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爾告訴赫斯，此事不僅關係到一般意義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確定量刑的輕重，最後才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點45 分，戈林在他的單牢裏吞服氰化鉀自殺。
在戈林自殺的兩個小時又十五分鍾，即10 月16 日淩晨1 點01 分，在監獄的健身房裏開始執行其他十名戰犯絞刑。3 點09 分，宣布最後一名死亡。
根據判決，魯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樓，底下的一層樓隻住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淩晨，他躺在他的單牢的地板上，凝視著反光燈，哨兵通過門縫紋絲不動觀察著這位從前的副元首，當局不允許獄中再發生自殺事件了。
幾天後赫斯寫信回家：“這十一個人的死意味著什麽，現在能預料的極少。對此我能寫的就更少了。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折的中心，我們所遭受到一切，是時代轉折的分娩前的陣痛。一切似乎是消極的，但總有一天會誕生出新的和偉大的來..”
為了接持七個被判監禁的人，施潘道監獄被改建和修復了。在準備工作未結束以前，這批犯人仍留在紐倫堡的單牢裏。
赫斯寫許多信回家，談到拜羅伊特藝術的慶祝活動，慕尼黑舊城的重建方案、萊茵一美因一多瑙運河的設計方案（赫斯想藉助一條穿過施瓦本的侏羅山脈的隧道將這三條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淩晨四點，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紐倫堡監獄中被喚醒，用兩輛救護車運到紐倫堡機場，然後用飛機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點鍾，副元首抵達柏林一施潘道國際軍事戰犯監獄。地址是威廉大待24 號。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間同廚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間裏坐著一位90 歲的老翁。他住進這間牢房那年才53 歲；他在英國被俘時隻有47 歲，這是“一個最好的年華”。
這位七號單牢裏的孤獨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給他的妻子這樣寫道：
“命運已經把變成一個你想像得更老於世故的人了。就連每年四季變化中最淒涼、易引起人們傷感的現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時節的陰暗，又濕又涼；太陽很晚才露臉，午後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機垂死了；光禿禿的樹木、枯黃的葉子隨風飄零..簡而言之，所有這些往往能使一個人把周圍世界傷感地比喻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樹枝上的葉子，就連這些最悲傷的自然現象也不能引起我心裏絲毫的反應了..”
有時他一個星期不說一句話。不跟哨兵們說話，不限監獄長們說話，也不跟醫生們說話。這時他給周圍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對周圍不關心的人，是一個心理學家們稱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這個人，在給妻子和兒子的信中卻顯示出簡直驚人的、廣泛的興趣。
這個幾十年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過著被強製孤居生活的人所寫的一封信件竟陳述了對現代社會問題的驚人的理解和見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問題臨時解決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公共運輸即使不能做到免費供應，也應辦得盡可能的方便。車輛的座位總數能滿足人們任何時候到他們的目的地需要。即人們每小時蜂擁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個座位。並通過訂公共通車輛優先行駛的法律，使人們能比用自己的小轎車還要快得多地到達自己的目的地..而一個城市製定這樣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歡迎的車輛所花的費用，肯定要比親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橋、停車場之類的費用要節省得多。”
就兒童缺少遊樂場和休息所問題，他發表的意見，這些意見會使一位有開拓精神的家庭部長毫不遲疑地就簽名表示贊同。
但從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調子。對發展援助的意見有種族主義者的印跡。比方，他是這樣談及非洲人民的：“是由於他們不具備創造能力”，由此得出“以至處於他們難以理解的長期停滯在同樣原始的文化階層”。他非常讚賞吉澤爾·維爾辛寫的關於非洲的一本書。赫斯還是在第三帝國時期，維爾辛當記者時認識他的，並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忠於黨的政治路線的新聞記者。與此相反，赫斯認為彼得·格魯貝斯關於東非的報告是一本“令人沮喪的書”，“使我十分震驚”，他在家信中這樣寫道。毫無疑問，魯道夫·赫斯應負掀起希特勒個人崇拜的狂熱的主要責任，也應對令人窒息的、無限製的阿諛奉承的空氣泛濫負主要責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公開的演講中稱作“人性化了的純理性”；他在公開的演講中訓誡
人們要狂熱地“盲目服從”；他頒布法令，不得批評希特勒，正如他後來在施潘道寫的信裏說的：“..這個德國人曾經傾向於在一切可能的方麵誇張，總是狂熱地承認那些跟時代的列車相反的、極端的東西。”——這是引咎、自謙，還是後來的觀點？
有一點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國際軍事戰犯監獄七號單牢裏的人是個瘋子。魯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證明這點。他思考各種問題，並試圖用清晰的（有時是過於繁瑣和迂腐，但有時還是優美的）文字把它表達出來。
羅傑·曼維爾和海因裏希·弗倫克爾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同一個時期裏，每隔30 天寄出的幾封信清楚地反證了那種認為這個寫信的人是患著精神病分裂症或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
1946 年10 月15 日22 點45 分，戈林在他的單牢裏吞服氰化鉀自殺。
在戈林自殺的兩個小時又十五分鍾，即10 月16 日淩晨1 點01 分，在監獄的健身房裏開始執行其他十名戰犯絞刑。3 點09 分，宣布最後一名死亡。
根據判決，魯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樓，底下的一層樓隻住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淩晨，他躺在他的單牢的地板上，凝視著反光燈，哨兵通過門縫紋絲不動觀察著這位從前的副元首，當局不允許獄中再發生自殺事件了。
幾天後赫斯寫信回家：“這十一個人的死意味著什麽，現在能預料的極少。對此我能寫的就更少了。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折的中心，我們所遭受到一切，是時代轉折的分娩前的陣痛。一切似乎是消極的，但總有一天會誕生出新的和偉大的來..”
