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周都曾當過隋的助手,現在他們成了師傅.他倆對香和我都很好.李對我們的拖拉機了如指掌,他遠比隋要精通業務.如果我們有問題解決不了,總是第一個去找他,有時他隻要聽我們把問題講完,就分析出癥結所在.和他在一起幹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靈手巧,從他那兒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有時我也感到拘束,因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別人的事也諱莫如深.當然這都可以理解,他雖和我們一般年紀,卻不是知青,而是困難時期從四川來的盲流.人們還說他的父親是地主.
我們的另一個師傅周,則是北京來的知青.1968年他還演過肖繼業,當時我們選中他是因為他熱情肯幹,和戲裏的主人公肖繼業一般無二.這齣戲演過之後,城裏來的年輕人唱歌跳舞的熱情已成強弩之末,誰也無心再排演第二出戲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豬場幹活於得晨昏顛倒,周開拖拉機春種秋收,大家逐漸相忘於江湖.
現在我們忽然得以朝夕相處,有很多時間交談.整個夏天,我們幹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裏中耕.漫長的白晝,亮麗的太陽,中耕機白色的帆布雨簷下,涼風習習.我們的拖拉機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閃亮的犁鏵翻起層層黑土,將野草埋進地裏.我們鎮日像是航行在廣袤的綠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湧.
那段日子,我對周充滿好奇.我想知道為什麽別人說他父親有嚴重的歷史問題.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提出來肯定尷尬.同時我想周也是聽了我的日記的,不知他作何感想.當然他對日記這件事三緘其口.我們隻好聊別的.
我記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麽,零零落落,我講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機關大院這類事.他也對我講了他家的情況:一家六口,父親在起重機廠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他是家中老大,三個妹妹還年幼,上小學和中學.
閑聊中,我還了解到他離開北京前家境相當不好.六口人擠在一間不大的屋子裏,屋子是他父親的單位50年代分的,那時隻有周一個孩子,而且他還小,所以不顯得太擁擠.後來,其他孩子相繼出世,房間越來越逼厭.他們又在屋子的南頭搭了一間簡易房.簡易房占滿了院子的地,還擋住了大房間的陽光,但他們總算又多得了幾分空間.鄰居們也都這麽做.他們的簡易房白天是廚房,晚上就成了周的臥室,他在這間小棚裏一直住到離開北京.
周的父親是四級工,每月掙54元,當然這不足以養活六口之家.他家裏的人必須到鄰近的工廠攬點活兒來:晚上他們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國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兩者都吹幹了,才能將小盒子套到匣子裏.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騰才做成一隻火柴盒.
後來我到北京探親時去他家拜訪,堅持要試一試糊火柴盒.整整一個晚上我們5個人緊趕慢趕,才做了200來隻,工廠每11隻付8分錢,也就是說,整個晚上我們才掙了不到兩毛錢.做到後來,我越來越心浮氣燥,心想要我於這種活兒餬口,我寧願餓死!周卻說有火柴盒糊就不錯了,工廠並不保證供這份活給他們,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樣困難,願意幹這活兒的人多著呢.
聽了這話,我一時語塞.突然我想起小時候,到了夏天,母親每天都給我5分錢買冰棍兒.我也覺得理所當然,就這麽點小錢.我的同學都有零花錢買冰棍兒.現在我才意識到這是多麽奢侈的事,對周家來說,5分錢意味著糊63隻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於糊200隻火柴盒.周和我雖然同住北京,我們卻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裏.
也許周聽了我的童年故事後,對我也一肚子憐憫.又或者他心地好,並不單止樂於幫助我一個人.到天氣轉涼時,我們得一天兩班、一班12小時日夜翻地,趕在地上凍之前將它犁一遍,為的是不誤來年的春耕播種.這樣我們得在地頭吃飯,有時送過來的飯不夠吃,周總是讓香和我先吃飽.有時變天,我們沒帶足衣服,他會把外衣脫下來技在我們身上.他有幾分幽默,看見我們精疲力盡,他會編出幾句笑話,逗我們開心.輪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時分把我們打發回去,自己一個人幹到天亮.
我實在願意與周一起幹活,連裏100多男青年,誰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繼業後,他削瘦了幾分,越發於練.24歲的年紀,他怎麽看怎麽舒服,即使穿著臃腫的黑卡其工裝.那時,拖拉機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隻油耗子.但他就是與眾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濃密的黑髮也比別人略長,他的眉毛黑而直,皺著眉頭看人時,眼睛還透著幾分笑.我的眼睛總難從他身上移開,當然那是在沒有他人在場的時候.我們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個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剛收割完的玉米地,幹下去風變得冰涼刺骨,凍雨劈劈啪啪打在車窗上.地裏一片泥濘,玉米的稈和根常常把我們的犁給塞住.每當這時,周二話不說,抓起一根鐵棍和他油膩膩的棉衣就往車下跳,他得把泥團從犁中間撬下來.而他交給我的任務則是坐在駕駛室裏升降和轉動犁耙.不一會兒,他的棉衣就全濕透了,褲子和鞋子也像從水裏撈出來似的.看著他嘴唇變色,牙齒打顫,我幾次吵著要下去替他.他隻是不依,說他是師傅,我得聽話."再說,兩隻落水的油耗子並不比一隻強."他說這話的時候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沖我一笑,我們繼續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說周發了高燒,三天三夜還不退.那幾天,我滿腦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嚴重,擔心他不能得到合適的藥物.過去幾年,老陳教給我大量的醫藥知識,中醫和西醫我都粗通原理.村裏老鄉的孩子病了,他們的父母常帶著孩子來讓我瞧,而不去看赤腳醫生.我那時居然就敢給他們拿藥,有時甚至給孩子打抗生素.現在想想實在後怕,幸虧沒出什麽亂子,要是有人一針下去過敏而死了怎麽辦?話又說回來,不給他們打針,他們也有可能病死,誰說得準?
