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受到不冷不熱的歡迎，因為與會者並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裏的打算。此外，與會者中有希姆萊的朋友，鮑曼不願意在他們麵前說礙太明白。
最後，大家一致同意休會。
第二次會議於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紅舍”飯店舉行。這次，鮑曼全盤端出了他的計劃：
“現在無需排除這種可能性，即從現在起到明年，我們必須秘密資助國社黨。因此，從現在開始應當具體研究黨在非法化以後能夠支配的財力問題。”
後來獲得這次會議文件的西蒙·維森塔爾認為，這次斯特拉斯堡會議非同一般。“逃亡網”的資金問題可能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確定的。鮑曼毫不猶豫地離開大本營前往參加，可見他對會議是十分重視的。然而會議的規模沒有這位帝國長官所期望的那樣大，因為軍備部長阿·施佩爾在同時召開另一個會議。前往斯特拉斯堡參加會議的隻有一些次要人物。他們當中有羅赫林、克虜伯、梅塞爾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韋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戰爭部和武器裝備部的代表。
會議主席、赫爾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說：“德國工業必須為戰後的經濟復興作準備。因此，所有企業家都必須根據自己的利益加強與外國公司的接觸，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這席話正合馬丁·鮑曼的心願。他決心採取措施不使國社黨對德國工業的投資、技術專利和新式武器設計圖落入盟軍之手。事實上，鮑曼的建議並沒有受到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足夠的重視。
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會議以後，確有大量資本以貿易為幌子轉移到“可靠國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護的銀行帳戶頭上。1946 年美國財政部的一份報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國人投資並由德國人開辦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國家有233 家。
會議一結束，鮑曼便去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並與她一起去蒂羅爾。無論是希特勒還是蓋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這次旅行。旅行期間，這位帝國長官似乎已準備了他的後路。
旅途中，鮑曼化名馬克斯·纓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參觀了幾個先前人人向他報告過的偏僻的農場。
在默蘭，他見到了剛從蘭米返回的羅夫，向他介紹了斯特拉斯堡會議的情況。羅夫、鮑曼及其妻子在默蘭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羅夫當時已受到盟軍諜報部門的監視，被一名英國特工人員認出（但他竟然沒有認出羅夫的同伴）。
這位特工人員獲悉，就在這兩人在默蘭投宿的那天夜裏，默蘭城的一個教堂裏曾出現過奇怪的燈光。第二天他去教堂偵查，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兩天以後，“繆勒”啟程去博岑，羅夫返回米蘭。
1967 年默蘭市修理這座教堂時，發現管風琴裏藏著價值6600 萬馬克的
偽造英鎊。
1945 年初，瓦爾特·羅夫曾幾次前往南蒂羅爾，其目的從未向保安處領導匯報過。毫無疑問，他是根據鮑曼的指示，在幾個精心選擇的逃亡站上建立“儲備金庫”。戰後，有人在該地區發現幾個裝著偽造英鎊的小鐵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終於以軸心國的失敗和盟國的勝利而告終。
4 月24 日淩晨，墨索裏尼得知博爾馬和波洛尼亞失陷的消息，同時還收到了最後一封電報。希特勒告訴他蘇聯人剛剛打進柏林。墨索裏尼光著腦袋，臉色臘黃，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驚恐、沮喪。
“寧可死，也不能忍受這種恥辱。”墨索裏尼說，“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俘虜。我寧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壽命隻有三天了。
據悉，民族解放委員會發布了一項政令：所有的法西斯頭目，一旦驗明身份，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團軍最高指揮部和c 軍決定投降，投降書由赫爾將軍和馮·維丁霍夫將軍在卡塞塔簽署。前一天，墨索裏尼和他的情婦克拉蕾塔·貝塔西在科梅湖邊被遊擊隊處死。他們的屍體被倒吊在米蘭羅爾多廣場的一個角落裏。
在臨時陪都米蘭，社會秩序極度混亂，人心惶惶。解放委員會的公報一個接著一個。那些平日作惡多端的軍官和士兵四處逃竄，如同喪家之犬。
5 月2 日，瓦爾特·羅夫改變身份，他脫去軍裝，化名卡爾羅·孔恃，帶著假護照，決定採取他慣常的大膽行動，與遊擊隊進行接觸。
誠然，羅夫不能兩手空空去談判。他有法西斯黨的檔案。他的部下對這些檔案進行了認真的分選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於4 月底裝上一輛卡車運到離米蘭80 公裏的格迪，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由於休達神父的幫助，5 月初，羅夫終於會見了當地一位名叫呂沃米的遊擊隊領導人。
“檔案在我手裏，”羅夫告訴他說：“它包括法西斯黨的工作報告、黨員名單，及其特工人員的真名和化名。這些檔案是要賣的。但是，假如你們逮捕我，你們永遠也不會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麽作為交換條件呢？”呂沃米問道。“讓我自由行動兩個月。”
