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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利勒哈默爾發生的事情，退一步說格拉如斯發生的事情，指出了許多人對反恐行動所持保留態度的正確性。事實證明，那些持決不要出現一個錯誤的提法是愚蠢的。持這種觀點的以色列人是絕對正確的。戈爾達·梅爾的立場就是這樣。“你怎麽能保證，”據說一談到這個話題她就反駁，“不傷及無辜?”答案是你完全不能。
然而，這也是事實——也許正是這個論點最終讓總理動搖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隻有反恐行動宣稱傷害的無辜者是最少的。
“他媽的，我們幹掉了九個頭子，”隻要一談到格拉如斯這個話題，斯蒂夫就會說。“要是空軍幹掉九個恐怖分子，得傷害多少市民?”
說得太對了。
但是，這個說法沒有考慮到在反恐鬥爭和恐怖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心理一政治因素。雖然格拉如斯事件沒有成為新聞——它一定被隱瞞起來了——但如果在一個西方國家的城市裏，近距離射擊一個無辜旁觀者對以色列的傷害，比在中東衝突中用十顆地對空飛彈炸傷幾十人帶來的傷害更大。
“轟炸機駕駛員可以亂炸一氣，”卡爾說道。“炮兵們可以亂轟一氣。他們甚至可以犯錯誤，而我們不能。”
這句話的用意阿弗納和漢斯明白，可斯蒂夫和羅伯特卻被激怒了。“天哪，”羅伯特說，“當滿汽車的猶太孩子被炸死時，恐怖分子們感到幸災樂禍。當一些猶太孕婦被機關槍掃射時，他們為之自豪。他們並不是因為失誤，而是故意沖婦女和孩子們去的。天哪，他們是故意的!我們都在吵些什麽?”
這也是事實。就在12月17日，突擊隊在格拉如斯突襲前幾個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羅馬炸毀了美國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三十二名乘客被燒死，還有四十名乘客受傷。4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鎮基利亞特什姆納，敢死隊襲擊了一棟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傷，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1974年5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區的馬洛鎮，被“人民民主陣線”的恐怖分子挾持的二十二名兒童失去了他們的生命。對恐怖分子們來說，殺害非戰鬥人員並不是錯。他們大部分行動的目標正是這些人。
“那又怎麽樣?”對於這樣的論點，卡爾總是這樣回敬道。“區別就在這裏。我們和恐怖頭子們有別，你覺得很煩嗎?我不煩。”
跟其他人比起來，格拉如斯的失誤似乎對他的影響更深。他雖然不會坐在那裏悶悶不樂，但他總是沉湎於思慮之中，在對一個新方案發表評論之前，總是銜著菸鬥，思考的時間比平時更長。瑞士事件之後，謹慎的卡爾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納呢，跟他是一樣的。他對抽象的議論幾乎沒有耐心，但他覺得卡爾是對的。“夥計們，別再空談理論了，行不行?”討論結束的時候他總是這樣說。“如果我們隻懂理論的話，那就在耶路撒冷的大學裏教書了，在那裏掙的錢是現在的兩倍。讓我們隻談行動吧。那才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在倫敦沒有時間談。阿弗納希望盡量在三四天內完成任務，然後飛回法蘭克福去見羅伯特和斯蒂夫。如果他們查明，薩拉米5月末到，這時可以用炸彈襲擊的話，羅伯特必須立即回比利時做準備。沒有多少時間了。
他們被安排在公園大道格羅夫納酒店的大堂裏與線人接頭。由於沒有規定接頭的時間，他們三個人輪流在大堂裏坐一兩個小時。如果線人來了，無論誰在大堂裏，都會用眼神跟他交流，然後給其他人打電話，再悠閑地朝海德公園的布魯克大門走去。在那裏，他將與獨自走到那裏的線人見麵。另外兩個人給他們打掩護，不靠近他們，隻是確保線人沒有被跟蹤，沒有埋伏。這是正常的程序。按照阿弗納當時知道的情況來看，“穆薩德”特工巴魯克·科亨之所以死在馬德裏，就是因為他跟線人見麵時由於某種原因沒有依程序辦事。
接頭時間安排在9號、10號或者11號的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這樣鬆散的安排並沒有什麽非同尋常的地方，但讓他們討厭到了極點。首先開始閑坐的是阿弗納。他“目測”到，這個活可能會越來越枯燥。起初，他喜歡這個活，覺得浪漫、刺激，但是現在則變成了一件麻煩事。也許他隻是太緊張或者年紀大了。
第一天，線人沒有出現。
第二天是個星期五，阿弗納被漢斯換下來之後朝自己的酒店走去。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有人跟蹤他。他從格羅夫納酒店的後門裏出來，一直沿著雷芙·繆斯街走著，然後轉左，上了奧德利街。他慢跑了幾步，到了美國大使館。當他發現另一個人在跟蹤他時，他準備對角穿過格羅夫納廣場。在倫敦，這幾乎沒有什麽不尋常，但是阿弗納覺得這個人的眼睛正好盯在他的脖子上。這是一種針刺般的實實在在的感覺。起初他想用手指拂掉，但他很快意識到這種感覺老是揮之不去。
阿弗納總是非常嚴肅地對待他的第六感覺。通常，它沒有給他發過錯誤的警報。一旦警告，就有危險。有一次，他給線人送錢去，當時他還是個普通特工。他莫名其妙地在半夜離開了慕尼黑的安全屋。他剛進去準備上床時，他的第六感覺告訴他，立即打點行李出門。他出門，剛剛走過拐角，就看見德國警車在他房子前麵停下來。他們突然襲擊了這個地方。
然而，這也是事實——也許正是這個論點最終讓總理動搖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隻有反恐行動宣稱傷害的無辜者是最少的。
“他媽的，我們幹掉了九個頭子，”隻要一談到格拉如斯這個話題，斯蒂夫就會說。“要是空軍幹掉九個恐怖分子，得傷害多少市民?”