我們的另一個師傅周,則是北京來的知青.1968年他還演過肖繼業,當時我們選中他是因為他熱情肯幹,和戲裏的主人公肖繼業一般無二.這齣戲演過之後,城裏來的年輕人唱歌跳舞的熱情已成強弩之末,誰也無心再排演第二出戲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豬場幹活於得晨昏顛倒,周開拖拉機春種秋收,大家逐漸相忘於江湖.
現在我們忽然得以朝夕相處,有很多時間交談.整個夏天,我們幹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裏中耕.漫長的白晝,亮麗的太陽,中耕機白色的帆布雨簷下,涼風習習.我們的拖拉機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閃亮的犁鏵翻起層層黑土,將野草埋進地裏.我們鎮日像是航行在廣袤的綠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湧.
那段日子,我對周充滿好奇.我想知道為什麽別人說他父親有嚴重的歷史問題.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提出來肯定尷尬.同時我想周也是聽了我的日記的,不知他作何感想.當然他對日記這件事三緘其口.我們隻好聊別的.
我記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麽,零零落落,我講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機關大院這類事.他也對我講了他家的情況:一家六口,父親在起重機廠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他是家中老大,三個妹妹還年幼,上小學和中學.
閑聊中,我還了解到他離開北京前家境相當不好.六口人擠在一間不大的屋子裏,屋子是他父親的單位50年代分的,那時隻有周一個孩子,而且他還小,所以不顯得太擁擠.後來,其他孩子相繼出世,房間越來越逼厭.他們又在屋子的南頭搭了一間簡易房.簡易房占滿了院子的地,還擋住了大房間的陽光,但他們總算又多得了幾分空間.鄰居們也都這麽做.他們的簡易房白天是廚房,晚上就成了周的臥室,他在這間小棚裏一直住到離開北京.
周的父親是四級工,每月掙54元,當然這不足以養活六口之家.他家裏的人必須到鄰近的工廠攬點活兒來:晚上他們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國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兩者都吹幹了,才能將小盒子套到匣子裏.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騰才做成一隻火柴盒.
後來我到北京探親時去他家拜訪,堅持要試一試糊火柴盒.整整一個晚上我們5個人緊趕慢趕,才做了200來隻,工廠每11隻付8分錢,也就是說,整個晚上我們才掙了不到兩毛錢.做到後來,我越來越心浮氣燥,心想要我於這種活兒餬口,我寧願餓死!周卻說有火柴盒糊就不錯了,工廠並不保證供這份活給他們,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樣困難,願意幹這活兒的人多著呢.
聽了這話,我一時語塞.突然我想起小時候,到了夏天,母親每天都給我5分錢買冰棍兒.我也覺得理所當然,就這麽點小錢.我的同學都有零花錢買冰棍兒.現在我才意識到這是多麽奢侈的事,對周家來說,5分錢意味著糊63隻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於糊200隻火柴盒.周和我雖然同住北京,我們卻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裏.
也許周聽了我的童年故事後,對我也一肚子憐憫.又或者他心地好,並不單止樂於幫助我一個人.到天氣轉涼時,我們得一天兩班、一班12小時日夜翻地,趕在地上凍之前將它犁一遍,為的是不誤來年的春耕播種.這樣我們得在地頭吃飯,有時送過來的飯不夠吃,周總是讓香和我先吃飽.有時變天,我們沒帶足衣服,他會把外衣脫下來技在我們身上.他有幾分幽默,看見我們精疲力盡,他會編出幾句笑話,逗我們開心.輪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時分把我們打發回去,自己一個人幹到天亮.
我實在願意與周一起幹活,連裏100多男青年,誰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繼業後,他削瘦了幾分,越發於練.24歲的年紀,他怎麽看怎麽舒服,即使穿著臃腫的黑卡其工裝.那時,拖拉機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隻油耗子.但他就是與眾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濃密的黑髮也比別人略長,他的眉毛黑而直,皺著眉頭看人時,眼睛還透著幾分笑.我的眼睛總難從他身上移開,當然那是在沒有他人在場的時候.我們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個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剛收割完的玉米地,幹下去風變得冰涼刺骨,凍雨劈劈啪啪打在車窗上.地裏一片泥濘,玉米的稈和根常常把我們的犁給塞住.每當這時,周二話不說,抓起一根鐵棍和他油膩膩的棉衣就往車下跳,他得把泥團從犁中間撬下來.而他交給我的任務則是坐在駕駛室裏升降和轉動犁耙.不一會兒,他的棉衣就全濕透了,褲子和鞋子也像從水裏撈出來似的.看著他嘴唇變色,牙齒打顫,我幾次吵著要下去替他.他隻是不依,說他是師傅,我得聽話."再說,兩隻落水的油耗子並不比一隻強."他說這話的時候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沖我一笑,我們繼續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說周發了高燒,三天三夜還不退.那幾天,我滿腦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嚴重,擔心他不能得到合適的藥物.過去幾年,老陳教給我大量的醫藥知識,中醫和西醫我都粗通原理.村裏老鄉的孩子病了,他們的父母常帶著孩子來讓我瞧,而不去看赤腳醫生.我那時居然就敢給他們拿藥,有時甚至給孩子打抗生素.現在想想實在後怕,幸虧沒出什麽亂子,要是有人一針下去過敏而死了怎麽辦?話又說回來,不給他們打針,他們也有可能病死,誰說得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