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長管理所內抬頭
不知道古人中哪一位預言家說過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恕我讀書太少，真是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李帆群揮汗流淚勞改了幾年，居然又時來運轉，1956年把他從新疆勞改隊選調到了北京戰犯管理所，這一下比他代理省黨部書記長更加走運，更引起了上下的勞改人員的羨慕。因為集中到北京來加速改造，這等於過去中了舉人選送太學來學習差不多。因為誰都知道，集中到北京來的，武官是軍長一級，文官是省主席一級，特務是將官級，他一個省黨部代理書記長也被挑選上了，不但引起許多人的羨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甚至有人發牢騷說怪話，說共產黨人太不了解情況，把國民黨黨部的書記長也誤為像共產黨書記一樣，是掌握大權的主要負責人，這樣糊裏糊塗把李帆群當作重要人物而挑選到北京了。
共產黨和國民黨打交道幾十年，打仗也打了二十多年，不少老一輩共產黨員在北伐戰爭期間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連我也可以數得出來一大批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跨黨的中下級幹部就數不勝數了，難道會連這一點都弄不清楚嗎？當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謂造反派頭頭的確是弄不清楚的，他們看到我寫的材料中，沒有在國民黨前麵加一個“匪”字，便嚴厲質問我，為什麽不加上匪字？我理直氣壯地說：“如果加上匪字，那不連現在一些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大首長也罵了嗎？”我的話音剛落，一記耳光朝我臉上狠狠抽過來，幸虧我從小習武，一下閃開，對方一掌打到牆上，摔了一個趔趄，幾乎倒下去，我連說：“這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文件上都有的。”並且很快找出文件來，他們才如同讀“天方夜譚”一樣，第一次聽到這種怪事似地，在不承認自己太無常識而又死要麵子時，隻好罵上一句：“過去的都過去了，不準你再提這些！”阿彌陀佛！我總算化險為夷，以後寧可加上一個匪字，也不願自找麻煩！要罵匪的話，誰都罵上了！
共產黨既能弄清國民黨內的什麽書記、書記長一類的人隻是和行政機關的秘書長、軍隊中的參謀長一樣，不是主要負責人，隻是一個幕僚長，完全不同於共產黨組織中的第一把手書記那樣，為什麽會把李帆群和河南省黨部代理書記長李佩青也當成重要人物集中到北京呢？我也是直到特赦之後才弄清楚的。
高級黨官打敗仗走頭
1956年，毛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軍、特戰犯進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門在執行這一項命令時，便從全國許多監獄、勞改單位去挑選，據說被俘的戰犯中，夠這一條件的最多的是軍長一級的將軍，行政官員和特務也能湊出一批，唯獨黨官太少，隻請出一位是專門負責黨務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龐鏡塘，另外幾位中央委員都是以軍職為主，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都是帶兵打仗不是專搞黨務的。說來也實在令人有點氣憤，因為抗戰勝利後，許多帶兵的將軍們都不希望再打仗，以為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接收勝利果實的清福了，他們都很清楚，打仗不但要打死人，而且戰場上的生活也遠不像大城市的生活一樣舒適的。但國民黨從總裁到許多黨官卻堅持要實行一黨專政，不能讓共產黨分去一部分天下，所以非要消滅不可。等到戰爭一開始，叫得最厲害，喊打喊得最起勁的是國民黨的黨官們；看到戰爭失利，跑得最快，跑得最遠的也是這些黨官，所以被俘的多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傻頭傻腦的將軍們。雖然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那麽多，但被俘的卻隻有一位書呆子龐鏡塘，他是聽了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李仙洲的話，沒有和他的夫人一同跑到台灣。這兩位將軍曾拍著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證過：“俺們有十幾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還怕打不過隻有步槍追擊炮的共產黨軍隊？想當年日本軍隊裝備比俺們好得多，還有飛機，俺們也熬過來沒有當俘虜，你放心好了！”結果這位書呆子和這些將軍們一同成了高級戰俘，他也不願埋怨別人，隻自己寬慰自己：“此黨國之災，非人力可挽回也！”
黨官改造湊夠人頭
既奉命要集中黨、政、軍、特戰犯，隻有一個龐鏡塘未免太不夠昧兒，便隻好降格以求，總算找出了兩個省黨部的代理書記長，也可以勉勉強強對付得過去了。這兩位由勞改犯超級提升成為戰犯，也許與先人埋葬的地方風水有關吧！李帆群相當聰明，隻是喜在心裏，而李佩青卻喜形外露，他在國民黨政府中，最高的職務是七品芝麻官，當過一屆小小縣長，河南快解放時當了幾天省黨部代理書記長，猛一下把他從勞改農場集中到北京，和過去他隻能從報紙上看到的這許多大官在一起，立刻有點飄飄然，雖然在學習時他談不出什麽高深的理論，但他卻有一手絕招，敢於暴露思想，從吃到肉想吃魚，吃到魚又想吃雞，領到新棉衣還希望能發一件新大衣等等所謂見不得人的醜惡思想，每次不論學什麽，談什麽，他都能順嘴溜出一大串來。別人也樂得少講話，稍許聰明點的人都懂得“言多必失”，一個不留心“失”了一句夠檢討的，所以誰都不願阻止他發言，半天學習時間都讓他一個人占去，誰也不會有意見。
