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信，對德國來說唯一的可能是實行領袖原則，這就是說，來自上麵的權威性和來自下麵的責任性。例如天主教會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來都是建立在其等級製的領袖原則基礎上的，我認為也可以這樣說，俄國如果沒有領袖原則是不可能經受住這場戰爭的重擔的。”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羅姆暴動之後就阻止過不必要的殺戮的溫和派。另一方麵他又聲稱，他完全有理由參與幹掉這些人，因為他們密謀推翻合法選出的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對紐倫堡種族法承擔全部責任，但又補充說，這些法律隻是因為猶太人的財產、權力和影響在德國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頒布的。在這方麵，戈林供認：“我在此聲明，我對此承擔全部責任，盡管我得到過領袖關於實施和貫徹這些法律的口頭和書麵的命令。但這些命令有我的簽字。我曾表示過贊同，所以現在我承認對此應負的責任，我絕不試圖以領袖命令作為我的擋箭牌。”
戈林對他的擴軍計劃、對自己建立的空軍以及他在德國經濟方麵的領導地位也同樣感到自豪，並說：“在經濟問題上我雖非行家，但起了推動作用並為這一事業發揮了我的才幹..這樣我才擔起了經濟的領導任務，”
戈林在自己單人牢房裏，依然像演員一樣詢問蓋伯特博士：“嗯，今天會是怎麽樣呢？您不會說我是個膽小鬼吧？..是的，這是相當緊張的，我必須把所有的東西都記在腦子裏，您也許會感到吃驚。我隻寫很少幾個字的提綱。”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為他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離題太遠，他對獨裁國家的哲學所作的解釋顯然使他感到得意；他敘述帶有某種嘲諷。他說：
“在一個政治領導集團決心要進行的一場不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戰爭期間或在戰前，如果說隻能由各個將領決定‘我參戰，或‘我不參戰，我的軍團留在家裏..’，那怎麽想像它會領導一個國家呢？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把這種權力給予每個士兵、如果去問每個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麽這也許可能成為一條避免未來戰爭的途徑。這當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堅持領袖原則的國家裏卻是行不通的。這一點正是我想強調的。”
在美國首席起訴人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主持的審訊中，戈林看來有時似乎占了上風。
傑克遜：“您談了領袖原則，您向我們把它描寫為一種體製，在這體製中，隻有權威居於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權力，對嗎？”
戈林：“為了消除誤解，請允許我再次簡要闡述一下，我認為：在德國議會製中過去是由最高機構負責的，它對議會中的相對多數負責，由他們實行獨裁——而我們在領袖原則中，情形剛好顛倒過來，就是說從最高領導出發自上而下地行使權力，而且實行自下而上的負責製。”
傑克遜：“換句話說，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許這是一種政府形式，即被我們稱之為建立在民眾贊同基礎上的政府形式並由人民通過其代表來行使國家權力？”
戈林：“這並不完全正確。我們一再號召民眾，對我們的體製坦率地、明確地發表意見..我們選擇了所謂公民表決的道路..，而且領袖始終認為，違反人民的意願，是不能持久的。”
在另一次談到德國進攻蘇聯時，法庭上的人們緊張地傾聽著這兩人之間的對話：
傑克遜：“您認為德國在這個時候進攻蘇聯有任何軍事上的必要性嗎？”
戈林：“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在危險尚未達到頂點的時候，在這一時刻進攻也許還不那麽必要。但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
傑克遜：“您當時是整個德國的第二號要人！”
戈林：“這與我第二號人物的重要地位是毫無關係的。這裏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戰略觀點。領袖作為第一號人物看到了某一種危險存在，而我，作為第二號人物——如果您願意這樣表述的話——是想採取其他戰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貫徹我的意圖，那我也許真的成了第一號人物了。正因為頭號人物持有另外的見解，而我又是第二號人物，所以隻好貫徹他的意圖了。”瑞典人達勒魯斯的招供對戈林是不利的。達勒魯斯供認，戈林在他為和平斡旋時欺騙了他，並在希特勒當著達勒魯斯的麵像瘋子般表演時表現了一種欣喜若狂的表情。當戈林再次出庭時，他力圖把達勒魯斯的證詞說成是純主觀的想像，以挽救敗局。但當美國起訴人傑克遜提到戈林在“砸破玻璃之夜”之後的談話中對待猶太人所持的態度問題，戴維·麥克斯維爾·法伊夫爵士為槍斃1944 年3 月從斯塔拉克第三空軍監獄越獄逃跑的50 名英國皇家空軍軍官一事與戈林進行了對質，這時戈林無言對答。在談到集中營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時，戈林的回答同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麥克斯維爾·法伊夫：“您是想在法庭上斷言，您直到1943 年為止作為德國的第二號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營的情況嗎？”
戈林，“集中營後來的情況，即在我主管之後是怎樣的，我是不知道的。”
