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希望列寧能會見他，但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此時已處於昏迷狀態，蔣介石與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見了麵，尤其是與托洛茨基進行了幾次長談。
使蔣介石吃驚的是，許多蘇聯領導人都十分敬重孫中山，而且最真誠與國民黨合作的多是猶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蘇聯將給予全力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他請蔣轉告孫中山：“蘇聯將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將給予積極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蘇聯不會直接出兵。”
列寧的病情日益惡化，蔣注意到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國際派和以史達林為首的國內派為爭奪權力的鬥爭已日趨顯著（蔣介石當時似乎沒見過史達林）。
使蔣介石擔憂的是，中蘇合作是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的，蔣認為，一旦蘇聯政權得以鞏固，它就會恢復沙皇時代的帝國野心。
蔣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這些都寫了出來。1924年3月14日，他從奉化給一個國民黨高級官員發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蘇聯共產黨不值得信賴，並且他在蘇聯遇到的黨員，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他繼續寫到：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蔣介石的這封信在國民黨常務委員中進行了傳閱。但是，他的信和報告在國共合作的熱烈氣氛下，絲毫沒有產生作用。
當蔣介石不在廣州時，鮑羅廷正好到來，在廖仲愷的建議下，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
孫中山看來完全被鮑羅廷的個人風度和性格迷住了。
鮑羅廷是個典型的世界主義者和革命冒險家。他幼年時被送往美國，在那兒接受教育。後來他在芝加哥開辦了一所商業學校，並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鮑羅廷是他的化名，共產國際先後派他去過墨西哥、蘇格蘭（在這裏被驅逐過）和土耳其。
鮑羅廷來到廣州時，還帶了一封蘇聯的信函，宣布放棄沙皇時期侵占的中國領土。
鮑羅廷很快贏得國民黨領導人的信任，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個人風度、他的真誠，而且是由於他的個人信念及對三民主義的完全支持。
蔣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廣州。他回到中國後，先回了溪口。孫中山再次對蔣的目無紀律感到不滿。1923年12月24日他發了封電報給蔣，說他此行蘇聯責任重大，應速回廣東報告旅蘇情況，詳細製定中蘇合作計劃。他還寫到，我們尊重你關於政治形勢的意見和你的建議，我們想與你商討此事。
蔣介石不甚情願地中斷了他的個人安排，回到了廣州。他向孫中山解釋說，在他去蘇聯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誠的，是願意幫助國民黨的。但是，蘇聯之行使他失望了。從短期利益來看，“聯俄容共”可能會形成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力量；但是從長遠來看：蘇聯的世界革命計劃比老的殖民者對中國的獨立具有更大的威脅。
同以往一樣，孫中山又一次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他認為，目前的革命形勢迫切需要國共合作，對待共產黨的唯一辦法是，將他們置於國民黨的領導和控製之下。這樣，就能進行北伐，而一旦北伐勝利，就能實現三民主義。
蔣介石徒勞的努力使國民黨領導人開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連串的反問：難道蘇聯沒有承認國民黨是唯一能領導民族革命的黨嗎？難道不是蘇聯敦促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並接受其領導嗎？越飛不是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嗎？
根據國民黨的官方檔案，孫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聯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將其理解為“聯俄聯共”。
蔣回到廣州後不幾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憂心忡忡的蔣介石參加了大會，他發現國民黨黨員已經開始受新加入的共產黨員的影響。
這些中共黨員很好地利用了他們與蘇聯的特殊關係，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言說：
“我們作為個人而不是組織加入國民黨。也許有人說我們是雙重黨籍，但是不能說國民黨是黨中有黨……我們加入國民黨並同時保留中共黨員的資格，這是公開的值得讚揚的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動。”
蔣回憶說，李大釗的講話起到了預期的效果。國民黨的所有疑慮都消失了，國民黨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然而，中共黨員通過秘密組織，迅速擴大了它的影響範圍。
大會正式通過了鮑羅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釗和毛澤東等八名共產黨員被選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1月24日，大會即將閉幕時，蔣被任命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主席，籌劃在距廣州14英裏處的黃埔島開辦學校，並被提名為軍校校長。蔣對與共產黨合作越來越表示懷疑，再次提出辭職，並將籌備工作留給廖仲愷，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孫中山又一次發信和拍電報催他，提醒他要服從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蔣才聽從催勸，返回廣州。
