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9點30分時，我還沒有享用完比薩和庫爾斯淡啤，我的尋呼機就響了。上麵顯示著一組編碼：t-r-i-d-e-n-t-0-1-0-1，這組編碼代表“海豹突擊隊大院集合”，又或者是在告訴我應該使用哪一道基地大門。這時，我必須直接奔往飛機處集合。
我的各種軍用包都留在“小鳥”直升機上。每一個軍用包都會被封好和貼上代表特定任務的彩色條碼。如果我的物品沒有被正確打好包，我寧願不要它。在一次任務中，一個夥計竟然忘了攜帶可以防止水浸入睡袋的地墊。可想而知，那晚他想睡個好覺的計劃肯定泡湯了。
待命期間，我們隻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回去復命。無論我身在何處，我隻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趕到飛機那裏集合待命。現在，已經開始倒計時了。我和布萊克跳進龐蒂亞克格蘭丹姆跑車，我驅車從比薩店順路回家。
第二章 在最血腥的戰爭中存活下來 （2）
回到家後，我的妻子蘿拉問我：“你要去哪兒？”我聳聳肩，答道：“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也不能告訴你。親愛的，再見！”那是導致我婚姻破裂的一個原因：我總是突然離開，而且不知道何時回來。
怎麽能怪她呢？我更像是娶了我所在的部隊，而不是娶了她。斯馬吉到我家接上我，並把我送到海軍航空基地奧西安納機場。一架特別的熄著火的c-130映入我的眼簾。有時飛機上會安裝噴氣起飛助推器（jato），可以使飛機在較短的起飛跑道上完成起飛，並且快速升空。如遇到有人向你射擊，那這助推器絕對是一個好裝置。隻要看到飛機上有這些助推器，我就能推測出我們的飛行任務凶多吉少，幸而這次我沒有看到它們。
我總算在20點30分之前登上了飛機。飛機裏一片漆黑，藉助儀錶盤上的紅燈，我確認了我的軍用包仍在上麵，還確認了它們的確是我所需要的。我暗暗記下它們所在的位置，以便我穿裝備時可以隨手取過來。
和我並肩作戰的有三名海豹突擊隊狙擊手：卡薩諾瓦、“小巨人”和“索爾普斯”。在海豹突擊隊，很多人都是以外號相稱的。一些傢夥叫我“瓦茲曼”，有人也試圖叫我“豪伊”，但沒有成功，因為我從來不回應這些外號。有時我們會因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而獲得一個外號，比如，一個夥計的外號叫“濕淋淋”；也有一些難懂的外號，比如“bryzinski”，就會變成“字母表”；我還有一個隊友被叫做“三角架”。
卡薩諾瓦是我的射擊搭檔。從維吉尼亞州匡提科的狙擊學校培訓起，我們就在一起。他是很討女人喜歡的。小夥計“小巨人”有大男子情結，這也許就是為什麽他總要在臀部口袋裏配一把很大的蘭德爾軍刀吧。大家都取笑他“小夥計，大軍刀”。索爾普斯是一個老兵，他沒什麽特色——在隊裏是一個不詼諧的、不愛找樂子的人。他隻對何時能回家去見他的“寶貝”老婆感興趣，好像從不關心作戰行動或者發生在我們當中其他人身上的事情。他常常唉聲嘆氣，隊友中沒人真正喜歡他。
我們四個人坐在駕駛艙旁邊的活動掛圖前。這次可能是一次實戰行動，因為給我們布置任務的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來自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的人。他一本正經，有時候我們中間會有人小聲偷笑。有一次他說：“既然你們想笑我就給你們講一個笑話吧。”然後他講了一個關於膀胱功能衰弱的人的笑話，“我們將在這裏巡邏兩次。這裏是吉姆第一次小便的地方，然後這裏是他第二次小便的地方。”既然他講笑話的本領我們已經見識了，我們也知道他不會講笑話，也就閉嘴了。
1980年，我們沒有成功地從美國駐伊大使館內救出那53名美國人質，大家就清楚地知道美國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是不能在特別行動中有效地合作了。在1987年，國防部把所有軍隊內的特種部隊都合併到一個部門，即聯合作戰指揮部，包括像海豹突擊隊和三角洲部隊這樣的精銳之師。
第二章 在最血腥的戰爭中存活下來 （3）
海豹突擊隊和綠色貝雷帽是真正的特種部隊，但也隻有最出眾的士兵才能被選拔到海豹突擊隊和三角洲部隊。聯合作戰指揮部少將威廉·加爾森是我們的上司。這位來自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的長官正用航空照片展示活動掛圖。他說：“好的，先生們，這次是一個tcs（作戰條件與標準）任務。”雖然加爾森召集我們來執行tcs，但他還認為我們不靠譜，懷疑我們是否能達到平時自吹自擂的標準，即在任何時間和任何情況下完成任何任務，包括800碼射程狙擊敵人。少將繼續說道：“你們要在夜晚完成高跳低開動作，傘降在一個既定的著陸點。”高跳低開是指我們要從機艙跳出，先自由落體下落直到接近著陸點時再打開降落傘。若不這樣跳傘意味著陸地上的人會有機會看到或是聽到飛機貼地飛行，高跳低開可以保證我們不容易被偵察到。
高跳高開則不同，我們可能從28000英尺高空跳出機艙，下落5秒就要打開降落傘，然後滑翔大約40英裏抵達著陸點。在亞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和圖森的跳傘訓練課上，我們在空中百裏相隔，但看上去卻離得非常近。高跳高開麵臨的一個困難就是28000英尺高空的極度寒冷，而且是長時間寒冷。著陸後，我都必須把手放入腋下取暖。因為這次是高跳低開，所以寒冷這個問題就不用擔心了。
