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放後從昆明監獄送重慶白公館監獄的第二天，在樓上與王陵基、徐遠舉憑欄聊天，忽然發現擴大哥在樓下和一些“軍統”小特務在下棋。我便問徐遠舉，為什麽他沒有得到和我們一樣的待遇？徐笑著說：擴大哥太天真了，因為樓上住的都是高級犯人，待遇很好，下麵那些犯人就發牢騷，說過去這些人高官厚祿，過著舒適的生活，今天當了犯人，還比他們待遇好得多，很不服氣。後來經管理人員說明：這些人年齡都較大，而且囚禁的時間肯定比下麵一般犯人要長，用不著和他們去比。他一聽囚在下麵的時間比上麵的短，便堅決不肯搬上來過較好的生活，後來西南公安部撤銷，一般犯人去農場勞改，他才被併到我們一起。我們都笑他，早點來不是可以早點得到享受，以他的地位和過去所作所為，難道不和我們一道就能把他當一般人先行處理嗎？他又一次傻眼了。
以為死期將至褲襠全濕！
我和他相處的快十年時間中，發現他不但馬虎，而且膽子特別小。1955年，我們幾個被移禁到重慶市石板坡監獄，雖仍保持我們的中灶夥食，但大家心情卻特別壞，認為即使不殺也將是長期坐牢，永無出獄的希望。第二年夏初，我正在強作歡心為他們講我過去在南嶽山打老虎的事，突然一位與我們相處較好的管理員匆匆忙忙跑進來，一個勁地向我們叫著：“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後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聽這話，大家唰的一下臉色都變了，曾擴情更是一屁股坐在通鋪上，兩眼發直。不用說，監獄管理員向犯人道喜，誰都知道這是報導處死的一種變相口吻；何況還加上送我們回去這句話。回什麽地方？大家都清楚，是回到陰間去。
我是受到過一次自己知道死期的滋味的。我在昆明監獄，有天叫我出去拍照，當時就有人告訴我，拍好照片第二天就槍決。我自落入cp手中早作好了被殺的思想準備，喊出去一聲槍響就結束了生命，我從來沒有害怕過，但不是當時處決而是要等第二天，這一晚就不好受了，真是坐立不安，更不用說睡覺了。過去看電影，一個外國皇帝被處決前的晚上，換了幾十張床都不能入睡，才感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在極度不安時，我寫下了幾首絕命詩，有兩句是這樣：“終宵坐立待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我過去搞暗殺、綁票等工作時常常是九死一生，一點不在乎。而早知道什麽時候死，卻沒有領略過這種滋味，等到第二天知道所有犯人都要拍照片而不是要處死我時，自己也感到好笑！
這次看來不再是誤會而是真要去處決了。這個管理員偏偏先告訴我們，要讓我們死前還難過一兩天，我不禁怒氣衝天。正要向他責問時，有一個一直跟隨我們在一起的小特務是我的舊部，他是奉派來照料我們生活的，他比我更急，便搶先問那位管理員：“我的罪比他們小得不知多少，總該沒有我吧？”管理員連聲說：“沒有你！沒有你！”這時他便斜著眼看我們，嘴裏還得意地吹起口哨。我就衝著那管理員大嚷：“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要明天或後天才處決我們，你為什麽不讓我們過好這兩天，一定要我們難受你就舒服嗎？”
他聽了竟仰天大笑道：“誰說要處決你們啦！我向你們道喜是你們馬上要大大改變待遇，集中學習。你們原來住過的地方已經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張小床，還有蚊帳、涼蓆等，夥食也提高多了，我剛才去看過，才來向你們道喜的。”他的話音剛落，管理所長也笑容滿麵地走進我們房間，一麵向我們打招呼，一麵問那位管理員：“你已告訴他們了嗎？”“告訴過了！”所長便補充一句：“明天我送各位去，希望各位好好去學習，將來好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
這時，我那個舊部忙用懇求的口吻說：“請所長也讓我一同去吧！”答覆是斬釘截鐵的：你差得太遠了！這次是集中武官少將以上、文官廳長以上，你不夠這個條件。這時我們每人臉上都露出了笑容，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隻有他一個人把腦袋耷拉了下來。在這一瞬間裏，人生的喜怒哀樂都一齊出現了，這種場麵我一生也沒見過。
所長走後，曾擴情才慢慢從床鋪上坐起來。我一看，他的褲襠全濕了，原來他一下把尿都嚇出來了。
粗中有細帶點溫情主義
有不少人說曾擴情常常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可不，解放前他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省黨部的職工連薪餉都發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錢。王不肯借，說黨部開支有黨費收入，不能撥行政經費。他再三解釋，法幣貶值，物價漲了不知多少倍，黨費卻沒有增收，全川黨員的黨費集中起來，還買不到一擔米，王仍不給。他隻好把省黨部一輛舊汽車賣掉，才維持了一兩個月。黨部開不出夥食，他就東吃一頓，西就一餐。後來有人介紹他認識了成都某照相館的女老闆，她立即答應供給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馬上就搬到某照相館樓上和她同居起來，他以為這是占了一個大便宜。
