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賦稅徵收基本上沿用唐宋以來的兩稅法，田賦分夏稅、秋糧兩次繳納。納米麥者稱為“本色”，納錢、鈔、絹或以其他物產代輸者稱為“折色”。稅率因地而異，有不同的“科則”，差別很大。為便於徵收，各州縣劃分糧區，每糧區設置糧長一名，以地多納糧多的大戶擔任，負責該區稅糧的催征、驗收和解運，同時也協助裏長進行基層管理。役有正役，有雜役。正役以裏甲為單位輪充，亦稱裏甲正役。每年由裏長一名督率一甲十戶應役，稱“見年”或“當年”，其餘九裏長與九甲人戶在此後九年內依次應役，稱“排年”。裏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協助糧長催征錢糧，協助官府維持治安、拘捕罪犯，辦運上貢物料（通常是當地特產），支應官府公用等等。除此之外官府所派之役統稱雜役，亦稱“雜泛”，其名目、數量的伸縮性更大，主要包括官府差遣、倉庫、驛遞、土木工程等工作，糧長亦屬雜役之列。雜役基本上是臨時僉派，僉派標準則以黃冊所載丁、糧狀況為主，分為三等九則，丁糧多者任重役，丁糧少者任輕役。
明代《南村別墅圖》明朝中期，土地兼併和社會貧富分化逐漸加劇，官紳大戶百般逃避賦役，中下戶的賦役負擔不斷加重，每至於破產流亡，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和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賦役尤其是雜役差編之法繁瑣混亂，胥吏上下其手，弊端叢生。改革賦役製度的要求日益高漲，很多地方官已開始因地製宜進行變革。神宗初年張居正當權，將賦役改革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是即“一條鞭法”。一條鞭法以簡化賦役徵發的項目和手續為基本原則，規定各州縣以白銀為單位通算每年的正、雜役費用，得出一個“役銀”數目，然後“量地計丁”，即按照丁、糧兩項標準將其分攤到每家每戶頭上，每糧一石征銀若幹，丁一人征銀若幹，最終與該戶的田賦（亦折銀）合併徵收。此法歸併了原來複雜的賦役名目，徵收手續簡便，而且量出製入進行分攤，使民戶預知繳納數額，官吏不易作弊。賦役統一折銀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百姓納銀代役，受到的國家人身束縛有所削弱，田賦折銀則可免去運輸和官吏挑剔之苦。役銀徵收標準也比以前僉役時更向田畝偏重，有利於無地少地的農民。因此這一措施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是張居正改革的一項主要成就。
隨著一條鞭法到攤丁入畝的一係列改革，明初建立的裏甲製逐漸瓦解。明朝後期，開始採取新的戶籍管理製度保甲製。其重點在維持地方治安，與僉役無關，劃分也因而比裏甲更為靈活，每保所轄甲數和每甲所轄戶數均不固定。保甲長的委派不論資產，而主要選用“才力為眾所服者”。保甲的冊籍隻書寫籍貫、丁口，不載財產狀況和戶籍類別。但裏甲製並未取消，隻是漸趨有名無實而已。
土地關係與依附關係
明人繪《人物山水圖》
自宋朝“不立田製”以來，土地私有製已確定無疑地成為社會上土地占有的基本形態，明朝亦不例外。但與宋朝相比，明朝土地關係中仍然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國有製殘餘，隻是其國有性質並不完整，而且都逐漸在向私有製轉化。
明人繪《書畫合壁卷》官田——明朝存在著一批原則上屬於國有、租與百姓佃種的官田。其主要來源，一部分承自南宋末年賈似道強買的“公田”，一部分則是元、明兩朝官府籍沒的土地，也包括一些荒地。其“國有”性質的主要表現，是按租佃製下的地租比例向耕種者徵收賦稅，所納數倍甚至數十倍於民田，官府冊籍均概稱之為田賦。在江南的蘇州、鬆江、常州、鎮江、湖州、嘉興六府，官田分布最為集中。據明太祖在位後期的統計數字，上述六府耕地麵積僅占全國4%，而繳納田賦數額卻占到全國的22%，其中蘇州府的畝平均賦額是全國的8.2倍。而官府對官田的管理隻重賦額，對由何人耕種並不關心，因此耕種官田者事實上幾乎等於擁有土地所有權，可以買賣、轉佃。在時人看來，這些土地並非朝廷之田，隻是一類特殊的重賦田。在不斷的買賣、轉佃之下，官田頻繁轉手，簿籍混亂，賦額大量積欠。政府被迫逐步採取改革措施，減輕官田所有者的負擔，即在不減少田賦總額的前提下，將官田重賦的一部分轉移到當地民田上麵，稱為“扒平官民田科則”，這實際上等於承認了官田的私有化。萬曆以下，官、民田的分類逐漸消失，各地官田相繼轉化為普通的民田。
屯田——明朝屯田數量很大，有軍屯、民屯、商屯等區分，均屬國有，而以與衛所製度結合的軍屯最為重要。明初屯田管理較好，基本解決了軍隊供給。中期以下，衛所製趨於瓦解，軍士大量逃亡，屯田或是荒廢，或是為軍官侵占盜賣，十去五六。對一些瀕於荒廢的屯田，各地往往召百姓佃種、頂種，有的地方還允許耕種者“永遠管業”，屯田已是名存實亡。崇禎時規定屯田無論軍種、民種，一律按民田標準徵稅，等於完全將屯田廢除。後來到了清朝，除在邊疆和漕運沿岸保留少量屯田外，絕大部分明朝的屯田都隨著衛所併入州縣而轉化成了民田。
