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位同學是在開玩笑，但卻可以作為本篇文章的一個結尾，思想改造是有些和李白當年去四川一樣的困難，改造的歷程是需要通過許多的艱辛道路，才能到達如花似錦的天府之國成都平原的。
交待思想問題 戴笠私情未忘
帽子扣下比石頭還重
共產黨改造罪犯的政策是“勞動鍛鍊與思想改造相結合”，目的是要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犯罪的人能認罪服法，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在執行這一政策時，是原則不變，但對具體的人採用具體辦法，也就是說運用時有靈活性、伸縮性，不是一成不變死板板的。所以對有些人是以勞動為主，有些以學習為主，對待高級犯人——戰爭罪犯就更靈活了，因為這些人過去不少是參預製定國民黨內外政策的人，要不就是獨當一麵或是統率重兵，都是上層統治者，他們在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這一基本國策下，都能自己根據具體情況和需要，可以自己又製定一些臨時性的法規，甚至一句話也成了一個地區或多少萬人必須執行的法令，在大發雷霆時，桌子一拍，就人頭落地。對於這樣一些人，單靠勞動一下能夠改造好他們的思想嗎？
唯物主義者不同予唯心主義者的主要方麵是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所以我們這些人多年來一直是以學習為主，即從思想上進行改造。當然也得要勞動勞動，起碼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我在吃飯時掉了滿地飯粒，父親質問我：“這樣糟塌糧食，你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來的嗎？”回答得那麽肯定：“誰不知道，這是廚房裏的王二挑來的！”
在秦城農場去勞動時，除農忙偶爾全天勞動外，基本上維持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不過我們當中有那麽幾位，他們的言論至今仿佛仍在我耳邊打擾著我。他們一開口，總是說：“看你這樣拖拖拉拉地，將來釋放你，讓你去自食其力的時候，你怎麽能活得下去，難道還有臉向政府伸手要救濟費嗎？”
我每聽到這樣的話，總忍不住要暗自發笑，並且還忍不住要在背後議論他們幾句。有次不知怎麽讓他們聽到了，便質問我：“你說我們比共產黨還左，我們受得了嗎？這不僅僅是打擊我們而是汙衊共產黨還不如我們！”好大的帽子，這比西藏過去一些奴隸主挖奴隸的眼睛時使用的石頭帽子還重得多，那種石頭帽扣在頭上隻把眼睛擠出來，好把眼球摘掉，而他們這種帽子好像要讓我連舌頭也壓出來，以便讓他們割掉才甘心。
當然，我並不太傻，也懂得“急流勇退”這門巧計，馬上來個自我批評，比他們準備加在我頭上的罪名還要重，把什麽我想要造反，想要藉此來誣衊共產黨來達到推翻共產黨的目的等都搬了出來，即使是說我有一點“大帽子底下開小差”之嫌，但我總承認了自己有嚴重思想問題，借題發揮這樣一頂他們認為恰如其分的帽子，也可以鳴金收兵了。
養尊處優慣要勞動改造
我雖不是一個“睚眥之怨必報”的人，但也不是什麽忠厚長者，而是一個愛說俏皮刻薄話的人。這幾個過去批過我的同學，他們幾乎都有那麽一種相同的認識，釋放出去，靠自己自食其力，沒有戰犯管理所舒適；在那裏既不要出房飯錢，連水電費也免收，到時還發衣服帽鞋及日用品，每天隻須用嘴巴批這個鬥那個一下就混過一天，所以他們幾位都是在裏麵安度了20多年的清閑生活，於1975年因全部戰犯都一起特赦，他們才跟著走出來。當然，這樣的“假左真右”分子，是不會讓他們留在北京而被送回原籍去安置。我每年出去參觀視察或避暑等，遇到其中的兩三位時，我總向他們表示一下謝意，如果沒有他們那樣認真幫助我，可能我出來還會犯原則性錯誤，所以我照例在我住的賓館請他們吃一頓飯，以示酬謝！可能這幾位仁兄已變得比我忠厚一點，他們還很謙虛一番表示未能早日爭取出來。我隻好真心實意安慰他們幾句：“君不見京戲一開場，總是跑龍套的先出來，主角最後才亮相，從整場戲來說，唱壓軸戲的也都是名角。”他們點點頭，不知道是表示什麽？因為我非他們，不能知道他們究竟是怎麽個想法，不過也不外是感到後悔沒有老老實實去改造，或者自我安慰一下：“老子雖然遲出來十多年，但總算是看到大家都出來了，沒有讓一個落後分子留下來，這難道不是老子們幫助別人的功勞？”果真如此，那自然應高翹大拇指，連喊“佩服！佩服！”
我說勞動鍛鍊比思想改造要容易，這是自己親身體會出來的，絕對不是關上書房門吐著紙菸圈圈，冥思苦想，編造一套。
這些國民黨的方麵大員，或國民黨的重要骨幹，並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電影描繪的那樣，國民黨的將軍和大官都是飯桶草包（當然不是沒有那樣的典型人物，但不都是那樣），共產黨的偵察人員，隨便化裝什麽“長官”，就可以問什麽答什麽，要什麽給什麽，一點也不懷疑，直到被活捉才恍然大悟：“上當了！”我們每次看到這樣的電影時，常常彼此悄悄問一聲：“你是不是這樣被活捉的。”可能是死要麵子的關係，我還沒有聽到哪一位“同學”承認和電影中所描寫的一模一樣。相反，隻常聽到說：“如果真是那樣，勝利者也沒有什麽值得驕傲！”或者說：“今天我還不會是那樣草包，十年前我會是那樣愚蠢嗎？”還有些人說得更露骨：“如果真是那樣輕易打垮了國民黨，成百萬的烈士要大叫冤枉，他們怎麽會死在不會吃人的紙老虎口中呢！”
