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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威爾瑪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納說。
“她做了她必須做的事情。”母親冷淡地說。“我做了我必須做的事情。你以為很容易嗎?我得到了什麽回報?聽著，我也沒要什麽回報。”
“母親，你是個聖人。”阿弗納同情地說。
“你什麽意思，聖人?你說的什麽話?僅僅因為我跟你父親意見不一致就是聖人?”
“父親當然不是聖人。”阿弗納說。“他惟一的毛病就在這裏。而你是聖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這裏。”
然而，對他母親無禮也無濟於事。事實是，在他的思想裏，阿弗納仍然認為，他的母親是對的。她的標準是正確的。阿弗納——或者他的父親——沒有達到這些標準不是母親的錯。
或者，推而廣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錯。
5月末，阿弗納回到紐約。那時他在思想上已經作出了決定，但在上次簡短的會議上，他什麽也沒對伊弗裏姆說。那次會議離阿弗納的航班起飛隻有幾個小時。“離開一段時間，好好休息一下，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裏姆對他說。“你回來後我們再談下一次任務。”
“好吧，”阿弗納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們談一談。”
實際上，他想談話的那個人不是伊弗裏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紐約的第一個晚上確實跟她談過。“你在美國住了兩年了，”阿弗納對她說。“你喜歡這裏嗎?”
“喜歡，”肖莎娜說。“我喜歡這裏。”
“你想家嗎?”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嗎?”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納說。“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們——也許可以住在美國。你覺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遠住在這裏?”
“是的，”阿弗納回答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一種罪惡感向他襲來，肖莎娜一定也是這樣。他們兩個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他們移民，跟瑞典人或者義大利人移民還不一樣。換一個國家，放棄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而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而對一個以色列人來說，這個決定就更為重大。它不僅僅是向另外一麵國旗致敬，說另外一種語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納稅。對以色列人來說，這就意味著回到了散居狀態，意味著拋棄了猶太人的家園，背棄了成千上萬死去的猶太人的信念。千千萬萬的猶太人每天仍然麵臨著死亡。這就意味著在敵人麵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納已下定決心移民。
這時隻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變主意。
“就是說，我們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問。
“不是，”阿弗納搖搖頭。“我們是以色列人。我們怎麽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戰爭之類的，我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聳聳肩。“我知道，”她說。“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談的是別的東西。”
她是對的。阿弗納知道她是對的。如果爆發戰爭，很多人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還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移民確實還意味著別的東西，跟緊急情況下一個人會不會維護以色列的利益無關。
“我知道，”他對她說。“我就是不想回那裏居住。我說不清原因。它與國家或者……理念之類的沒關係。”
肖莎娜看著他。“跟你的工作有關係嗎?”她問道。
“也許。”
“我不是要問你一些問題，”肖莎娜說。“但是如果我們要決定的話，我們現在就決定吧。”她看著在搖籃裏熟睡的女兒。“在葛拉上幼兒園之前就決定好。我不希望她在兩個地方長大。至少應該讓她要麽住在這裏，要麽回去。”
正是肖莎娜這句話讓阿弗納意識到，讓她作出這個決定有多難。
“我們不一定住在這裏，”他對她說。“我說的是真話。如果你希望我們回去的話，我們就回去。”
“不，”肖莎娜說。“我覺得留在這裏比較好。”
真正作出決定的時候是阿弗納從特拉維夫回來的那天晚上，盡管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他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阿弗納還沒有把不想幹的想法告訴官方。至少沒有去移民局，或者給伊弗裏姆寫辭職信。在他看來，他沒有什麽好辭的了，兩年半以前就辭了。
然而，他準備在布魯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兩個月的定金都交了。為了給肖莎娜一個驚喜，他還買了一些非常時髦的斯堪地那維亞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廳裏放上這麽一套家具。買下這套家具，他的錢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們怎麽買得起這個東西?”阿弗納帶著她去商店裏看他挑選的咖啡桌和沙發時，她這樣問道，眼睛因為興奮而睜得大大的。
“別擔心，”阿弗納回答道。“我們買得起。”
阿弗納還沒來得及搬進那套大公寓裏，新家具還沒有送來，伊弗裏姆的電話就來了。“假期怎麽樣?”伊弗裏姆用希伯來語問道。阿弗納立即聽出了他的聲音。
“她做了她必須做的事情。”母親冷淡地說。“我做了我必須做的事情。你以為很容易嗎?我得到了什麽回報?聽著，我也沒要什麽回報。”
“母親，你是個聖人。”阿弗納同情地說。
“你什麽意思，聖人?你說的什麽話?僅僅因為我跟你父親意見不一致就是聖人?”