我的各種軍用包都留在“小鳥”直升機上。每一個軍用包都會被封好和貼上代表特定任務的彩色條碼。如果我的物品沒有被正確打好包，我寧願不要它。在一次任務中，一個夥計竟然忘了攜帶可以防止水浸入睡袋的地墊。可想而知，那晚他想睡個好覺的計劃肯定泡湯了。
待命期間，我們隻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回去復命。無論我身在何處，我隻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趕到飛機那裏集合待命。現在，已經開始倒計時了。我和布萊克跳進龐蒂亞克格蘭丹姆跑車，我驅車從比薩店順路回家。
第二章 在最血腥的戰爭中存活下來 （2）
回到家後，我的妻子蘿拉問我：“你要去哪兒？”我聳聳肩，答道：“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也不能告訴你。親愛的，再見！”那是導致我婚姻破裂的一個原因：我總是突然離開，而且不知道何時回來。
怎麽能怪她呢？我更像是娶了我所在的部隊，而不是娶了她。斯馬吉到我家接上我，並把我送到海軍航空基地奧西安納機場。一架特別的熄著火的c-130映入我的眼簾。有時飛機上會安裝噴氣起飛助推器（jato），可以使飛機在較短的起飛跑道上完成起飛，並且快速升空。如遇到有人向你射擊，那這助推器絕對是一個好裝置。隻要看到飛機上有這些助推器，我就能推測出我們的飛行任務凶多吉少，幸而這次我沒有看到它們。
我總算在20點30分之前登上了飛機。飛機裏一片漆黑，藉助儀錶盤上的紅燈，我確認了我的軍用包仍在上麵，還確認了它們的確是我所需要的。我暗暗記下它們所在的位置，以便我穿裝備時可以隨手取過來。
和我並肩作戰的有三名海豹突擊隊狙擊手：卡薩諾瓦、“小巨人”和“索爾普斯”。在海豹突擊隊，很多人都是以外號相稱的。一些傢夥叫我“瓦茲曼”，有人也試圖叫我“豪伊”，但沒有成功，因為我從來不回應這些外號。有時我們會因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而獲得一個外號，比如，一個夥計的外號叫“濕淋淋”；也有一些難懂的外號，比如“bryzinski”，就會變成“字母表”；我還有一個隊友被叫做“三角架”。
卡薩諾瓦是我的射擊搭檔。從維吉尼亞州匡提科的狙擊學校培訓起，我們就在一起。他是很討女人喜歡的。小夥計“小巨人”有大男子情結，這也許就是為什麽他總要在臀部口袋裏配一把很大的蘭德爾軍刀吧。大家都取笑他“小夥計，大軍刀”。索爾普斯是一個老兵，他沒什麽特色——在隊裏是一個不詼諧的、不愛找樂子的人。他隻對何時能回家去見他的“寶貝”老婆感興趣，好像從不關心作戰行動或者發生在我們當中其他人身上的事情。他常常唉聲嘆氣，隊友中沒人真正喜歡他。
我們四個人坐在駕駛艙旁邊的活動掛圖前。這次可能是一次實戰行動，因為給我們布置任務的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來自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的人。他一本正經，有時候我們中間會有人小聲偷笑。有一次他說：“既然你們想笑我就給你們講一個笑話吧。”然後他講了一個關於膀胱功能衰弱的人的笑話，“我們將在這裏巡邏兩次。這裏是吉姆第一次小便的地方，然後這裏是他第二次小便的地方。”既然他講笑話的本領我們已經見識了，我們也知道他不會講笑話，也就閉嘴了。
1980年，我們沒有成功地從美國駐伊大使館內救出那53名美國人質，大家就清楚地知道美國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是不能在特別行動中有效地合作了。在1987年，國防部把所有軍隊內的特種部隊都合併到一個部門，即聯合作戰指揮部，包括像海豹突擊隊和三角洲部隊這樣的精銳之師。
第二章 在最血腥的戰爭中存活下來 （3）
海豹突擊隊和綠色貝雷帽是真正的特種部隊，但也隻有最出眾的士兵才能被選拔到海豹突擊隊和三角洲部隊。聯合作戰指揮部少將威廉·加爾森是我們的上司。這位來自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的長官正用航空照片展示活動掛圖。他說：“好的，先生們，這次是一個tcs（作戰條件與標準）任務。”雖然加爾森召集我們來執行tcs，但他還認為我們不靠譜，懷疑我們是否能達到平時自吹自擂的標準，即在任何時間和任何情況下完成任何任務，包括800碼射程狙擊敵人。少將繼續說道：“你們要在夜晚完成高跳低開動作，傘降在一個既定的著陸點。”高跳低開是指我們要從機艙跳出，先自由落體下落直到接近著陸點時再打開降落傘。若不這樣跳傘意味著陸地上的人會有機會看到或是聽到飛機貼地飛行，高跳低開可以保證我們不容易被偵察到。
高跳高開則不同，我們可能從28000英尺高空跳出機艙，下落5秒就要打開降落傘，然後滑翔大約40英裏抵達著陸點。在亞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和圖森的跳傘訓練課上，我們在空中百裏相隔，但看上去卻離得非常近。高跳高開麵臨的一個困難就是28000英尺高空的極度寒冷，而且是長時間寒冷。著陸後，我都必須把手放入腋下取暖。因為這次是高跳低開，所以寒冷這個問題就不用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