說得太對了。
但是，這個說法沒有考慮到在反恐鬥爭和恐怖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心理一政治因素。雖然格拉如斯事件沒有成為新聞——它一定被隱瞞起來了——但如果在一個西方國家的城市裏，近距離射擊一個無辜旁觀者對以色列的傷害，比在中東衝突中用十顆地對空飛彈炸傷幾十人帶來的傷害更大。
“轟炸機駕駛員可以亂炸一氣，”卡爾說道。“炮兵們可以亂轟一氣。他們甚至可以犯錯誤，而我們不能。”
這句話的用意阿弗納和漢斯明白，可斯蒂夫和羅伯特卻被激怒了。“天哪，”羅伯特說，“當滿汽車的猶太孩子被炸死時，恐怖分子們感到幸災樂禍。當一些猶太孕婦被機關槍掃射時，他們為之自豪。他們並不是因為失誤，而是故意沖婦女和孩子們去的。天哪，他們是故意的!我們都在吵些什麽?”
這也是事實。就在12月17日，突擊隊在格拉如斯突襲前幾個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羅馬炸毀了美國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三十二名乘客被燒死，還有四十名乘客受傷。4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鎮基利亞特什姆納，敢死隊襲擊了一棟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傷，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1974年5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區的馬洛鎮，被“人民民主陣線”的恐怖分子挾持的二十二名兒童失去了他們的生命。對恐怖分子們來說，殺害非戰鬥人員並不是錯。他們大部分行動的目標正是這些人。
“那又怎麽樣?”對於這樣的論點，卡爾總是這樣回敬道。“區別就在這裏。我們和恐怖頭子們有別，你覺得很煩嗎?我不煩。”
跟其他人比起來，格拉如斯的失誤似乎對他的影響更深。他雖然不會坐在那裏悶悶不樂，但他總是沉湎於思慮之中，在對一個新方案發表評論之前，總是銜著菸鬥，思考的時間比平時更長。瑞士事件之後，謹慎的卡爾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納呢，跟他是一樣的。他對抽象的議論幾乎沒有耐心，但他覺得卡爾是對的。“夥計們，別再空談理論了，行不行?”討論結束的時候他總是這樣說。“如果我們隻懂理論的話，那就在耶路撒冷的大學裏教書了，在那裏掙的錢是現在的兩倍。讓我們隻談行動吧。那才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在倫敦沒有時間談。阿弗納希望盡量在三四天內完成任務，然後飛回法蘭克福去見羅伯特和斯蒂夫。如果他們查明，薩拉米5月末到，這時可以用炸彈襲擊的話，羅伯特必須立即回比利時做準備。沒有多少時間了。
他們被安排在公園大道格羅夫納酒店的大堂裏與線人接頭。由於沒有規定接頭的時間，他們三個人輪流在大堂裏坐一兩個小時。如果線人來了，無論誰在大堂裏，都會用眼神跟他交流，然後給其他人打電話，再悠閑地朝海德公園的布魯克大門走去。在那裏，他將與獨自走到那裏的線人見麵。另外兩個人給他們打掩護，不靠近他們，隻是確保線人沒有被跟蹤，沒有埋伏。這是正常的程序。按照阿弗納當時知道的情況來看，“穆薩德”特工巴魯克·科亨之所以死在馬德裏，就是因為他跟線人見麵時由於某種原因沒有依程序辦事。
接頭時間安排在9號、10號或者11號的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這樣鬆散的安排並沒有什麽非同尋常的地方，但讓他們討厭到了極點。首先開始閑坐的是阿弗納。他“目測”到，這個活可能會越來越枯燥。起初，他喜歡這個活，覺得浪漫、刺激，但是現在則變成了一件麻煩事。也許他隻是太緊張或者年紀大了。
第一天，線人沒有出現。
第二天是個星期五，阿弗納被漢斯換下來之後朝自己的酒店走去。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有人跟蹤他。他從格羅夫納酒店的後門裏出來，一直沿著雷芙·繆斯街走著，然後轉左，上了奧德利街。他慢跑了幾步，到了美國大使館。當他發現另一個人在跟蹤他時，他準備對角穿過格羅夫納廣場。在倫敦，這幾乎沒有什麽不尋常，但是阿弗納覺得這個人的眼睛正好盯在他的脖子上。這是一種針刺般的實實在在的感覺。起初他想用手指拂掉，但他很快意識到這種感覺老是揮之不去。
阿弗納總是非常嚴肅地對待他的第六感覺。通常，它沒有給他發過錯誤的警報。一旦警告，就有危險。有一次，他給線人送錢去，當時他還是個普通特工。他莫名其妙地在半夜離開了慕尼黑的安全屋。他剛進去準備上床時，他的第六感覺告訴他，立即打點行李出門。他出門，剛剛走過拐角，就看見德國警車在他房子前麵停下來。他們突然襲擊了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