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變式走得更遠。它承認這種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認識個人的行動或集團的活動為然。但是它認為，要認識社會生活，這種分析是不夠的。如果我們要認識某個社會事件的意義，例如某個政治行為的意義，那麽，光靠目的論的方式是不足以認識它是如何和為什麽引起的。除此以外，我們必須理解它的意義，即它的發生的重要性。“意義”和“重要性”在這裏是什麽意思呢？從我所說的第二種形式的論點來看，回答是：某個社會事件不僅產生某些影響；也不僅遲早導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現本身就改變許多其它事件的境況值（situational value）。這個社會事件創造了一種新的境況，要求在該特定領域內對所有對象和所有行為進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釋。比方說，為了理解在某一個國家中建立一支新軍隊這個事件，就必須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們不分析這種行動的境況值，我們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義和重要性：例如，另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全能保衛自己，而現在也許已經很不夠了。簡而言之，甚至在進一步發生任何實在的變化（物理變化或心理變化）以前，整個社會境況也許已經改變了；因為當有人注意到境況變化時，它有可能早就變了。因此，為了認識社會生活，我們不能隻限於分析事實上的原因和結果，就是說不能隻分析動機，利益和行動所引起的反應；我們必須懂得每一個事件在整體中有著某個待定的作用。這個事件由於它對整體的影響而獲得它的意義，所以它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整體來決定的。
直覺悟性學說的第三種變式，不但完全承認第一和第二種變式所堅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遠，它認為，為了認識某一社會事件的意義或重要性，僅僅分析事件的起因、結果和境況值是不夠的。除了這樣一種分析以外，必須分析那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根本的客觀歷史趨勢和傾向（例如某種傳統或權力的興衰），還必須分析該事件對歷史進程的推動作用，而這個歷史進程又促使這種趨勢的出現。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結果和境況值之外，還要求透徹了解這是在法蘭西共和國發展過程中兩種歷史傾向（民主和貴族，進步和反動）之間的鬥爭的表現。
直覺悟性方法的第三種變式強調歷史的趨勢或傾向，認為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採用從一個歷史時期推出另一個歷史時期的類比推理。雖然它完全承認各個歷史時期有著內在的差異，並且承認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個社會發展時期重複，但它可以承認類似的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許相差很遠的時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認為，這種類同或類似是存在的，例如亞歷山大以前的希臘和俾斯麥以前的南德意誌之間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直覺悟性方法認為，我們應該把某些事件與早期類似事件相比較來評價它們的意義，以便幫助我們預測新的發展——然而，決不能忘記，必須充分考慮到兩個時期之間的必然差異。
因此，我們看到，理解社會事件的意義的方法必須遠遠超越因果解釋。它在性質上必定是整體主義的；其目的必定在於確定該事件在某一複雜結構之內——在某一整體之內所起的作用，該整體不僅包括當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時間前後相繼的短期發展階段。這可以解釋何以直覺悟性方法的第三種變式往往藉助於有機體與集團的類比，何以往往採用例如時代精神那樣的觀念，認為它是所有那些歷史傾向或趨勢的源泉和監督者，對判定社會學事件的意義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覺悟性方法不僅與整體主義觀念相符，它與歷史決定論者強調新穎性也十分一致。因為新穎性不能給予因果解釋或理性解釋，而隻能直覺地把握。而且在討論歷史決定論的泛自然主義學說時，我們將會看到泛自然主義學說和強調歷史傾向或“趨勢”的直覺悟性方法第三種變式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例如，參閱第16節。）
9.數量方法
在歷史決定論者通常所強調的與直覺悟性學說相關的對立和對比中，如下的對立和對比是經常強調的。他們說，在物理學中，事件都是藉助數學公式在數量上進行嚴格而精確的解釋。另一方麵，社會學則較多地從性質上（例如採用衝突的傾向和目的等術語）去認識歷史的發展。
反對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可應用性的議論，絕不是歷史決定論者所特有，而且事實上，這種方法有時甚至被那些持強烈的反歷史決定論觀點的作者們所拒絕。但是反對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某些最有說服力的論點卻很能表明我稱之為歷史決定論的觀點，這裏將討論這些論點。
