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洗劫手段極為殘酷
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時，男人光著身子跑還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隻破草鞋遮擋一下下身就算是走運了，有些十幾歲的女孩，嚇得赤裸身體隨著大人們跑了兩三天，才遇到一些婦女的施捨，能得到一塊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黃逸公也和其他許多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一樣，弄得妻離子散，人財兩空。因為那些慣匪對洗劫逃難的人有一套辦法，他們往往集結幾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麵環山的地方，當難民們進入他們的圈套內，便一齊吶喊，四麵鳴槍，等這些喪家之犬驚駭得不知所措時，才先從山上走下一批人來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開，先從男的下手，稍有反抗，便用殺雞儆猴的辦法殺掉一兩個，再人個一個地叫把手上提的、肩上背的東西放下，將衣褲等全部剝下，一絲不留地剝完一個趕走一個，因附近幾十裏都是荒無人煙，不走的便用竹板抽打。由於土匪怕這些人留下後等他們全部下來搬運東西時和他們拚命，所以剝完一個趕走一個，等男人全部剝完才對付女人小孩。
他們怕女的看到剝男人衣褲時，趁機把貴重細軟物品塞入陰道或頭髮內，所以在剝女人衣褲時，連陰道內都要伸指頭進去探索，並盡情輕薄一番後，才一個個趕走。小孩在剝光後，準其母親抱走。據說這種搶劫辦法最徹底，當然也最殘酷。
赤身跑到四川被收容管訓
黃逸公是最先被剝的幾個中的一個，他朝四川方向跑了兩天多才遇上解放軍先頭部隊，在盤查時他自報身份，立刻受到了優待，發給了衣服鞋帽等，不久就被送到重慶西南軍管會的嘉陵大隊。
這是一個專門收容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官員的，地點就在軍統局繅絲場辦事處。原來軍統重慶特訓班的一批房屋內先後收容了近1000名左右。初期管理很鬆，有家在重慶的還可以請假回去住一兩天，沒有家的也可以請假去城內看朋友買東西。後來因跑掉了幾個高級軍官，才一步一步地嚴格起來，等到抗美援朝戰爭發生、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便更加嚴格了。除對一些下級軍官審訊查明證實其身份交地方政府去監督管理勞動外，職位高的分別送到一些監獄，黃逸公便被送到白公館原軍統局重慶看守所，和我與徐遠舉、周養浩等一起交代過去的問題。
交代問題的兩種態度
最初，我們一聽到要我們交代過去所幹的事，都認為這一輩子也交不清、交不完，以我和徐遠舉、周養浩來說，都記不清楚這十多年中究竟抓過、殺過多少共產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慢慢地才知道隻要不故意隱瞞，記得多少便交代多少，我和徐遠舉的態度和想法都是一樣，認為要是根據我們過去的行為來辦我們，殺一個也是死罪，殺一百一行也是隻能死一次，不如痛痛快快地記得多少全部交出。一些審訊我們兩人的法官都稱讚我們是“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來。當然我們記不起的事也不少，如徐遠舉在重慶解放前夕把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內所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愛國青年，甚至連軍統特務因違反紀律關在裏麵的都一個不留地殺掉了。我在昆明一次抓過400多人，秘密殺掉幾個我認為是企圖打進雲南省站的參訓班的學生。這麽多人我們能記得姓名的隻有百分之一二十，數目也不準確，但隻要肯承認，別人提出來自己回憶，認為對的便承認，不對的也可以不承認，反正審訊時不用刑、不打罵，頂多批評一句“不老實”，所以我和徐遠舉都沒有遇到什麽麻煩。
周養浩是學法律的，他交代問題便字斟句酌，能推卸責任的盡量推。如他最後在重慶擔任保防處長時，把該處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飯店幾十名共產黨員和嫌疑犯都殺了。在擔任軍統局息烽監獄主任時，殺過共產黨四川省委羅世文、軍委車耀先、以及打進軍統的共產黨員張蔚林等上百人。他總是“我奉命怎樣怎樣……”，好像自己沒有什麽責任，都是奉命而行，這樣一來倒反給自己添了麻煩不少。
雖無血債但問題嚴重
黃逸公的問題和我們不同，他沒有什麽“血債”，但他問題的嚴重性不比我們小，主要是他和共產黨的大叛徒張國燾在一起工作多年，對共產黨搞“打進去，拉出來”那一套，雖然蔣老先生和戴笠對張國燾的工作大大不滿，戴笠到最後甚至當麵責斥張“專說大話，成績毫無！”因為張自吹可以拉垮共產黨，他過去曾經自立中央與毛澤東對抗過，又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中的代表，不論資歷、聲望，自信有辦法把共產黨拉垮或使共產黨內部弄得四分五裂等等。結果幾年時間中，除了從紅軍中拉出曾任過紅軍團長的朱春榮等少數中下級幹部外，重要的幹部一個也沒有拉出來。但究竟“打進去”了多少呢？這是共產黨急欲了解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張國燾跑了，黃逸公與他工作多年，便隻好找他來交代。黃除了把自己知道的都交出了之外，對張搞的知道得並不多，所以交不出來。審訊人員問到時他總是不回答，因為答不出來又不能亂說，說出的話馬上就會去查對，編造的東西立即會拆穿，與其說假話還不如不說話。他不但是老共產黨員，還去蘇聯學習過，懂得的比我們多，所以他便採取“寧可不說，不能亂說”的對付辦法。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許多審訊員認為他“話少心事多”，怕說或不敢多說，但時間久了還是弄清楚了，不是他不老實，實在是有些事他不可能知道，因為軍統特密任務多半隻有縱的關係。