孫中山認為軍校是國家統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訓練優良的隊伍去掃除軍閥勢力。
使蔣介石吃驚的是，許多蘇聯領導人都十分敬重孫中山，而且最真誠與國民黨合作的多是猶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蘇聯將給予全力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他請蔣轉告孫中山：“蘇聯將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將給予積極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蘇聯不會直接出兵。”
列寧的病情日益惡化，蔣注意到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國際派和以史達林為首的國內派為爭奪權力的鬥爭已日趨顯著（蔣介石當時似乎沒見過史達林）。
使蔣介石擔憂的是，中蘇合作是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的，蔣認為，一旦蘇聯政權得以鞏固，它就會恢復沙皇時代的帝國野心。
蔣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這些都寫了出來。1924年3月14日，他從奉化給一個國民黨高級官員發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蘇聯共產黨不值得信賴，並且他在蘇聯遇到的黨員，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他繼續寫到：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蔣介石的這封信在國民黨常務委員中進行了傳閱。但是，他的信和報告在國共合作的熱烈氣氛下，絲毫沒有產生作用。
當蔣介石不在廣州時，鮑羅廷正好到來，在廖仲愷的建議下，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
孫中山看來完全被鮑羅廷的個人風度和性格迷住了。
鮑羅廷是個典型的世界主義者和革命冒險家。他幼年時被送往美國，在那兒接受教育。後來他在芝加哥開辦了一所商業學校，並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鮑羅廷是他的化名，共產國際先後派他去過墨西哥、蘇格蘭（在這裏被驅逐過）和土耳其。
鮑羅廷來到廣州時，還帶了一封蘇聯的信函，宣布放棄沙皇時期侵占的中國領土。
鮑羅廷很快贏得國民黨領導人的信任，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個人風度、他的真誠，而且是由於他的個人信念及對三民主義的完全支持。
蔣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廣州。他回到中國後，先回了溪口。孫中山再次對蔣的目無紀律感到不滿。1923年12月24日他發了封電報給蔣，說他此行蘇聯責任重大，應速回廣東報告旅蘇情況，詳細製定中蘇合作計劃。他還寫到，我們尊重你關於政治形勢的意見和你的建議，我們想與你商討此事。
蔣介石不甚情願地中斷了他的個人安排，回到了廣州。他向孫中山解釋說，在他去蘇聯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誠的，是願意幫助國民黨的。但是，蘇聯之行使他失望了。從短期利益來看，“聯俄容共”可能會形成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力量；但是從長遠來看：蘇聯的世界革命計劃比老的殖民者對中國的獨立具有更大的威脅。
同以往一樣，孫中山又一次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他認為，目前的革命形勢迫切需要國共合作，對待共產黨的唯一辦法是，將他們置於國民黨的領導和控製之下。這樣，就能進行北伐，而一旦北伐勝利，就能實現三民主義。
蔣介石徒勞的努力使國民黨領導人開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連串的反問：難道蘇聯沒有承認國民黨是唯一能領導民族革命的黨嗎？難道不是蘇聯敦促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並接受其領導嗎？越飛不是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嗎？
根據國民黨的官方檔案，孫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聯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將其理解為“聯俄聯共”。
蔣回到廣州後不幾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憂心忡忡的蔣介石參加了大會，他發現國民黨黨員已經開始受新加入的共產黨員的影響。
這些中共黨員很好地利用了他們與蘇聯的特殊關係，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言說：
“我們作為個人而不是組織加入國民黨。也許有人說我們是雙重黨籍，但是不能說國民黨是黨中有黨……我們加入國民黨並同時保留中共黨員的資格，這是公開的值得讚揚的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動。”
蔣回憶說，李大釗的講話起到了預期的效果。國民黨的所有疑慮都消失了，國民黨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然而，中共黨員通過秘密組織，迅速擴大了它的影響範圍。
大會正式通過了鮑羅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釗和毛澤東等八名共產黨員被選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1月24日，大會即將閉幕時，蔣被任命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主席，籌劃在距廣州14英裏處的黃埔島開辦學校，並被提名為軍校校長。蔣對與共產黨合作越來越表示懷疑，再次提出辭職，並將籌備工作留給廖仲愷，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孫中山又一次發信和拍電報催他，提醒他要服從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蔣才聽從催勸，返回廣州。
孫中山認為軍校是國家統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訓練優良的隊伍去掃除軍閥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