當我們考慮反對在社會學中使用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時，必定會因我們的反對態度看來與事實相違而立刻遇到強烈的反對。因為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實際上正極其成功地應用於某些社會科學領域。麵對這種情況，又怎樣能夠否認它們是可以應用的呢？
針對這種不同意見，歷史決定論思維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論點。也可以對數量的和數學的觀點提出反對意見。
歷史決定論者可以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在社會科學的統計方法與物理學的數量——數學方法之間仍有巨大差別。社義科學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數學公式所表示的物理學因果律相提並論。
直覺悟性學說的第三種變式，不但完全承認第一和第二種變式所堅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遠，它認為，為了認識某一社會事件的意義或重要性，僅僅分析事件的起因、結果和境況值是不夠的。除了這樣一種分析以外，必須分析那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根本的客觀歷史趨勢和傾向（例如某種傳統或權力的興衰），還必須分析該事件對歷史進程的推動作用，而這個歷史進程又促使這種趨勢的出現。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結果和境況值之外，還要求透徹了解這是在法蘭西共和國發展過程中兩種歷史傾向（民主和貴族，進步和反動）之間的鬥爭的表現。
直覺悟性方法的第三種變式強調歷史的趨勢或傾向，認為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採用從一個歷史時期推出另一個歷史時期的類比推理。雖然它完全承認各個歷史時期有著內在的差異，並且承認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個社會發展時期重複，但它可以承認類似的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許相差很遠的時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認為，這種類同或類似是存在的，例如亞歷山大以前的希臘和俾斯麥以前的南德意誌之間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直覺悟性方法認為，我們應該把某些事件與早期類似事件相比較來評價它們的意義，以便幫助我們預測新的發展——然而，決不能忘記，必須充分考慮到兩個時期之間的必然差異。
因此，我們看到，理解社會事件的意義的方法必須遠遠超越因果解釋。它在性質上必定是整體主義的；其目的必定在於確定該事件在某一複雜結構之內——在某一整體之內所起的作用，該整體不僅包括當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時間前後相繼的短期發展階段。這可以解釋何以直覺悟性方法的第三種變式往往藉助於有機體與集團的類比，何以往往採用例如時代精神那樣的觀念，認為它是所有那些歷史傾向或趨勢的源泉和監督者，對判定社會學事件的意義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覺悟性方法不僅與整體主義觀念相符，它與歷史決定論者強調新穎性也十分一致。因為新穎性不能給予因果解釋或理性解釋，而隻能直覺地把握。而且在討論歷史決定論的泛自然主義學說時，我們將會看到泛自然主義學說和強調歷史傾向或“趨勢”的直覺悟性方法第三種變式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例如，參閱第16節。）
9.數量方法
在歷史決定論者通常所強調的與直覺悟性學說相關的對立和對比中，如下的對立和對比是經常強調的。他們說，在物理學中，事件都是藉助數學公式在數量上進行嚴格而精確的解釋。另一方麵，社會學則較多地從性質上（例如採用衝突的傾向和目的等術語）去認識歷史的發展。
反對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可應用性的議論，絕不是歷史決定論者所特有，而且事實上，這種方法有時甚至被那些持強烈的反歷史決定論觀點的作者們所拒絕。但是反對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某些最有說服力的論點卻很能表明我稱之為歷史決定論的觀點，這裏將討論這些論點。
當我們考慮反對在社會學中使用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時，必定會因我們的反對態度看來與事實相違而立刻遇到強烈的反對。因為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實際上正極其成功地應用於某些社會科學領域。麵對這種情況，又怎樣能夠否認它們是可以應用的呢？
針對這種不同意見，歷史決定論思維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論點。也可以對數量的和數學的觀點提出反對意見。
歷史決定論者可以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在社會科學的統計方法與物理學的數量——數學方法之間仍有巨大差別。社義科學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數學公式所表示的物理學因果律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