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時，男人光著身子跑還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隻破草鞋遮擋一下下身就算是走運了，有些十幾歲的女孩，嚇得赤裸身體隨著大人們跑了兩三天，才遇到一些婦女的施捨，能得到一塊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黃逸公也和其他許多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一樣，弄得妻離子散，人財兩空。因為那些慣匪對洗劫逃難的人有一套辦法，他們往往集結幾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麵環山的地方，當難民們進入他們的圈套內，便一齊吶喊，四麵鳴槍，等這些喪家之犬驚駭得不知所措時，才先從山上走下一批人來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開，先從男的下手，稍有反抗，便用殺雞儆猴的辦法殺掉一兩個，再人個一個地叫把手上提的、肩上背的東西放下，將衣褲等全部剝下，一絲不留地剝完一個趕走一個，因附近幾十裏都是荒無人煙，不走的便用竹板抽打。由於土匪怕這些人留下後等他們全部下來搬運東西時和他們拚命，所以剝完一個趕走一個，等男人全部剝完才對付女人小孩。
他們怕女的看到剝男人衣褲時，趁機把貴重細軟物品塞入陰道或頭髮內，所以在剝女人衣褲時，連陰道內都要伸指頭進去探索，並盡情輕薄一番後，才一個個趕走。小孩在剝光後，準其母親抱走。據說這種搶劫辦法最徹底，當然也最殘酷。
赤身跑到四川被收容管訓
黃逸公是最先被剝的幾個中的一個，他朝四川方向跑了兩天多才遇上解放軍先頭部隊，在盤查時他自報身份，立刻受到了優待，發給了衣服鞋帽等，不久就被送到重慶西南軍管會的嘉陵大隊。
這是一個專門收容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官員的，地點就在軍統局繅絲場辦事處。原來軍統重慶特訓班的一批房屋內先後收容了近1000名左右。初期管理很鬆，有家在重慶的還可以請假回去住一兩天，沒有家的也可以請假去城內看朋友買東西。後來因跑掉了幾個高級軍官，才一步一步地嚴格起來，等到抗美援朝戰爭發生、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便更加嚴格了。除對一些下級軍官審訊查明證實其身份交地方政府去監督管理勞動外，職位高的分別送到一些監獄，黃逸公便被送到白公館原軍統局重慶看守所，和我與徐遠舉、周養浩等一起交代過去的問題。
交代問題的兩種態度
最初，我們一聽到要我們交代過去所幹的事，都認為這一輩子也交不清、交不完，以我和徐遠舉、周養浩來說，都記不清楚這十多年中究竟抓過、殺過多少共產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慢慢地才知道隻要不故意隱瞞，記得多少便交代多少，我和徐遠舉的態度和想法都是一樣，認為要是根據我們過去的行為來辦我們，殺一個也是死罪，殺一百一行也是隻能死一次，不如痛痛快快地記得多少全部交出。一些審訊我們兩人的法官都稱讚我們是“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來。當然我們記不起的事也不少，如徐遠舉在重慶解放前夕把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內所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愛國青年，甚至連軍統特務因違反紀律關在裏麵的都一個不留地殺掉了。我在昆明一次抓過400多人，秘密殺掉幾個我認為是企圖打進雲南省站的參訓班的學生。這麽多人我們能記得姓名的隻有百分之一二十，數目也不準確，但隻要肯承認，別人提出來自己回憶，認為對的便承認，不對的也可以不承認，反正審訊時不用刑、不打罵，頂多批評一句“不老實”，所以我和徐遠舉都沒有遇到什麽麻煩。
周養浩是學法律的，他交代問題便字斟句酌，能推卸責任的盡量推。如他最後在重慶擔任保防處長時，把該處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飯店幾十名共產黨員和嫌疑犯都殺了。在擔任軍統局息烽監獄主任時，殺過共產黨四川省委羅世文、軍委車耀先、以及打進軍統的共產黨員張蔚林等上百人。他總是“我奉命怎樣怎樣……”，好像自己沒有什麽責任，都是奉命而行，這樣一來倒反給自己添了麻煩不少。
雖無血債但問題嚴重
黃逸公的問題和我們不同，他沒有什麽“血債”，但他問題的嚴重性不比我們小，主要是他和共產黨的大叛徒張國燾在一起工作多年，對共產黨搞“打進去，拉出來”那一套，雖然蔣老先生和戴笠對張國燾的工作大大不滿，戴笠到最後甚至當麵責斥張“專說大話，成績毫無！”因為張自吹可以拉垮共產黨，他過去曾經自立中央與毛澤東對抗過，又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中的代表，不論資歷、聲望，自信有辦法把共產黨拉垮或使共產黨內部弄得四分五裂等等。結果幾年時間中，除了從紅軍中拉出曾任過紅軍團長的朱春榮等少數中下級幹部外，重要的幹部一個也沒有拉出來。但究竟“打進去”了多少呢？這是共產黨急欲了解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張國燾跑了，黃逸公與他工作多年，便隻好找他來交代。黃除了把自己知道的都交出了之外，對張搞的知道得並不多，所以交不出來。審訊人員問到時他總是不回答，因為答不出來又不能亂說，說出的話馬上就會去查對，編造的東西立即會拆穿，與其說假話還不如不說話。他不但是老共產黨員，還去蘇聯學習過，懂得的比我們多，所以他便採取“寧可不說，不能亂說”的對付辦法。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許多審訊員認為他“話少心事多”，怕說或不敢多說，但時間久了還是弄清楚了，不是他不老實，實在是有些事他不可能知道，因為軍統特密任務多半隻有縱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