交待思想問題 戴笠私情未忘
帽子扣下比石頭還重
共產黨改造罪犯的政策是“勞動鍛鍊與思想改造相結合”，目的是要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犯罪的人能認罪服法，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在執行這一政策時，是原則不變，但對具體的人採用具體辦法，也就是說運用時有靈活性、伸縮性，不是一成不變死板板的。所以對有些人是以勞動為主，有些以學習為主，對待高級犯人——戰爭罪犯就更靈活了，因為這些人過去不少是參預製定國民黨內外政策的人，要不就是獨當一麵或是統率重兵，都是上層統治者，他們在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這一基本國策下，都能自己根據具體情況和需要，可以自己又製定一些臨時性的法規，甚至一句話也成了一個地區或多少萬人必須執行的法令，在大發雷霆時，桌子一拍，就人頭落地。對於這樣一些人，單靠勞動一下能夠改造好他們的思想嗎？
唯物主義者不同予唯心主義者的主要方麵是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所以我們這些人多年來一直是以學習為主，即從思想上進行改造。當然也得要勞動勞動，起碼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我在吃飯時掉了滿地飯粒，父親質問我：“這樣糟塌糧食，你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來的嗎？”回答得那麽肯定：“誰不知道，這是廚房裏的王二挑來的！”
在秦城農場去勞動時，除農忙偶爾全天勞動外，基本上維持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不過我們當中有那麽幾位，他們的言論至今仿佛仍在我耳邊打擾著我。他們一開口，總是說：“看你這樣拖拖拉拉地，將來釋放你，讓你去自食其力的時候，你怎麽能活得下去，難道還有臉向政府伸手要救濟費嗎？”
我每聽到這樣的話，總忍不住要暗自發笑，並且還忍不住要在背後議論他們幾句。有次不知怎麽讓他們聽到了，便質問我：“你說我們比共產黨還左，我們受得了嗎？這不僅僅是打擊我們而是汙衊共產黨還不如我們！”好大的帽子，這比西藏過去一些奴隸主挖奴隸的眼睛時使用的石頭帽子還重得多，那種石頭帽扣在頭上隻把眼睛擠出來，好把眼球摘掉，而他們這種帽子好像要讓我連舌頭也壓出來，以便讓他們割掉才甘心。
當然，我並不太傻，也懂得“急流勇退”這門巧計，馬上來個自我批評，比他們準備加在我頭上的罪名還要重，把什麽我想要造反，想要藉此來誣衊共產黨來達到推翻共產黨的目的等都搬了出來，即使是說我有一點“大帽子底下開小差”之嫌，但我總承認了自己有嚴重思想問題，借題發揮這樣一頂他們認為恰如其分的帽子，也可以鳴金收兵了。
養尊處優慣要勞動改造
我雖不是一個“睚眥之怨必報”的人，但也不是什麽忠厚長者，而是一個愛說俏皮刻薄話的人。這幾個過去批過我的同學，他們幾乎都有那麽一種相同的認識，釋放出去，靠自己自食其力，沒有戰犯管理所舒適；在那裏既不要出房飯錢，連水電費也免收，到時還發衣服帽鞋及日用品，每天隻須用嘴巴批這個鬥那個一下就混過一天，所以他們幾位都是在裏麵安度了20多年的清閑生活，於1975年因全部戰犯都一起特赦，他們才跟著走出來。當然，這樣的“假左真右”分子，是不會讓他們留在北京而被送回原籍去安置。我每年出去參觀視察或避暑等，遇到其中的兩三位時，我總向他們表示一下謝意，如果沒有他們那樣認真幫助我，可能我出來還會犯原則性錯誤，所以我照例在我住的賓館請他們吃一頓飯，以示酬謝！可能這幾位仁兄已變得比我忠厚一點，他們還很謙虛一番表示未能早日爭取出來。我隻好真心實意安慰他們幾句：“君不見京戲一開場，總是跑龍套的先出來，主角最後才亮相，從整場戲來說，唱壓軸戲的也都是名角。”他們點點頭，不知道是表示什麽？因為我非他們，不能知道他們究竟是怎麽個想法，不過也不外是感到後悔沒有老老實實去改造，或者自我安慰一下：“老子雖然遲出來十多年，但總算是看到大家都出來了，沒有讓一個落後分子留下來，這難道不是老子們幫助別人的功勞？”果真如此，那自然應高翹大拇指，連喊“佩服！佩服！”
我說勞動鍛鍊比思想改造要容易，這是自己親身體會出來的，絕對不是關上書房門吐著紙菸圈圈，冥思苦想，編造一套。
這些國民黨的方麵大員，或國民黨的重要骨幹，並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電影描繪的那樣，國民黨的將軍和大官都是飯桶草包（當然不是沒有那樣的典型人物，但不都是那樣），共產黨的偵察人員，隨便化裝什麽“長官”，就可以問什麽答什麽，要什麽給什麽，一點也不懷疑，直到被活捉才恍然大悟：“上當了！”我們每次看到這樣的電影時，常常彼此悄悄問一聲：“你是不是這樣被活捉的。”可能是死要麵子的關係，我還沒有聽到哪一位“同學”承認和電影中所描寫的一模一樣。相反，隻常聽到說：“如果真是那樣，勝利者也沒有什麽值得驕傲！”或者說：“今天我還不會是那樣草包，十年前我會是那樣愚蠢嗎？”還有些人說得更露骨：“如果真是那樣輕易打垮了國民黨，成百萬的烈士要大叫冤枉，他們怎麽會死在不會吃人的紙老虎口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