莊田——明朝的一種大土地所有製形式，兼具國有、私有雙重特點。其中包括皇莊（皇帝莊田）、王府（宗室）莊田、勛貴莊田、寺觀莊田等種類，主要分布在北方。其來源大部分為皇帝撥賜的官田，可以世襲占有，但不得買賣，有時還由朝廷設立機構代為經營，因此具有國有性質。但另一方麵，也有一部分是從民間侵占、購買或接受投獻所得，仍可轉賣。明朝後期，貴族捲入土地買賣的趨勢日益嚴重，往往違製賣掉欽賜的官田。
明代《南村別墅圖》明朝中期，土地兼併和社會貧富分化逐漸加劇，官紳大戶百般逃避賦役，中下戶的賦役負擔不斷加重，每至於破產流亡，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和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賦役尤其是雜役差編之法繁瑣混亂，胥吏上下其手，弊端叢生。改革賦役製度的要求日益高漲，很多地方官已開始因地製宜進行變革。神宗初年張居正當權，將賦役改革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是即“一條鞭法”。一條鞭法以簡化賦役徵發的項目和手續為基本原則，規定各州縣以白銀為單位通算每年的正、雜役費用，得出一個“役銀”數目，然後“量地計丁”，即按照丁、糧兩項標準將其分攤到每家每戶頭上，每糧一石征銀若幹，丁一人征銀若幹，最終與該戶的田賦（亦折銀）合併徵收。此法歸併了原來複雜的賦役名目，徵收手續簡便，而且量出製入進行分攤，使民戶預知繳納數額，官吏不易作弊。賦役統一折銀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百姓納銀代役，受到的國家人身束縛有所削弱，田賦折銀則可免去運輸和官吏挑剔之苦。役銀徵收標準也比以前僉役時更向田畝偏重，有利於無地少地的農民。因此這一措施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是張居正改革的一項主要成就。
隨著一條鞭法到攤丁入畝的一係列改革，明初建立的裏甲製逐漸瓦解。明朝後期，開始採取新的戶籍管理製度保甲製。其重點在維持地方治安，與僉役無關，劃分也因而比裏甲更為靈活，每保所轄甲數和每甲所轄戶數均不固定。保甲長的委派不論資產，而主要選用“才力為眾所服者”。保甲的冊籍隻書寫籍貫、丁口，不載財產狀況和戶籍類別。但裏甲製並未取消，隻是漸趨有名無實而已。
土地關係與依附關係
明人繪《人物山水圖》
自宋朝“不立田製”以來，土地私有製已確定無疑地成為社會上土地占有的基本形態，明朝亦不例外。但與宋朝相比，明朝土地關係中仍然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國有製殘餘，隻是其國有性質並不完整，而且都逐漸在向私有製轉化。
明人繪《書畫合壁卷》官田——明朝存在著一批原則上屬於國有、租與百姓佃種的官田。其主要來源，一部分承自南宋末年賈似道強買的“公田”，一部分則是元、明兩朝官府籍沒的土地，也包括一些荒地。其“國有”性質的主要表現，是按租佃製下的地租比例向耕種者徵收賦稅，所納數倍甚至數十倍於民田，官府冊籍均概稱之為田賦。在江南的蘇州、鬆江、常州、鎮江、湖州、嘉興六府，官田分布最為集中。據明太祖在位後期的統計數字，上述六府耕地麵積僅占全國4%，而繳納田賦數額卻占到全國的22%，其中蘇州府的畝平均賦額是全國的8.2倍。而官府對官田的管理隻重賦額，對由何人耕種並不關心，因此耕種官田者事實上幾乎等於擁有土地所有權，可以買賣、轉佃。在時人看來，這些土地並非朝廷之田，隻是一類特殊的重賦田。在不斷的買賣、轉佃之下，官田頻繁轉手，簿籍混亂，賦額大量積欠。政府被迫逐步採取改革措施，減輕官田所有者的負擔，即在不減少田賦總額的前提下，將官田重賦的一部分轉移到當地民田上麵，稱為“扒平官民田科則”，這實際上等於承認了官田的私有化。萬曆以下，官、民田的分類逐漸消失，各地官田相繼轉化為普通的民田。
屯田——明朝屯田數量很大，有軍屯、民屯、商屯等區分，均屬國有，而以與衛所製度結合的軍屯最為重要。明初屯田管理較好，基本解決了軍隊供給。中期以下，衛所製趨於瓦解，軍士大量逃亡，屯田或是荒廢，或是為軍官侵占盜賣，十去五六。對一些瀕於荒廢的屯田，各地往往召百姓佃種、頂種，有的地方還允許耕種者“永遠管業”，屯田已是名存實亡。崇禎時規定屯田無論軍種、民種，一律按民田標準徵稅，等於完全將屯田廢除。後來到了清朝，除在邊疆和漕運沿岸保留少量屯田外，絕大部分明朝的屯田都隨著衛所併入州縣而轉化成了民田。
莊田——明朝的一種大土地所有製形式，兼具國有、私有雙重特點。其中包括皇莊（皇帝莊田）、王府（宗室）莊田、勛貴莊田、寺觀莊田等種類，主要分布在北方。其來源大部分為皇帝撥賜的官田，可以世襲占有，但不得買賣，有時還由朝廷設立機構代為經營，因此具有國有性質。但另一方麵，也有一部分是從民間侵占、購買或接受投獻所得，仍可轉賣。明朝後期，貴族捲入土地買賣的趨勢日益嚴重，往往違製賣掉欽賜的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