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戴笠發現有一個總值日官是cp的叛徒，那天正值日本飛機轟炸重慶，那位總值日忙於指揮內勤特務進防空洞，和指揮警衛連與勤雜兵搬運公文箱等。他便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在責備我，為什麽把發號施令與調動衛兵的權都交給這些叛徒？我告訴他，這是局本部的規矩，處級幹部當總值日時，就有這種權力。他在第二天便宣布，各處處長與各室主任不再當總值日，由我兼任總值日。我開始想不通，總務處長已夠忙的了，還天天當總值日，豈不是忙上加忙？戴笠便找我到他家裏去，邊吃飯邊談，軍統局這份家業是他事業的基礎本錢，如果讓叛徒利用當總值日時的權力，搞一次暴動，便一切都完了。
他與蔣老先生一樣，總認為叛徒能叛cp，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誡我，要十分警惕，並強迫我一定要長期兼任總值日，不準換人。所以我每天都得在吃飯時到飯廳去喊“立正！”“坐下！”“開動！”等口令。逢到開“四一大會”蔣老先生來時，除喊“立正”外，還得向他報告人數，每星期做紀念周也由我喊口令和整頓隊伍，所以我雖不是什麽軍校畢業的，幾年中慢慢也就練習熟了。
鄭庭笈也告訴我，這一百多將軍中，除絕大部分是黃埔畢業的外，還有東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以及留學日本、美、德、法等國家學軍事的，為什麽找不出個人來教操，主要是這些將軍們官越做越大，對過去連長、排長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拋在一邊了。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過去管理所一再徵求，沒有一個人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他問我可不可以擔任？我說讓我考慮一下再說。
奉命教廣播操
沒有想到鄭庭笈當時就向管理所的領導人去反映，說我能教廣播操，當然立刻得到了同意，並要他馬上把我找去。幾位幹部都說，早就該做廣播操了，就是沒有人願意教，你能教的話，明天就開始。我很謙虛地說教不好，不敢教。他們認為隻要慢慢來，一定會做得好。但卻再三叮囑我，對這些人切不可操之過急，更不可要求過嚴，開始隻要他們比劃比劃，動作不準確要慢慢糾正，不要疾言厲色，要把他們的興趣提高起來，一定要耐心等等。叮嚀一番之後，第二天，由管理所的領導親自集合全體戰犯到場內，也是平日大家室外活動的最大的那塊空地上，鄭重宣布：政府為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能更好地學習，從當天起，由我輔助大家先學會第一套廣播體操。在出操時，除有病的可以不參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娛活動，可以在晚上進行。
宣布完了以後，由我先做示範動作，我從小學國術，身段柔軟，做踢腿運動時，腳可以踢過頭頂；做彎腰運動時，不但頭可以碰到膝蓋，而且可以把兩手的肘部碰到地上。我做完後，他們一看很有趣，我又編出一套鼓勵他們的話，說我沒有做廣播體操以前，飯也吃得少，覺也睡不好，特別討厭的是經常有腰酸腿痛等許多老年人常犯的毛病，做操不到一月，飯能每餐吃七八兩，再也不失眠、不腰痛等。我是針對他們的心理胡謅一頓，其實我一向體健如牛，做操與沒有做操基本一樣。因為我沒有做廣播操之前，在監獄的幾年當中，一直堅持早上洗冷水澡和打一套拳。我這個活標本，對他們來說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笨像畢露笑話百出
從開始教廣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將軍們所鬧出的笑話，和大半數人的那種笨像，便禁不住笑起來。說來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有些可笑的事連想也想不出來。因為我教操是麵對著這一百多位將軍們，要教會他們實在不容易，有時弄得我滿身大汗，說得舌敝唇焦，才能教會一節動作。我有時累得想不再教，但又一想，如果在過去，要集合這麽多將軍在一起來讓我教操，恐怕是絕不可能的事。