“父親當然不是聖人。”阿弗納說。“他惟一的毛病就在這裏。而你是聖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這裏。”
然而，對他母親無禮也無濟於事。事實是，在他的思想裏，阿弗納仍然認為，他的母親是對的。她的標準是正確的。阿弗納——或者他的父親——沒有達到這些標準不是母親的錯。
或者，推而廣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錯。
5月末，阿弗納回到紐約。那時他在思想上已經作出了決定，但在上次簡短的會議上，他什麽也沒對伊弗裏姆說。那次會議離阿弗納的航班起飛隻有幾個小時。“離開一段時間，好好休息一下，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裏姆對他說。“你回來後我們再談下一次任務。”
“好吧，”阿弗納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們談一談。”
實際上，他想談話的那個人不是伊弗裏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紐約的第一個晚上確實跟她談過。“你在美國住了兩年了，”阿弗納對她說。“你喜歡這裏嗎?”
“喜歡，”肖莎娜說。“我喜歡這裏。”
“你想家嗎?”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嗎?”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納說。“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們——也許可以住在美國。你覺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遠住在這裏?”
“是的，”阿弗納回答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一種罪惡感向他襲來，肖莎娜一定也是這樣。他們兩個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他們移民，跟瑞典人或者義大利人移民還不一樣。換一個國家，放棄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而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而對一個以色列人來說，這個決定就更為重大。它不僅僅是向另外一麵國旗致敬，說另外一種語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納稅。對以色列人來說，這就意味著回到了散居狀態，意味著拋棄了猶太人的家園，背棄了成千上萬死去的猶太人的信念。千千萬萬的猶太人每天仍然麵臨著死亡。這就意味著在敵人麵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納已下定決心移民。
這時隻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變主意。
“就是說，我們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問。
“不是，”阿弗納搖搖頭。“我們是以色列人。我們怎麽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戰爭之類的，我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聳聳肩。“我知道，”她說。“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談的是別的東西。”
她是對的。阿弗納知道她是對的。如果爆發戰爭，很多人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還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移民確實還意味著別的東西，跟緊急情況下一個人會不會維護以色列的利益無關。
“我知道，”他對她說。“我就是不想回那裏居住。我說不清原因。它與國家或者……理念之類的沒關係。”
肖莎娜看著他。“跟你的工作有關係嗎?”她問道。
“也許。”
“我不是要問你一些問題，”肖莎娜說。“但是如果我們要決定的話，我們現在就決定吧。”她看著在搖籃裏熟睡的女兒。“在葛拉上幼兒園之前就決定好。我不希望她在兩個地方長大。至少應該讓她要麽住在這裏，要麽回去。”
正是肖莎娜這句話讓阿弗納意識到，讓她作出這個決定有多難。
“我們不一定住在這裏，”他對她說。“我說的是真話。如果你希望我們回去的話，我們就回去。”
“不，”肖莎娜說。“我覺得留在這裏比較好。”
真正作出決定的時候是阿弗納從特拉維夫回來的那天晚上，盡管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他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阿弗納還沒有把不想幹的想法告訴官方。至少沒有去移民局，或者給伊弗裏姆寫辭職信。在他看來，他沒有什麽好辭的了，兩年半以前就辭了。
然而，他準備在布魯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兩個月的定金都交了。為了給肖莎娜一個驚喜，他還買了一些非常時髦的斯堪地那維亞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廳裏放上這麽一套家具。買下這套家具，他的錢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們怎麽買得起這個東西?”阿弗納帶著她去商店裏看他挑選的咖啡桌和沙發時，她這樣問道，眼睛因為興奮而睜得大大的。
“別擔心，”阿弗納回答道。“我們買得起。”
阿弗納還沒來得及搬進那套大公寓裏，新家具還沒有送來，伊弗裏姆的電話就來了。“假期怎麽樣?”伊弗裏姆用希伯來語問道。阿弗納立即聽出了他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