為了接持七個被判監禁的人，施潘道監獄被改建和修復了。在準備工作未結束以前，這批犯人仍留在紐倫堡的單牢裏。
赫斯寫許多信回家，談到拜羅伊特藝術的慶祝活動，慕尼黑舊城的重建方案、萊茵一美因一多瑙運河的設計方案（赫斯想藉助一條穿過施瓦本的侏羅山脈的隧道將這三條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淩晨四點，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紐倫堡監獄中被喚醒，用兩輛救護車運到紐倫堡機場，然後用飛機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點鍾，副元首抵達柏林一施潘道國際軍事戰犯監獄。地址是威廉大待24 號。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間同廚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間裏坐著一位90 歲的老翁。他住進這間牢房那年才53 歲；他在英國被俘時隻有47 歲，這是“一個最好的年華”。
這位七號單牢裏的孤獨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給他的妻子這樣寫道：
“命運已經把變成一個你想像得更老於世故的人了。就連每年四季變化中最淒涼、易引起人們傷感的現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時節的陰暗，又濕又涼；太陽很晚才露臉，午後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機垂死了；光禿禿的樹木、枯黃的葉子隨風飄零..簡而言之，所有這些往往能使一個人把周圍世界傷感地比喻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樹枝上的葉子，就連這些最悲傷的自然現象也不能引起我心裏絲毫的反應了..”
有時他一個星期不說一句話。不跟哨兵們說話，不限監獄長們說話，也不跟醫生們說話。這時他給周圍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對周圍不關心的人，是一個心理學家們稱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這個人，在給妻子和兒子的信中卻顯示出簡直驚人的、廣泛的興趣。
這個幾十年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過著被強製孤居生活的人所寫的一封信件竟陳述了對現代社會問題的驚人的理解和見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問題臨時解決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公共運輸即使不能做到免費供應，也應辦得盡可能的方便。車輛的座位總數能滿足人們任何時候到他們的目的地需要。即人們每小時蜂擁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個座位。並通過訂公共通車輛優先行駛的法律，使人們能比用自己的小轎車還要快得多地到達自己的目的地..而一個城市製定這樣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歡迎的車輛所花的費用，肯定要比親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橋、停車場之類的費用要節省得多。”
就兒童缺少遊樂場和休息所問題，他發表的意見，這些意見會使一位有開拓精神的家庭部長毫不遲疑地就簽名表示贊同。
但從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調子。對發展援助的意見有種族主義者的印跡。比方，他是這樣談及非洲人民的：“是由於他們不具備創造能力”，由此得出“以至處於他們難以理解的長期停滯在同樣原始的文化階層”。他非常讚賞吉澤爾·維爾辛寫的關於非洲的一本書。赫斯還是在第三帝國時期，維爾辛當記者時認識他的，並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忠於黨的政治路線的新聞記者。與此相反，赫斯認為彼得·格魯貝斯關於東非的報告是一本“令人沮喪的書”，“使我十分震驚”，他在家信中這樣寫道。毫無疑問，魯道夫·赫斯應負掀起希特勒個人崇拜的狂熱的主要責任，也應對令人窒息的、無限製的阿諛奉承的空氣泛濫負主要責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公開的演講中稱作“人性化了的純理性”；他在公開的演講中訓誡
人們要狂熱地“盲目服從”；他頒布法令，不得批評希特勒，正如他後來在施潘道寫的信裏說的：“..這個德國人曾經傾向於在一切可能的方麵誇張，總是狂熱地承認那些跟時代的列車相反的、極端的東西。”——這是引咎、自謙，還是後來的觀點？
有一點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國際軍事戰犯監獄七號單牢裏的人是個瘋子。魯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證明這點。他思考各種問題，並試圖用清晰的（有時是過於繁瑣和迂腐，但有時還是優美的）文字把它表達出來。
羅傑·曼維爾和海因裏希·弗倫克爾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同一個時期裏，每隔30 天寄出的幾封信清楚地反證了那種認為這個寫信的人是患著精神病分裂症或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