麥克斯維爾一法伊夫：“要我提醒您回憶一下在這個法庭上提出的證據嗎？特別是臭斯威辛集中營，僅這一個集中營就屠殺了400 萬人。您回憶起來了嗎？”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羅姆暴動之後就阻止過不必要的殺戮的溫和派。另一方麵他又聲稱，他完全有理由參與幹掉這些人，因為他們密謀推翻合法選出的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對紐倫堡種族法承擔全部責任，但又補充說，這些法律隻是因為猶太人的財產、權力和影響在德國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頒布的。在這方麵，戈林供認：“我在此聲明，我對此承擔全部責任，盡管我得到過領袖關於實施和貫徹這些法律的口頭和書麵的命令。但這些命令有我的簽字。我曾表示過贊同，所以現在我承認對此應負的責任，我絕不試圖以領袖命令作為我的擋箭牌。”
戈林對他的擴軍計劃、對自己建立的空軍以及他在德國經濟方麵的領導地位也同樣感到自豪，並說：“在經濟問題上我雖非行家，但起了推動作用並為這一事業發揮了我的才幹..這樣我才擔起了經濟的領導任務，”
戈林在自己單人牢房裏，依然像演員一樣詢問蓋伯特博士：“嗯，今天會是怎麽樣呢？您不會說我是個膽小鬼吧？..是的，這是相當緊張的，我必須把所有的東西都記在腦子裏，您也許會感到吃驚。我隻寫很少幾個字的提綱。”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為他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離題太遠，他對獨裁國家的哲學所作的解釋顯然使他感到得意；他敘述帶有某種嘲諷。他說：
“在一個政治領導集團決心要進行的一場不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戰爭期間或在戰前，如果說隻能由各個將領決定‘我參戰，或‘我不參戰，我的軍團留在家裏..’，那怎麽想像它會領導一個國家呢？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把這種權力給予每個士兵、如果去問每個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麽這也許可能成為一條避免未來戰爭的途徑。這當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堅持領袖原則的國家裏卻是行不通的。這一點正是我想強調的。”
在美國首席起訴人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主持的審訊中，戈林看來有時似乎占了上風。
傑克遜：“您談了領袖原則，您向我們把它描寫為一種體製，在這體製中，隻有權威居於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權力，對嗎？”
戈林：“為了消除誤解，請允許我再次簡要闡述一下，我認為：在德國議會製中過去是由最高機構負責的，它對議會中的相對多數負責，由他們實行獨裁——而我們在領袖原則中，情形剛好顛倒過來，就是說從最高領導出發自上而下地行使權力，而且實行自下而上的負責製。”
傑克遜：“換句話說，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許這是一種政府形式，即被我們稱之為建立在民眾贊同基礎上的政府形式並由人民通過其代表來行使國家權力？”
戈林：“這並不完全正確。我們一再號召民眾，對我們的體製坦率地、明確地發表意見..我們選擇了所謂公民表決的道路..，而且領袖始終認為，違反人民的意願，是不能持久的。”
在另一次談到德國進攻蘇聯時，法庭上的人們緊張地傾聽著這兩人之間的對話：
傑克遜：“您認為德國在這個時候進攻蘇聯有任何軍事上的必要性嗎？”
戈林：“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在危險尚未達到頂點的時候，在這一時刻進攻也許還不那麽必要。但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
傑克遜：“您當時是整個德國的第二號要人！”
戈林：“這與我第二號人物的重要地位是毫無關係的。這裏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戰略觀點。領袖作為第一號人物看到了某一種危險存在，而我，作為第二號人物——如果您願意這樣表述的話——是想採取其他戰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貫徹我的意圖，那我也許真的成了第一號人物了。正因為頭號人物持有另外的見解，而我又是第二號人物，所以隻好貫徹他的意圖了。”瑞典人達勒魯斯的招供對戈林是不利的。達勒魯斯供認，戈林在他為和平斡旋時欺騙了他，並在希特勒當著達勒魯斯的麵像瘋子般表演時表現了一種欣喜若狂的表情。當戈林再次出庭時，他力圖把達勒魯斯的證詞說成是純主觀的想像，以挽救敗局。但當美國起訴人傑克遜提到戈林在“砸破玻璃之夜”之後的談話中對待猶太人所持的態度問題，戴維·麥克斯維爾·法伊夫爵士為槍斃1944 年3 月從斯塔拉克第三空軍監獄越獄逃跑的50 名英國皇家空軍軍官一事與戈林進行了對質，這時戈林無言對答。在談到集中營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時，戈林的回答同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麥克斯維爾·法伊夫：“您是想在法庭上斷言，您直到1943 年為止作為德國的第二號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營的情況嗎？”
戈林，“集中營後來的情況，即在我主管之後是怎樣的，我是不知道的。”
麥克斯維爾一法伊夫：“要我提醒您回憶一下在這個法庭上提出的證據嗎？特別是臭斯威辛集中營，僅這一個集中營就屠殺了400 萬人。您回憶起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