說起她也不是無名之輩，抗戰前，她憑藉父親一筆不小的遺產，自辦電影製片公司，自己編戲，自任主角，並邀了兩個同姓不同宗的姑娘拍了部電影，在上海金城電影院上演時，三位女主角竟登台先表演一番。這種別開生麵的作法並沒有能一舉成名，氹為上海人對那種“啦呀嗨，呀嗬嗨！”的四川仙歌毫無興趣，所以第二部影片沒有拍出來，三姐妹就各奔前程。
以為死期將至褲襠全濕！
我和他相處的快十年時間中，發現他不但馬虎，而且膽子特別小。1955年，我們幾個被移禁到重慶市石板坡監獄，雖仍保持我們的中灶夥食，但大家心情卻特別壞，認為即使不殺也將是長期坐牢，永無出獄的希望。第二年夏初，我正在強作歡心為他們講我過去在南嶽山打老虎的事，突然一位與我們相處較好的管理員匆匆忙忙跑進來，一個勁地向我們叫著：“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後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聽這話，大家唰的一下臉色都變了，曾擴情更是一屁股坐在通鋪上，兩眼發直。不用說，監獄管理員向犯人道喜，誰都知道這是報導處死的一種變相口吻；何況還加上送我們回去這句話。回什麽地方？大家都清楚，是回到陰間去。
我是受到過一次自己知道死期的滋味的。我在昆明監獄，有天叫我出去拍照，當時就有人告訴我，拍好照片第二天就槍決。我自落入cp手中早作好了被殺的思想準備，喊出去一聲槍響就結束了生命，我從來沒有害怕過，但不是當時處決而是要等第二天，這一晚就不好受了，真是坐立不安，更不用說睡覺了。過去看電影，一個外國皇帝被處決前的晚上，換了幾十張床都不能入睡，才感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在極度不安時，我寫下了幾首絕命詩，有兩句是這樣：“終宵坐立待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我過去搞暗殺、綁票等工作時常常是九死一生，一點不在乎。而早知道什麽時候死，卻沒有領略過這種滋味，等到第二天知道所有犯人都要拍照片而不是要處死我時，自己也感到好笑！
這次看來不再是誤會而是真要去處決了。這個管理員偏偏先告訴我們，要讓我們死前還難過一兩天，我不禁怒氣衝天。正要向他責問時，有一個一直跟隨我們在一起的小特務是我的舊部，他是奉派來照料我們生活的，他比我更急，便搶先問那位管理員：“我的罪比他們小得不知多少，總該沒有我吧？”管理員連聲說：“沒有你！沒有你！”這時他便斜著眼看我們，嘴裏還得意地吹起口哨。我就衝著那管理員大嚷：“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要明天或後天才處決我們，你為什麽不讓我們過好這兩天，一定要我們難受你就舒服嗎？”
他聽了竟仰天大笑道：“誰說要處決你們啦！我向你們道喜是你們馬上要大大改變待遇，集中學習。你們原來住過的地方已經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張小床，還有蚊帳、涼蓆等，夥食也提高多了，我剛才去看過，才來向你們道喜的。”他的話音剛落，管理所長也笑容滿麵地走進我們房間，一麵向我們打招呼，一麵問那位管理員：“你已告訴他們了嗎？”“告訴過了！”所長便補充一句：“明天我送各位去，希望各位好好去學習，將來好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
這時，我那個舊部忙用懇求的口吻說：“請所長也讓我一同去吧！”答覆是斬釘截鐵的：你差得太遠了！這次是集中武官少將以上、文官廳長以上，你不夠這個條件。這時我們每人臉上都露出了笑容，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隻有他一個人把腦袋耷拉了下來。在這一瞬間裏，人生的喜怒哀樂都一齊出現了，這種場麵我一生也沒見過。
所長走後，曾擴情才慢慢從床鋪上坐起來。我一看，他的褲襠全濕了，原來他一下把尿都嚇出來了。
粗中有細帶點溫情主義
有不少人說曾擴情常常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可不，解放前他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省黨部的職工連薪餉都發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錢。王不肯借，說黨部開支有黨費收入，不能撥行政經費。他再三解釋，法幣貶值，物價漲了不知多少倍，黨費卻沒有增收，全川黨員的黨費集中起來，還買不到一擔米，王仍不給。他隻好把省黨部一輛舊汽車賣掉，才維持了一兩個月。黨部開不出夥食，他就東吃一頓，西就一餐。後來有人介紹他認識了成都某照相館的女老闆，她立即答應供給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馬上就搬到某照相館樓上和她同居起來，他以為這是占了一個大便宜。
說起她也不是無名之輩，抗戰前，她憑藉父親一筆不小的遺產，自辦電影製片公司，自己編戲，自任主角，並邀了兩個同姓不同宗的姑娘拍了部電影，在上海金城電影院上演時，三位女主角竟登台先表演一番。這種別開生麵的作法並沒有能一舉成名，氹為上海人對那種“啦呀嗨，呀嗬嗨！”的四川仙歌毫無興趣，所以第二部影片沒有拍出來，三姐妹就各奔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