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到這種情景，不但心裏一涼，而且鼻子也為之一酸。我把牙齒緊緊一咬，跟著王急匆匆趕回去。我們一路進去，通過五層鐵門都沒有被攔阻，因為我們穿得那一身黑色舊的巾式衣褲，警衛一看就知道我們是那裏麵的犯人。當然那位農村婦女也是因為我們那身衣服而不準我撫摸她的孩子，可能是怕被犯人摸一下要晦氣。她也絕對想不到今天想要我們摸也找不到我們，而隻能在我們乘坐的汽車飛馳而過時讓孩子們站到路邊去。這種變化之大，真是使人感慨萬分。
當我們順利地走到第八道鐵門，也就是進我們住的那幢大樓對外的鐵門時，才是鎖著的。我便輕輕叫著：“管理員開門！”值班的那位管理員也正是送我們去的那位，他一邊笑嘻嘻地開門，邊問我們修好了沒有？當我們告訴他不但修好了而且飯也吃過了，他便要我們趕快回到組裏睡午覺。我上床後哪裏能睡得著啊！幹部和管理員都對我們很信任，而那位小姑娘拿著擀麵杖守在門口的那緊張嚴肅的臉和那位農婦憤怒的吼聲，一直在我腦子裏盤旋著。我們將來即使得到自由，下部對我們雖好，而群眾會原諒我們嗎？與其出去受辱，像剛才的嘴臉和吼聲，看了聽了實在不好受，還不如一輩子就在監獄裏過下去算了。
“可憐天下戰犯心”
第一天，隻有我和王澤浚兩人在縫紉組那間小房間裏，我便和他談到昨天他的感受怎樣？他把大腿一拍：“當強盜是搶東西的罪，當小偷是偷竊罪，當戰犯是打敗仗罪……”我急忙阻止他不要再說下去，他還是唉聲嘆氣把一切都歸之於“打了敗仗”。兩人的心裏話一抖開，便沒完沒止。我最難過的是妻離子散，大陸上沒有一個親人，我又輕聲哼著過去在軍中那首“妻離兒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盡頭”時，他一向不作詩填詞而是滿口“格老子”、“龜兒子”，但在聽了我念出那首詩之後，突然也念出：“可憐天下戰犯心。”這真和《紅樓夢》中的薛蟠一樣，在連串粗野的詩句中也能念出“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使人感到十分有味。他念完這一妙句之後還把兩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搖動：“我們究竟有什麽罪啊！我們……”他的聲音一向很大，這時更加激動，聲音就更大了，我連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讓他再嚷下去。雖然第二句還沒出口，經我一捂，他的兩隻睜得圓圓的眼睛卻滾出幾粒淚珠。我也把頭低了下來，默默相對而坐，誰也不願再說出一句話來。
打從那次以後，我對有沒有再次特赦以及今後如何等便越來越不願去多考慮，隻存著聽天由命，因為怕群眾不諒解，在新社會中做不起人。
第二批特赦
天下事常常有這種情況，你越是急著等待它，它偏偏不來，而你不再去想它時，它卻會突然間出現，我一生就遇到過不少這樣的事。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國務院第105次會議公報，說第二批特赦戰犯的名單已送交人大常委會去審議了。這一喜訊傳來，我又有點興奮了。但一想到第一批特赦人員都是高級軍官，他們和解放軍在戰場上是明槍明炮對著幹，沒有直接的個人利害衝突。我過去是長期幹特務工作，被我逮捕、殺害、迫害過的雖不是千千萬萬，但為數也是很可觀的。遠的不說，僅僅1949年在昆明，我就主持逮捕過近500人，而現在正在政府中負重要責任的許多人中我也迫害過，有的甚至打罵過，還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我在重慶時被幾位烈士的家屬抓著我“生要人，死要屍”的情景還可能隨時發生，所以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沒有幹特務的，別處特赦的也沒有幹特務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會有我。當11月20日劉少奇主席再次頒布特赦戰爭罪犯的命令公布後，許多人都狂歡跳躍，紛紛寫詩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感激和希望，我呢，隻是寫下三首《西江月》，其中有這麽幾句：“個個歡天喜地，人人喜笑顏開，有無特赦正疑猜，喜訊出人意外。”“何用擔心著急，隻須條件全齊，請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
究竟要什麽條件才得特赦，誰也說不清楚。“改惡從善”四個字太簡單了，我估計像我這樣仇人滿全國的人是不會輪到的，所以我的那首詞中末一句：“肯定有他有你。”而就是沒有我。我當時認為我有自知之明，也做好沒有我的思想準備。
感愧交集重新做人
同年11月27日剛吃完早飯，管理員把我和另外七名重量級的強勞力叫了出去，布置在監獄外的一座禮堂兼飯堂。這些久經世故的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在布置特赦大會的會場。因為第一批特赦時曾這樣布置過一次，講台上麵安放幾把椅子，擺上幾盆花。當管理員要我把一盆20多斤重的菊花盆從花房中搬出來的時候，我不知是分了心還是有點緊張，一不當心踩在一塊石頭上，連人帶盆摔倒了。管理員急忙跑過來把我扶起，連聲問摔傷了沒有？我一邊說沒有摔傷，一邊指著摔壞了的花盆說這個摔壞了怎麽辦？管理員不但不責備我，還安慰我說，隻要人沒有摔傷就很好，花多一盆少一盆有什麽關係。他叫我就地坐下不要再動，還準備去找醫生給我看一下。我說沒有事可以繼續勞動。他無論如何不讓我再搬東西，並且拿一張條凳讓我坐下休息。我自己也有點納悶，我過去見過不少大風大浪，也直接和指揮部下殺過人，出生入死的驚險事沒有少遇到過。我素以沉著聞名，今天怎麽會這麽慌慌張張，是不是十年監獄生活使自己變成這樣？