不知道古人中哪一位預言家說過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恕我讀書太少，真是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李帆群揮汗流淚勞改了幾年，居然又時來運轉，1956年把他從新疆勞改隊選調到了北京戰犯管理所，這一下比他代理省黨部書記長更加走運，更引起了上下的勞改人員的羨慕。因為集中到北京來加速改造，這等於過去中了舉人選送太學來學習差不多。因為誰都知道，集中到北京來的，武官是軍長一級，文官是省主席一級，特務是將官級，他一個省黨部代理書記長也被挑選上了，不但引起許多人的羨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甚至有人發牢騷說怪話，說共產黨人太不了解情況，把國民黨黨部的書記長也誤為像共產黨書記一樣，是掌握大權的主要負責人，這樣糊裏糊塗把李帆群當作重要人物而挑選到北京了。
共產黨和國民黨打交道幾十年，打仗也打了二十多年，不少老一輩共產黨員在北伐戰爭期間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連我也可以數得出來一大批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跨黨的中下級幹部就數不勝數了，難道會連這一點都弄不清楚嗎？當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謂造反派頭頭的確是弄不清楚的，他們看到我寫的材料中，沒有在國民黨前麵加一個“匪”字，便嚴厲質問我，為什麽不加上匪字？我理直氣壯地說：“如果加上匪字，那不連現在一些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大首長也罵了嗎？”我的話音剛落，一記耳光朝我臉上狠狠抽過來，幸虧我從小習武，一下閃開，對方一掌打到牆上，摔了一個趔趄，幾乎倒下去，我連說：“這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文件上都有的。”並且很快找出文件來，他們才如同讀“天方夜譚”一樣，第一次聽到這種怪事似地，在不承認自己太無常識而又死要麵子時，隻好罵上一句：“過去的都過去了，不準你再提這些！”阿彌陀佛！我總算化險為夷，以後寧可加上一個匪字，也不願自找麻煩！要罵匪的話，誰都罵上了！
共產黨既能弄清國民黨內的什麽書記、書記長一類的人隻是和行政機關的秘書長、軍隊中的參謀長一樣，不是主要負責人，隻是一個幕僚長，完全不同於共產黨組織中的第一把手書記那樣，為什麽會把李帆群和河南省黨部代理書記長李佩青也當成重要人物集中到北京呢？我也是直到特赦之後才弄清楚的。
高級黨官打敗仗走頭
1956年，毛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軍、特戰犯進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門在執行這一項命令時，便從全國許多監獄、勞改單位去挑選，據說被俘的戰犯中，夠這一條件的最多的是軍長一級的將軍，行政官員和特務也能湊出一批，唯獨黨官太少，隻請出一位是專門負責黨務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龐鏡塘，另外幾位中央委員都是以軍職為主，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都是帶兵打仗不是專搞黨務的。說來也實在令人有點氣憤，因為抗戰勝利後，許多帶兵的將軍們都不希望再打仗，以為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接收勝利果實的清福了，他們都很清楚，打仗不但要打死人，而且戰場上的生活也遠不像大城市的生活一樣舒適的。但國民黨從總裁到許多黨官卻堅持要實行一黨專政，不能讓共產黨分去一部分天下，所以非要消滅不可。等到戰爭一開始，叫得最厲害，喊打喊得最起勁的是國民黨的黨官們；看到戰爭失利，跑得最快，跑得最遠的也是這些黨官，所以被俘的多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傻頭傻腦的將軍們。雖然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那麽多，但被俘的卻隻有一位書呆子龐鏡塘，他是聽了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李仙洲的話，沒有和他的夫人一同跑到台灣。這兩位將軍曾拍著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證過：“俺們有十幾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還怕打不過隻有步槍追擊炮的共產黨軍隊？想當年日本軍隊裝備比俺們好得多，還有飛機，俺們也熬過來沒有當俘虜，你放心好了！”結果這位書呆子和這些將軍們一同成了高級戰俘，他也不願埋怨別人，隻自己寬慰自己：“此黨國之災，非人力可挽回也！”
黨官改造湊夠人頭
既奉命要集中黨、政、軍、特戰犯，隻有一個龐鏡塘未免太不夠昧兒，便隻好降格以求，總算找出了兩個省黨部的代理書記長，也可以勉勉強強對付得過去了。這兩位由勞改犯超級提升成為戰犯，也許與先人埋葬的地方風水有關吧！李帆群相當聰明，隻是喜在心裏，而李佩青卻喜形外露，他在國民黨政府中，最高的職務是七品芝麻官，當過一屆小小縣長，河南快解放時當了幾天省黨部代理書記長，猛一下把他從勞改農場集中到北京，和過去他隻能從報紙上看到的這許多大官在一起，立刻有點飄飄然，雖然在學習時他談不出什麽高深的理論，但他卻有一手絕招，敢於暴露思想，從吃到肉想吃魚，吃到魚又想吃雞，領到新棉衣還希望能發一件新大衣等等所謂見不得人的醜惡思想，每次不論學什麽，談什麽，他都能順嘴溜出一大串來。別人也樂得少講話，稍許聰明點的人都懂得“言多必失”，一個不留心“失”了一句夠檢討的，所以誰都不願阻止他發言，半天學習時間都讓他一個人占去，誰也不會有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