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經鬆山向塔山陳家屯之間山地小道逃走時，剛走過西海口和高橋之間的公路，就被解放軍潛伏在該地的一支小部隊截獲。他們當時都是身穿士兵衣服，解放軍便把他們和暫編第55師安守仁部被俘官兵放在一起，經飛機場向班吉塔方向進行。他一麵自己很慶幸未被發覺，可以有機會溜走，但又想到自己是方麵軍的高級指揮官，而今喪師失地，即使能溜出去，又怎能向蔣老先生作交代？特別是想到10月8日，蔣乘“靈甫號”巡洋艦從天津親自直到葫蘆島給他在電話中的種種指示，回去後肯定要受到嚴重處分，十有八九要殺頭。他為了求得速死，便自己向押送俘虜的解放軍坦白自己的身份，請求早日槍決，不要再解來解去，因為長期不走路，走起來十分吃力。
出他意外的是，自己報了身份後，馬上就被送到解放軍縱隊司令部，受到了優先。1956他從佳木斯解送到北京戰犯管理所“加速改造”。自此以後，他知道不但不會被殺，而且還有可能恢復自由，所以在戰犯管理所內，他那愛開玩笑、喜歡作弄人的習慣，又慢慢地表現出來了。
老婆剛好半打，兒女不足一班
我記得最清楚的事有兩件，一次他的那位使人討厭的學習小組長要每個戰犯填家庭情況表，他故意說眼睛有毛病，改日再填，那個組長說當天要交，不能拖延，他說那就請你代填一下吧！那個組長先問他的妻子姓名和兒女數目及名字，他卻很認真地回答說：“我的老婆麽，剛好半打，兒女還不足新編製的一個班。”他的這話剛一出口，弄得全組大笑，那位組長可生氣了，便嚴厲地批評他這種事也開玩笑，他卻一本正經地說：“這是習慣了的，你不填我自己來填就是了！”究竟他是怎樣填的，我就沒有再過問了。
還有一次，他伏在桌上寫東西。因他寫字一向寫得很小，寫東西比較吃力，他一麵閉目養神，一麵用手輕輕地揉眼睛。這時，那位使人討厭的小組長正從外麵進來，看到他兩眼發紅，忙問他有什麽心事使他傷感？他一看房內沒有別人，便趕忙把抄好的東西翻過來放在桌上，兩手捫住頭伏在文件上裝作痛哭的神情。這位組長嚇了一跳，一個勁地盤問他，究竟為什麽這麽傷心。他頭也不抬哽咽地說：“這樣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遺囑寫好……”這個組長一聽，急忙掉轉頭就跑到管理員那裏去報告，管理員又急忙去向管理所的領導報告。一會兒便有三四個幹部急急忙忙跑了過來，和顏悅色地問他，有什麽解決不了的事？希望他說出來好幫他解決。他故作驚詫地向來的幾位幹部看一下，輕鬆地說了一聲：“我眼睛有點發脹，休息一會兒就會好的，沒有什麽要請領導幫忙的事。”
那位組長一聽，馬上氣呼呼地質問他：“你不是說活不成了要立遺囑嗎？”他還是那樣滿不在乎地反問：“我好好地立什麽遺囑？”那位組長便搶過去，把他覆在桌上的東西翻過來送給幹部們看，弄得幾位幹部啼笑皆非，原來他抄的正是當天《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由於當時房內沒有第三人，他和組長的談話沒別人聽到，所以爭也爭不清，幹部隻好要他們不要再吵，認為這不是什麽原則問題，並叮囑不要在小組會上批評範漢傑，以免糾纏不清而影響學習。這件事是範和我同時特赦了以後在外出參觀時，才原原本本告訴我的。
對政治學習，範漢傑相當認真，特別是他學有專長，除了軍事方麵外，他在測量方麵也是能手。他在滿清末年便出國學過測量，平日也愛看數學方麵的書籍，除了愛開玩笑外不發牢騷，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單中便列有他的名字。後來由於原在國民黨十九路軍中一些高級將領，如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反對，第一批便沒有他。這是我和他在第二批特赦後，傅作義告訴我們的。傳說特赦國民黨的高級軍政人員，cp內都有很多人有意見，是毛主席先說服了黨內的人之後，才召開擴大的國務會議，徵詢民主黨派人士的意見。基本上得到同意，便由公安部門根據戰犯管理所對戰犯的考核，凡符合特赦標準的列出名單，再由“人大”和“政協常委會”逐個討論。在討論到範漢傑時，十九路軍的高級將領們一致指出，範漢傑任十九路軍的參謀處處長時，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軍統特務頭子戴笠、鄭介民有了勾結，早把十九路軍的一切內部情況詳細告訴了戴、鄭等人。特別使他們痛恨範漢傑的，是中央軍對十九路軍包圍進攻的最緊要時刻，範漢傑把參謀處所有的密電本全部派人送給在鼓浪嶼搞秘密活動的戴笠，以致部隊聯絡通訊都成了問題。結果，從發動反蔣戰爭到徹底失敗，還不到100天。因此對範漢傑恨到極點。
範對此卻大叫冤枉，他說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他一開始就不贊成。古人說：“凡事應謀定而後動”，而這些人卻是“先動而後謀”，哪有不失敗之理？再加上十九路軍的基本隊伍隻有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個師，“一·二八”淞滬停戰後擴充了兩個師，實力不足五萬人。事變發生後，把五個師的番號改成五個軍，人數還是一樣。他們買來六架飛機，事變發生之前，連飛機上的機關槍都沒有裝上去，隻能當運輸機用。中央軍和地方團隊卻有十多萬人，幾乎多兩倍，怎麽把打敗仗的責任怪到他的頭上呢！不過第二批特赦前，再一次把他名字列上時，聽說周恩來等cp的高級領導人，先向幾位反對他的人進行了一番說服工作，認為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失敗原因很多，不能過分責怪範，這樣，總算在第二次提出他時勉強通過了。