當我們順利地走到第八道鐵門，也就是進我們住的那幢大樓對外的鐵門時，才是鎖著的。我便輕輕叫著：“管理員開門！”值班的那位管理員也正是送我們去的那位，他一邊笑嘻嘻地開門，邊問我們修好了沒有？當我們告訴他不但修好了而且飯也吃過了，他便要我們趕快回到組裏睡午覺。我上床後哪裏能睡得著啊！幹部和管理員都對我們很信任，而那位小姑娘拿著擀麵杖守在門口的那緊張嚴肅的臉和那位農婦憤怒的吼聲，一直在我腦子裏盤旋著。我們將來即使得到自由，下部對我們雖好，而群眾會原諒我們嗎？與其出去受辱，像剛才的嘴臉和吼聲，看了聽了實在不好受，還不如一輩子就在監獄裏過下去算了。
“可憐天下戰犯心”
第一天，隻有我和王澤浚兩人在縫紉組那間小房間裏，我便和他談到昨天他的感受怎樣？他把大腿一拍：“當強盜是搶東西的罪，當小偷是偷竊罪，當戰犯是打敗仗罪……”我急忙阻止他不要再說下去，他還是唉聲嘆氣把一切都歸之於“打了敗仗”。兩人的心裏話一抖開，便沒完沒止。我最難過的是妻離子散，大陸上沒有一個親人，我又輕聲哼著過去在軍中那首“妻離兒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盡頭”時，他一向不作詩填詞而是滿口“格老子”、“龜兒子”，但在聽了我念出那首詩之後，突然也念出：“可憐天下戰犯心。”這真和《紅樓夢》中的薛蟠一樣，在連串粗野的詩句中也能念出“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使人感到十分有味。他念完這一妙句之後還把兩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搖動：“我們究竟有什麽罪啊！我們……”他的聲音一向很大，這時更加激動，聲音就更大了，我連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讓他再嚷下去。雖然第二句還沒出口，經我一捂，他的兩隻睜得圓圓的眼睛卻滾出幾粒淚珠。我也把頭低了下來，默默相對而坐，誰也不願再說出一句話來。
打從那次以後，我對有沒有再次特赦以及今後如何等便越來越不願去多考慮，隻存著聽天由命，因為怕群眾不諒解，在新社會中做不起人。
第二批特赦
天下事常常有這種情況，你越是急著等待它，它偏偏不來，而你不再去想它時，它卻會突然間出現，我一生就遇到過不少這樣的事。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國務院第105次會議公報，說第二批特赦戰犯的名單已送交人大常委會去審議了。這一喜訊傳來，我又有點興奮了。但一想到第一批特赦人員都是高級軍官，他們和解放軍在戰場上是明槍明炮對著幹，沒有直接的個人利害衝突。我過去是長期幹特務工作，被我逮捕、殺害、迫害過的雖不是千千萬萬，但為數也是很可觀的。遠的不說，僅僅1949年在昆明，我就主持逮捕過近500人，而現在正在政府中負重要責任的許多人中我也迫害過，有的甚至打罵過，還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我在重慶時被幾位烈士的家屬抓著我“生要人，死要屍”的情景還可能隨時發生，所以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沒有幹特務的，別處特赦的也沒有幹特務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會有我。當11月20日劉少奇主席再次頒布特赦戰爭罪犯的命令公布後，許多人都狂歡跳躍，紛紛寫詩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感激和希望，我呢，隻是寫下三首《西江月》，其中有這麽幾句：“個個歡天喜地，人人喜笑顏開，有無特赦正疑猜，喜訊出人意外。”“何用擔心著急，隻須條件全齊，請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
究竟要什麽條件才得特赦，誰也說不清楚。“改惡從善”四個字太簡單了，我估計像我這樣仇人滿全國的人是不會輪到的，所以我的那首詞中末一句：“肯定有他有你。”而就是沒有我。我當時認為我有自知之明，也做好沒有我的思想準備。
感愧交集重新做人
同年11月27日剛吃完早飯，管理員把我和另外七名重量級的強勞力叫了出去，布置在監獄外的一座禮堂兼飯堂。這些久經世故的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在布置特赦大會的會場。因為第一批特赦時曾這樣布置過一次，講台上麵安放幾把椅子，擺上幾盆花。當管理員要我把一盆20多斤重的菊花盆從花房中搬出來的時候，我不知是分了心還是有點緊張，一不當心踩在一塊石頭上，連人帶盆摔倒了。管理員急忙跑過來把我扶起，連聲問摔傷了沒有？我一邊說沒有摔傷，一邊指著摔壞了的花盆說這個摔壞了怎麽辦？管理員不但不責備我，還安慰我說，隻要人沒有摔傷就很好，花多一盆少一盆有什麽關係。他叫我就地坐下不要再動，還準備去找醫生給我看一下。我說沒有事可以繼續勞動。他無論如何不讓我再搬東西，並且拿一張條凳讓我坐下休息。我自己也有點納悶，我過去見過不少大風大浪，也直接和指揮部下殺過人，出生入死的驚險事沒有少遇到過。我素以沉著聞名，今天怎麽會這麽慌慌張張，是不是十年監獄生活使自己變成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