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眨眼 人之常情
不知是那一位古人有過這種親身體會後，得出了一個那樣的結論：“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且慢點罵他是怕死的膽小鬼，我這個被人稱為“亡命之徒”的，專幹行動（即殺人、綁票、破壞等特務工作的專用名詞）工作的特務也有過一次切身感受。那是在1950年，我被囚禁在昆明陸軍監獄時，有天被叫出去照相，聽帶我去照相的看守說，頭天照相第二天便送回老家去見咀宗了，當時正在“鎮反”的（即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簡稱，鎮者，殺頭或槍決的專用術語也）高潮期中，所以我也深信不疑，認為頭天照好相第二被“鎮”，合乎情理，因為畢竟沒有這方麵的經驗，別人一說我便信以為真。可惜不是“即照即鎮”而要等第二天，這一晚就不好打發了。正如李清照的詞“聲聲慢”的名句：“這次第，怎了個愁字了得！”一樣，這時的情緒比愁就不同得多了。所以我在那天等死的晚上寫下的十首絕命七律中，第一首前兩句便單刀直入“終宵坐立待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這一首是懷念已去台灣的老母，所以末尾有“含淚臨窗遙拜母，惟憐老幼未能安。”可是到第二首就不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是其言也惡了。不信的話有詩為證，第二首前四句便是在破口大罵，還要在臨死之前，大喊三聲什麽什麽的“傷心欲哭淚先枯，怒斥蒼天有眼無！萬念俱灰拚一死，滿腔悲憤欲一呼！”現在想來，這一知道自己什麽時候要被殺的心情真太不好受。我是曾經被人指責為“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我過去對此雖不願反駁，因為越反駁會越麻煩，我對此卻很不服氣。我的確殺過人，且親自動手殺過人，但我第一次奉命去殺掉我領導的一個投到日本特務機關去當漢奸的組員時，我不但緊張萬分而且想辭職不幹了，可是對近200個袁大頭銀元一月的薪津和幾百個袁大頭的獎金來說，又驅使我不得不幹。一個二十不到的青年第一次去幹這種事，心情不會是那麽輕鬆，更不會到連眼也不眨一下，那不是太脫離現實，誇大到一腳可以踢倒喜馬拉雅山，能令人心服嗎？
說實在的，一個人去殺另一個人而不是去殺一隻雞鴨，會不緊張而眼都不眨嗎？我第一次趁我那個組員的老婆早上出去買菜，家中無人時我溜了進去，他還沒起床，假裝生病，他可能是作賊心虛，以為我是去逮捕他，他決沒有想到我是奉命去除掉他。我一看到他那副向我求憐的眼神和結結巴巴的向我解釋他沒有犯錯誤的時候，我的心也軟了下來，因為人心畢竟是血肉製成而不是鐵鑄的，但想到自己的前途，眼看幾百銀元白白丟掉，為了替自己找一個靈魂的避難所，想到他已投敵當了漢奸等等之後，我的殺心又起，便假意為他的腰疼給他推拿按摩，說時遲，那時陡，把塗抹有劇烈毒藥的小刀一下刺進了他的腰穴，估計他那一聲“哎喲！”叫得並不太大，可是在我耳邊卻像一聲霹靂一樣，我一刀插入，便急忙轉身一口氣就跑了，當我驚魂甫定，正在小組組部進早餐時，兩個守在門外巡風和看動靜的組員興匆匆地回來向我報告，那個組員的妻子回去一看便大哭大叫沖了出來，說她的丈夫被人殺死了。因為那些塗在刀上的毒藥，一進入血液便立即可製人於死命。我聽說之後，右手拿的抹黃油的西餐刀和左手拿的一塊烤麵包便一齊掉進我前麵的牛奶麥片盆中，整個身子都呆了，當他們繼續向我報告時，我什麽也聽不進去，隻趕快去洗滌間洗手，雖然我手上並沒有染上血跡，可是我一連用香皂洗了七八遍還是感到手上有什麽不幹淨的東西附在上麵一樣，一連幾晚都睡不好，真是談何容易，殺人能那麽不在乎。
特赦無份 戰犯不服