我是一個最愛笑的人，看到可笑的事，很不容易克製住自己不笑出聲來，有好幾次我實在忍不住笑，隻好轉過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鼻假裝咳嗽，才避免了當著他們的麵來發笑。我記得有幾次在集合之後，我要他們取好間隔、距離，免得彼此妨礙，這一點他們都會做，雖然是慢吞吞地，但都懂得。而在做踢腿運動時，竟多次發生這種可笑的事。本來做各種動作都在原地不能移，腿踢出去，收回之後仍應站在原地。有幾位大腹便便的將軍，不但隻能踢到一兩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學正步走一樣，不是把踢出去的腳收回原地，而是把踢出去的腳朝前麵邁進一步，等到再踢另一隻腳時，往往踢到前麵的人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會回過頭去質問，這樣就得停下來，先去勸架，讓踢人的退回去。有時剛調解完，再繼續做的時候，他還是向前邁一步，被踢過的怕再被踢，立刻回過頭去吵起來。我記不起，總不下十多次為踢腿而發生爭吵。雖然我總是在開始前先做示範，並一再提醒不能朝前邁去踢前麵的人，但有幾位不知是故意還是笨，老是記不住。
有一件更使人發笑而且我還因此受到管理人員批評的事。一次做彎腰運動，我看有些人的動作實在太滑稽了，彎腰動作，起碼得把腰向前彎一點點，有些人卻隻把背向前略微彎曲一下，兩隻手伸下去還不到膝蓋，實在不合要求，我便大聲叫：“這是彎腰運動，要把腰部彎下去！”有幾個還是無動於衷，我有點氣了，便喊：“把腰彎一點！再彎一點！”結果最後一個人一個趔趄，撞在前麵的人身上，前麵一個又撞在更前麵的人身上，一行人便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我急得滿身大汗，趕忙叫旁邊的人快把倒下去的扶起來，我自己也跑過去看，幸好都是穿著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隻是兩手著地把手掌擦傷，最嚴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這一嚴重的“操傷事故”，立刻引來了幾位管理人員，把倒下的一行八九個人都帶到醫務室去檢查。幸好沒有人折斷骨頭，都隻是輕傷，我隻挨了幾句批評：“早就告訴你，不要對他們要求太嚴，隨便動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這麽多人跌傷，要是皮破血流，損筋斷骨，不用說你，我們都擔不起責任！”從那次教訓以後，我便閉著眼喊上一頓，隨他們怎樣做，都不再去糾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從德勝門外功德林到公安部郊外的農場去體驗農業勞動時止，我小心又小心地結束了這一教廣播操的任務。因為去農場勞動，體力勞動較多，不像在功德林時坐著學習的時間長，就不用再做廣播操。我也如釋重負。多年以後，許多同學們見到我還誇我在戰犯管理所時“有兩套”。不了解的人便問我：“有兩套什麽本領？”我總是笑著說：“有兩套廣播體操！”
他與蔣老先生一樣，總認為叛徒能叛cp，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誡我，要十分警惕，並強迫我一定要長期兼任總值日，不準換人。所以我每天都得在吃飯時到飯廳去喊“立正！”“坐下！”“開動！”等口令。逢到開“四一大會”蔣老先生來時，除喊“立正”外，還得向他報告人數，每星期做紀念周也由我喊口令和整頓隊伍，所以我雖不是什麽軍校畢業的，幾年中慢慢也就練習熟了。
鄭庭笈也告訴我，這一百多將軍中，除絕大部分是黃埔畢業的外，還有東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以及留學日本、美、德、法等國家學軍事的，為什麽找不出個人來教操，主要是這些將軍們官越做越大，對過去連長、排長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拋在一邊了。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過去管理所一再徵求，沒有一個人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他問我可不可以擔任？我說讓我考慮一下再說。
奉命教廣播操
沒有想到鄭庭笈當時就向管理所的領導人去反映，說我能教廣播操，當然立刻得到了同意，並要他馬上把我找去。幾位幹部都說，早就該做廣播操了，就是沒有人願意教，你能教的話，明天就開始。我很謙虛地說教不好，不敢教。他們認為隻要慢慢來，一定會做得好。但卻再三叮囑我，對這些人切不可操之過急，更不可要求過嚴，開始隻要他們比劃比劃，動作不準確要慢慢糾正，不要疾言厲色，要把他們的興趣提高起來，一定要耐心等等。叮嚀一番之後，第二天，由管理所的領導親自集合全體戰犯到場內，也是平日大家室外活動的最大的那塊空地上，鄭重宣布：政府為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能更好地學習，從當天起，由我輔助大家先學會第一套廣播體操。在出操時，除有病的可以不參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娛活動，可以在晚上進行。