出他意外的是，自己報了身份後，馬上就被送到解放軍縱隊司令部，受到了優先。1956他從佳木斯解送到北京戰犯管理所“加速改造”。自此以後，他知道不但不會被殺，而且還有可能恢復自由，所以在戰犯管理所內，他那愛開玩笑、喜歡作弄人的習慣，又慢慢地表現出來了。
老婆剛好半打，兒女不足一班
我記得最清楚的事有兩件，一次他的那位使人討厭的學習小組長要每個戰犯填家庭情況表，他故意說眼睛有毛病，改日再填，那個組長說當天要交，不能拖延，他說那就請你代填一下吧！那個組長先問他的妻子姓名和兒女數目及名字，他卻很認真地回答說：“我的老婆麽，剛好半打，兒女還不足新編製的一個班。”他的這話剛一出口，弄得全組大笑，那位組長可生氣了，便嚴厲地批評他這種事也開玩笑，他卻一本正經地說：“這是習慣了的，你不填我自己來填就是了！”究竟他是怎樣填的，我就沒有再過問了。
還有一次，他伏在桌上寫東西。因他寫字一向寫得很小，寫東西比較吃力，他一麵閉目養神，一麵用手輕輕地揉眼睛。這時，那位使人討厭的小組長正從外麵進來，看到他兩眼發紅，忙問他有什麽心事使他傷感？他一看房內沒有別人，便趕忙把抄好的東西翻過來放在桌上，兩手捫住頭伏在文件上裝作痛哭的神情。這位組長嚇了一跳，一個勁地盤問他，究竟為什麽這麽傷心。他頭也不抬哽咽地說：“這樣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遺囑寫好……”這個組長一聽，急忙掉轉頭就跑到管理員那裏去報告，管理員又急忙去向管理所的領導報告。一會兒便有三四個幹部急急忙忙跑了過來，和顏悅色地問他，有什麽解決不了的事？希望他說出來好幫他解決。他故作驚詫地向來的幾位幹部看一下，輕鬆地說了一聲：“我眼睛有點發脹，休息一會兒就會好的，沒有什麽要請領導幫忙的事。”
那位組長一聽，馬上氣呼呼地質問他：“你不是說活不成了要立遺囑嗎？”他還是那樣滿不在乎地反問：“我好好地立什麽遺囑？”那位組長便搶過去，把他覆在桌上的東西翻過來送給幹部們看，弄得幾位幹部啼笑皆非，原來他抄的正是當天《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由於當時房內沒有第三人，他和組長的談話沒別人聽到，所以爭也爭不清，幹部隻好要他們不要再吵，認為這不是什麽原則問題，並叮囑不要在小組會上批評範漢傑，以免糾纏不清而影響學習。這件事是範和我同時特赦了以後在外出參觀時，才原原本本告訴我的。
對政治學習，範漢傑相當認真，特別是他學有專長，除了軍事方麵外，他在測量方麵也是能手。他在滿清末年便出國學過測量，平日也愛看數學方麵的書籍，除了愛開玩笑外不發牢騷，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單中便列有他的名字。後來由於原在國民黨十九路軍中一些高級將領，如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反對，第一批便沒有他。這是我和他在第二批特赦後，傅作義告訴我們的。傳說特赦國民黨的高級軍政人員，cp內都有很多人有意見，是毛主席先說服了黨內的人之後，才召開擴大的國務會議，徵詢民主黨派人士的意見。基本上得到同意，便由公安部門根據戰犯管理所對戰犯的考核，凡符合特赦標準的列出名單，再由“人大”和“政協常委會”逐個討論。在討論到範漢傑時，十九路軍的高級將領們一致指出，範漢傑任十九路軍的參謀處處長時，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軍統特務頭子戴笠、鄭介民有了勾結，早把十九路軍的一切內部情況詳細告訴了戴、鄭等人。特別使他們痛恨範漢傑的，是中央軍對十九路軍包圍進攻的最緊要時刻，範漢傑把參謀處所有的密電本全部派人送給在鼓浪嶼搞秘密活動的戴笠，以致部隊聯絡通訊都成了問題。結果，從發動反蔣戰爭到徹底失敗，還不到100天。因此對範漢傑恨到極點。
範對此卻大叫冤枉，他說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他一開始就不贊成。古人說：“凡事應謀定而後動”，而這些人卻是“先動而後謀”，哪有不失敗之理？再加上十九路軍的基本隊伍隻有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個師，“一·二八”淞滬停戰後擴充了兩個師，實力不足五萬人。事變發生後，把五個師的番號改成五個軍，人數還是一樣。他們買來六架飛機，事變發生之前，連飛機上的機關槍都沒有裝上去，隻能當運輸機用。中央軍和地方團隊卻有十多萬人，幾乎多兩倍，怎麽把打敗仗的責任怪到他的頭上呢！不過第二批特赦前，再一次把他名字列上時，聽說周恩來等cp的高級領導人，先向幾位反對他的人進行了一番說服工作，認為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失敗原因很多，不能過分責怪範，這樣，總算在第二次提出他時勉強通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