話說回來，戰犯們頭幾年是等死階段。記得宋希濂告訴過我，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的瞿秋白，在被捕後先也是好飯好菜招待他，他住在宋希濂的師司令部。當時宋是國軍36師師長，他經常陪瞿秋白吃飯聊天。可是等到蔣介石派人去問到瞿秋白投不投降？瞿表示不投降時，蔣便下令要宋把瞿槍斃了。還有紅軍指揮官方誌敏，被俘後表示不願投降也是被槍決了。這些例子在許多人記憶中便產生了一個這樣的想法，共產黨到一定時候也會來問我們投不投降？據我了解，初期階段，絕大多數的戰犯都決心表示“不投降”而準備慷慨捐上一個軀，奇怪的是從來就沒有問這句話，直到特赦那一天也沒有人問過。那人比螻蟻總要聰明一些，知道不會死而且能較好地活下去，誰也不願再去尋短見，用一句時髦而且可以自寬自解的話叫做“看看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麽樣子？”既然要看，就得活下去才能看，活命哲學，也就為人所歡迎。所以第一次隻特赦十個人，在戰犯們的思想上就像燒得滾開的油鍋，滴進了水一樣炸開了。
當十位新公民每人領到一床新的被褥、一套新棉衣褲和棉帽棉鞋等，登上汽車興高采烈與同學們告別時，在押的戰犯們都是十分勉強地擠出一絲笑容，一轉身回到寢室就再也不裝模作樣了，那難受的麵容和心情，即使是擅長描寫人們心理的魯迅先生也隻好擱筆長嘆了！
別的是唯心的，“子非魚，焉知魚之不樂”。但我有一個唯物的證據，那天中午開飯，我去挑飯菜回來，分的菜是照例得吃完或自己保存下頓吃，主食是可以少拿，多了也可以退回。那頓午飯我仔細檢查了一下，兩大桶白麵饅頭吃去不到三分之一，還剩下一桶多退回去。當我向管理員去報告要他開鐵門送還饅頭去廚房時，他也奇怪地問了一聲，怎麽會剩這麽多？我回答得也很幽默：“因為走了十個人。”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語雙關，便隻似笑非笑的“啊！”了一聲便再不說什麽了。
不知是那一位古人有過這種親身體會後，得出了一個那樣的結論：“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且慢點罵他是怕死的膽小鬼，我這個被人稱為“亡命之徒”的，專幹行動（即殺人、綁票、破壞等特務工作的專用名詞）工作的特務也有過一次切身感受。那是在1950年，我被囚禁在昆明陸軍監獄時，有天被叫出去照相，聽帶我去照相的看守說，頭天照相第二天便送回老家去見咀宗了，當時正在“鎮反”的（即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簡稱，鎮者，殺頭或槍決的專用術語也）高潮期中，所以我也深信不疑，認為頭天照好相第二被“鎮”，合乎情理，因為畢竟沒有這方麵的經驗，別人一說我便信以為真。可惜不是“即照即鎮”而要等第二天，這一晚就不好打發了。正如李清照的詞“聲聲慢”的名句：“這次第，怎了個愁字了得！”一樣，這時的情緒比愁就不同得多了。所以我在那天等死的晚上寫下的十首絕命七律中，第一首前兩句便單刀直入“終宵坐立待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這一首是懷念已去台灣的老母，所以末尾有“含淚臨窗遙拜母，惟憐老幼未能安。”可是到第二首就不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是其言也惡了。不信的話有詩為證，第二首前四句便是在破口大罵，還要在臨死之前，大喊三聲什麽什麽的“傷心欲哭淚先枯，怒斥蒼天有眼無！萬念俱灰拚一死，滿腔悲憤欲一呼！”現在想來，這一知道自己什麽時候要被殺的心情真太不好受。我是曾經被人指責為“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我過去對此雖不願反駁，因為越反駁會越麻煩，我對此卻很不服氣。我的確殺過人，且親自動手殺過人，但我第一次奉命去殺掉我領導的一個投到日本特務機關去當漢奸的組員時，我不但緊張萬分而且想辭職不幹了，可是對近200個袁大頭銀元一月的薪津和幾百個袁大頭的獎金來說，又驅使我不得不幹。一個二十不到的青年第一次去幹這種事，心情不會是那麽輕鬆，更不會到連眼也不眨一下，那不是太脫離現實，誇大到一腳可以踢倒喜馬拉雅山，能令人心服嗎？
