軍隊的司令楊和劉對革命並無特別興趣，隻想飽肥私囊。
與其它地方的大軍閥和土匪一樣，他們也非法強徵稅款，而且從富裕的地方商人那裏敲榨勒索。孫的稅收法和實施權力是有限的。楊和劉對黃埔軍校持敵視態度，因為這所學校正在訓練一批似乎要給這些軍閥製造麻煩的軍官，所以，他們繼續為自己大肆進行掠奪。
孫仍不能得到海關稅的收入。北京政權擁有獲得在付完庚子賠款後的海關剩餘收入的權利，而這是被與此利益相關的各國列強們所承認的。1923年春天，孫博士曾要求允許他的政府獲得廣東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拒絕了孫的請求。
同年11月，孫公開宣稱他將通過武力奪取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們在英國的煽動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強大的國際聯合海軍艦隊開赴廣東，孫博士義憤填膺，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布如果列強們不幫助他，他將轉而求助於蘇俄。
當英國工黨政府於1924年1月上台執政時，孫的希望上升了，並以國民黨的名義發賀電給拉姆齊、麥克唐納，但麥克唐納沒有承認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正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不久，列寧去世的消息傳到廣東，國民黨發出了一份電報。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熱情謝電，不過，從心理角度上講，這種氣氛並不可能更有利於與莫斯科合作。
廣州的商人以特別的厭惡眼光來看待孫的“中央政府”，這不僅是由於孫的權力機構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於孫的政府正在和國內外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聯合。商人們於1924年5月威脅說：如果向我們徵稅，我們就罷市。
幾星期後，使人不安的報告送到了孫那裏：商人們正在武裝一支9000人的私人軍隊以反抗孫的政府，一艘載有9000支來福槍的挪威船隻不久將駛進廣州港。這一新的挑戰打斷了孫的演講計劃，怎麽辦？他所信任的大部分軍官正忙於他事，這使得孫轉而起用蔣介石。
接下來發生的這場危機頗有喜劇色彩。蔣毫不妥協地派他的全副武裝的軍校學生登上挪威船隻，將來福槍轉運到軍校。
商人們繼而進行罷市，蔣則通過宣布實行戒嚴法來進行反擊。
此時，北京發生的混亂事件象磁鐵一樣吸引著孫的注意力，他準備開始發動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孫缺乏資金，而商人們卻有很多錢。
這時，背信棄義的楊（“友好的”雲南軍隊的首領）誇下海口：如果將來福槍還給商人們，他將負責從他們那兒徵收100萬元（中國銀元）的罰金。
這不是那種蔣介石感興趣的建議，蔣堅決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不要相信這些商人。
這時英國駐廣東總領事也插手了這件事，看來，如果激怒商人，英國皇家海軍有可能炮擊中國軍隊。
在1924年6月16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
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淩晨5時起床，清理臥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採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麵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繫，是因為孫博士倡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稜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逸仙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軍校的資金很缺乏。因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窮。
當時，雲南和廣西的兩支軍閥部隊占領著廣東，他們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他們曾幫助孫打敗了陳炯明。事實上，這兩支軍隊的司令楊和劉對革命並無特別興趣，隻想飽肥私囊。
與其它地方的大軍閥和土匪一樣，他們也非法強徵稅款，而且從富裕的地方商人那裏敲榨勒索。孫的稅收法和實施權力是有限的。楊和劉對黃埔軍校持敵視態度，因為這所學校正在訓練一批似乎要給這些軍閥製造麻煩的軍官，所以，他們繼續為自己大肆進行掠奪。
孫仍不能得到海關稅的收入。北京政權擁有獲得在付完庚子賠款後的海關剩餘收入的權利，而這是被與此利益相關的各國列強們所承認的。1923年春天，孫博士曾要求允許他的政府獲得廣東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拒絕了孫的請求。
同年11月，孫公開宣稱他將通過武力奪取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們在英國的煽動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強大的國際聯合海軍艦隊開赴廣東，孫博士義憤填膺，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布如果列強們不幫助他，他將轉而求助於蘇俄。
當英國工黨政府於1924年1月上台執政時，孫的希望上升了，並以國民黨的名義發賀電給拉姆齊、麥克唐納，但麥克唐納沒有承認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正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不久，列寧去世的消息傳到廣東，國民黨發出了一份電報。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熱情謝電，不過，從心理角度上講，這種氣氛並不可能更有利於與莫斯科合作。
廣州的商人以特別的厭惡眼光來看待孫的“中央政府”，這不僅是由於孫的權力機構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於孫的政府正在和國內外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聯合。商人們於1924年5月威脅說：如果向我們徵稅，我們就罷市。
幾星期後，使人不安的報告送到了孫那裏：商人們正在武裝一支9000人的私人軍隊以反抗孫的政府，一艘載有9000支來福槍的挪威船隻不久將駛進廣州港。這一新的挑戰打斷了孫的演講計劃，怎麽辦？他所信任的大部分軍官正忙於他事，這使得孫轉而起用蔣介石。
接下來發生的這場危機頗有喜劇色彩。蔣毫不妥協地派他的全副武裝的軍校學生登上挪威船隻，將來福槍轉運到軍校。
商人們繼而進行罷市，蔣則通過宣布實行戒嚴法來進行反擊。
此時，北京發生的混亂事件象磁鐵一樣吸引著孫的注意力，他準備開始發動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孫缺乏資金，而商人們卻有很多錢。
這時，背信棄義的楊（“友好的”雲南軍隊的首領）誇下海口：如果將來福槍還給商人們，他將負責從他們那兒徵收100萬元（中國銀元）的罰金。
這不是那種蔣介石感興趣的建議，蔣堅決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不要相信這些商人。
這時英國駐廣東總領事也插手了這件事，看來，如果激怒商人，英國皇家海軍有可能炮擊中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