最後，大家一致同意休會。
第二次會議於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紅舍”飯店舉行。這次，鮑曼全盤端出了他的計劃：
“現在無需排除這種可能性，即從現在起到明年，我們必須秘密資助國社黨。因此，從現在開始應當具體研究黨在非法化以後能夠支配的財力問題。”
後來獲得這次會議文件的西蒙·維森塔爾認為，這次斯特拉斯堡會議非同一般。“逃亡網”的資金問題可能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確定的。鮑曼毫不猶豫地離開大本營前往參加，可見他對會議是十分重視的。然而會議的規模沒有這位帝國長官所期望的那樣大，因為軍備部長阿·施佩爾在同時召開另一個會議。前往斯特拉斯堡參加會議的隻有一些次要人物。他們當中有羅赫林、克虜伯、梅塞爾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韋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戰爭部和武器裝備部的代表。
會議主席、赫爾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說：“德國工業必須為戰後的經濟復興作準備。因此，所有企業家都必須根據自己的利益加強與外國公司的接觸，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這席話正合馬丁·鮑曼的心願。他決心採取措施不使國社黨對德國工業的投資、技術專利和新式武器設計圖落入盟軍之手。事實上，鮑曼的建議並沒有受到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足夠的重視。
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會議以後，確有大量資本以貿易為幌子轉移到“可靠國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護的銀行帳戶頭上。1946 年美國財政部的一份報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國人投資並由德國人開辦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國家有233 家。
會議一結束，鮑曼便去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並與她一起去蒂羅爾。無論是希特勒還是蓋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這次旅行。旅行期間，這位帝國長官似乎已準備了他的後路。
旅途中，鮑曼化名馬克斯·纓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參觀了幾個先前人人向他報告過的偏僻的農場。
在默蘭，他見到了剛從蘭米返回的羅夫，向他介紹了斯特拉斯堡會議的情況。羅夫、鮑曼及其妻子在默蘭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羅夫當時已受到盟軍諜報部門的監視，被一名英國特工人員認出（但他竟然沒有認出羅夫的同伴）。
這位特工人員獲悉，就在這兩人在默蘭投宿的那天夜裏，默蘭城的一個教堂裏曾出現過奇怪的燈光。第二天他去教堂偵查，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兩天以後，“繆勒”啟程去博岑，羅夫返回米蘭。
1967 年默蘭市修理這座教堂時，發現管風琴裏藏著價值6600 萬馬克的
偽造英鎊。
1945 年初，瓦爾特·羅夫曾幾次前往南蒂羅爾，其目的從未向保安處領導匯報過。毫無疑問，他是根據鮑曼的指示，在幾個精心選擇的逃亡站上建立“儲備金庫”。戰後，有人在該地區發現幾個裝著偽造英鎊的小鐵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終於以軸心國的失敗和盟國的勝利而告終。
4 月24 日淩晨，墨索裏尼得知博爾馬和波洛尼亞失陷的消息，同時還收到了最後一封電報。希特勒告訴他蘇聯人剛剛打進柏林。墨索裏尼光著腦袋，臉色臘黃，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驚恐、沮喪。
“寧可死，也不能忍受這種恥辱。”墨索裏尼說，“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俘虜。我寧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壽命隻有三天了。
據悉，民族解放委員會發布了一項政令：所有的法西斯頭目，一旦驗明身份，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團軍最高指揮部和c 軍決定投降，投降書由赫爾將軍和馮·維丁霍夫將軍在卡塞塔簽署。前一天，墨索裏尼和他的情婦克拉蕾塔·貝塔西在科梅湖邊被遊擊隊處死。他們的屍體被倒吊在米蘭羅爾多廣場的一個角落裏。
在臨時陪都米蘭，社會秩序極度混亂，人心惶惶。解放委員會的公報一個接著一個。那些平日作惡多端的軍官和士兵四處逃竄，如同喪家之犬。
5 月2 日，瓦爾特·羅夫改變身份，他脫去軍裝，化名卡爾羅·孔恃，帶著假護照，決定採取他慣常的大膽行動，與遊擊隊進行接觸。
誠然，羅夫不能兩手空空去談判。他有法西斯黨的檔案。他的部下對這些檔案進行了認真的分選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於4 月底裝上一輛卡車運到離米蘭80 公裏的格迪，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由於休達神父的幫助，5 月初，羅夫終於會見了當地一位名叫呂沃米的遊擊隊領導人。
“檔案在我手裏，”羅夫告訴他說：“它包括法西斯黨的工作報告、黨員名單，及其特工人員的真名和化名。這些檔案是要賣的。但是，假如你們逮捕我，你們永遠也不會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麽作為交換條件呢？”呂沃米問道。“讓我自由行動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