說實在的，一個人去殺另一個人而不是去殺一隻雞鴨，會不緊張而眼都不眨嗎？我第一次趁我那個組員的老婆早上出去買菜，家中無人時我溜了進去，他還沒起床，假裝生病，他可能是作賊心虛，以為我是去逮捕他，他決沒有想到我是奉命去除掉他。我一看到他那副向我求憐的眼神和結結巴巴的向我解釋他沒有犯錯誤的時候，我的心也軟了下來，因為人心畢竟是血肉製成而不是鐵鑄的，但想到自己的前途，眼看幾百銀元白白丟掉，為了替自己找一個靈魂的避難所，想到他已投敵當了漢奸等等之後，我的殺心又起，便假意為他的腰疼給他推拿按摩，說時遲，那時陡，把塗抹有劇烈毒藥的小刀一下刺進了他的腰穴，估計他那一聲“哎喲！”叫得並不太大，可是在我耳邊卻像一聲霹靂一樣，我一刀插入，便急忙轉身一口氣就跑了，當我驚魂甫定，正在小組組部進早餐時，兩個守在門外巡風和看動靜的組員興匆匆地回來向我報告，那個組員的妻子回去一看便大哭大叫沖了出來，說她的丈夫被人殺死了。因為那些塗在刀上的毒藥，一進入血液便立即可製人於死命。我聽說之後，右手拿的抹黃油的西餐刀和左手拿的一塊烤麵包便一齊掉進我前麵的牛奶麥片盆中，整個身子都呆了，當他們繼續向我報告時，我什麽也聽不進去，隻趕快去洗滌間洗手，雖然我手上並沒有染上血跡，可是我一連用香皂洗了七八遍還是感到手上有什麽不幹淨的東西附在上麵一樣，一連幾晚都睡不好，真是談何容易，殺人能那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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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戰犯們頭幾年是等死階段。記得宋希濂告訴過我，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的瞿秋白，在被捕後先也是好飯好菜招待他，他住在宋希濂的師司令部。當時宋是國軍36師師長，他經常陪瞿秋白吃飯聊天。可是等到蔣介石派人去問到瞿秋白投不投降？瞿表示不投降時，蔣便下令要宋把瞿槍斃了。還有紅軍指揮官方誌敏，被俘後表示不願投降也是被槍決了。這些例子在許多人記憶中便產生了一個這樣的想法，共產黨到一定時候也會來問我們投不投降？據我了解，初期階段，絕大多數的戰犯都決心表示“不投降”而準備慷慨捐上一個軀，奇怪的是從來就沒有問這句話，直到特赦那一天也沒有人問過。那人比螻蟻總要聰明一些，知道不會死而且能較好地活下去，誰也不願再去尋短見，用一句時髦而且可以自寬自解的話叫做“看看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麽樣子？”既然要看，就得活下去才能看，活命哲學，也就為人所歡迎。所以第一次隻特赦十個人，在戰犯們的思想上就像燒得滾開的油鍋，滴進了水一樣炸開了。
當十位新公民每人領到一床新的被褥、一套新棉衣褲和棉帽棉鞋等，登上汽車興高采烈與同學們告別時，在押的戰犯們都是十分勉強地擠出一絲笑容，一轉身回到寢室就再也不裝模作樣了，那難受的麵容和心情，即使是擅長描寫人們心理的魯迅先生也隻好擱筆長嘆了！
別的是唯心的，“子非魚，焉知魚之不樂”。但我有一個唯物的證據，那天中午開飯，我去挑飯菜回來，分的菜是照例得吃完或自己保存下頓吃，主食是可以少拿，多了也可以退回。那頓午飯我仔細檢查了一下，兩大桶白麵饅頭吃去不到三分之一，還剩下一桶多退回去。當我向管理員去報告要他開鐵門送還饅頭去廚房時，他也奇怪地問了一聲，怎麽會剩這麽多？我回答得也很幽默：“因為走了十個人。”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語雙關，便隻似笑非笑的“啊！”了一聲便再不說什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