宣布完了以後，由我先做示範動作，我從小學國術，身段柔軟，做踢腿運動時，腳可以踢過頭頂；做彎腰運動時，不但頭可以碰到膝蓋，而且可以把兩手的肘部碰到地上。我做完後，他們一看很有趣，我又編出一套鼓勵他們的話，說我沒有做廣播體操以前，飯也吃得少，覺也睡不好，特別討厭的是經常有腰酸腿痛等許多老年人常犯的毛病，做操不到一月，飯能每餐吃七八兩，再也不失眠、不腰痛等。我是針對他們的心理胡謅一頓，其實我一向體健如牛，做操與沒有做操基本一樣。因為我沒有做廣播操之前，在監獄的幾年當中，一直堅持早上洗冷水澡和打一套拳。我這個活標本，對他們來說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笨像畢露笑話百出
從開始教廣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將軍們所鬧出的笑話，和大半數人的那種笨像，便禁不住笑起來。說來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有些可笑的事連想也想不出來。因為我教操是麵對著這一百多位將軍們，要教會他們實在不容易，有時弄得我滿身大汗，說得舌敝唇焦，才能教會一節動作。我有時累得想不再教，但又一想，如果在過去，要集合這麽多將軍在一起來讓我教操，恐怕是絕不可能的事。
我是一個最愛笑的人，看到可笑的事，很不容易克製住自己不笑出聲來，有好幾次我實在忍不住笑，隻好轉過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鼻假裝咳嗽，才避免了當著他們的麵來發笑。我記得有幾次在集合之後，我要他們取好間隔、距離，免得彼此妨礙，這一點他們都會做，雖然是慢吞吞地，但都懂得。而在做踢腿運動時，竟多次發生這種可笑的事。本來做各種動作都在原地不能移，腿踢出去，收回之後仍應站在原地。有幾位大腹便便的將軍，不但隻能踢到一兩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學正步走一樣，不是把踢出去的腳收回原地，而是把踢出去的腳朝前麵邁進一步，等到再踢另一隻腳時，往往踢到前麵的人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會回過頭去質問，這樣就得停下來，先去勸架，讓踢人的退回去。有時剛調解完，再繼續做的時候，他還是向前邁一步，被踢過的怕再被踢，立刻回過頭去吵起來。我記不起，總不下十多次為踢腿而發生爭吵。雖然我總是在開始前先做示範，並一再提醒不能朝前邁去踢前麵的人，但有幾位不知是故意還是笨，老是記不住。
有一件更使人發笑而且我還因此受到管理人員批評的事。一次做彎腰運動，我看有些人的動作實在太滑稽了，彎腰動作，起碼得把腰向前彎一點點，有些人卻隻把背向前略微彎曲一下，兩隻手伸下去還不到膝蓋，實在不合要求，我便大聲叫：“這是彎腰運動，要把腰部彎下去！”有幾個還是無動於衷，我有點氣了，便喊：“把腰彎一點！再彎一點！”結果最後一個人一個趔趄，撞在前麵的人身上，前麵一個又撞在更前麵的人身上，一行人便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我急得滿身大汗，趕忙叫旁邊的人快把倒下去的扶起來，我自己也跑過去看，幸好都是穿著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隻是兩手著地把手掌擦傷，最嚴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這一嚴重的“操傷事故”，立刻引來了幾位管理人員，把倒下的一行八九個人都帶到醫務室去檢查。幸好沒有人折斷骨頭，都隻是輕傷，我隻挨了幾句批評：“早就告訴你，不要對他們要求太嚴，隨便動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這麽多人跌傷，要是皮破血流，損筋斷骨，不用說你，我們都擔不起責任！”從那次教訓以後，我便閉著眼喊上一頓，隨他們怎樣做，都不再去糾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從德勝門外功德林到公安部郊外的農場去體驗農業勞動時止，我小心又小心地結束了這一教廣播操的任務。因為去農場勞動，體力勞動較多，不像在功德林時坐著學習的時間長，就不用再做廣播操。我也如釋重負。多年以後，許多同學們見到我還誇我在戰犯管理所時“有兩套”。不了解的人便問我：“有兩套什麽本領？”我總是笑著說：“有兩套廣播體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