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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了有關憲法修改的廣泛活動。可是，在1946年3月6日，即公布新憲法草案之前，在華盛頓看不到什麽官方消息，也看不到擬議的新憲法草案的全文。
因此，當委員會的成員正好在那天舉行的一次會議前，獲悉東京的報刊宣布擬議的憲法全文業已公布，並已得到麥克阿瑟親自批準時，他們的情緒，與其說是驚訝，毋寧說是不愉快。有幾個成員宣稱，他們認為這種行動是對委員會製定政策這一權力的直接侮辱。由於尚未得到新聞報導的全文，所以沒有採取正式行動。1946年3342月12日，貝爾納斯發表的聲明稍為減少了委員會成員的不安。聲明大意是說，委員會有權審議憲法是否符合波茨坦公告及其他控製性文件。第二天，在憲法與法律改革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若幹成員堅持要求通過一項放慢在日本的行動的決議，以便使委員會有更多的時間採取行動。他們希望命令麥克阿瑟將憲法送呈委員會正式批準，並推遲
定於4月10日舉行的選舉。
結果，委員會在1946年3月20日通過了以“憲法草案”為題的第一項政策決議。這一決議雖不及原來所提出的那樣廣泛深遠，但它要求盟軍最高1
統帥部將草案在日本國會中的進展情況不斷地通知委員會。決議還竭力維護委員會在憲法改革問題上的權力，它要求盟軍最高統帥部通知日本政府，必須使委員會有機會對憲法草案定稿本提出意見。雖然這一行動是在委員會的特權範圍之內，而且經美國政府批準，但盟軍最高統帥部卻是懷著不安的心情接受的。它所擔心的是，委員會隻會使日本國會在通過業已被麥克阿瑟批
準的草案時更為麻煩。
關於委員會的許多成員要求推遲選舉這一點，美國聲稱，這個問題屬於最高統帥——盟國在日本的唯一最高行政官——的權力範圍之內，應由他來決定。結果，沒有採取任何政策措施，但在1946年3月20日，要求主席就1見上文，原著第329—330頁。
2遠東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將成為遠東委員會的成員，遠東委員會將在他們返回華盛頓後就舉行會議；這個新批準的遠東委員會擁有製定戰後政策的權力。鑑於這些情況，遠東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認為憲法改革問題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1決議全文見遠東委員會：《遠東委員會的活動：秘書長的報告，1946年2月26日至1947年7月10日》（fareastermission：activitiesofthefareastermission：reportbytheseeretarygeneral,february26，1946—julyi0，1947），國務院出版物第2888號（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47年），附錄8，第63頁〔這個報告以下簡稱“遠東委員會：《活動》”〕。
這個問題與麥克阿瑟磋商。具體地說，就是要求他探詢一下，最高統帥是否也同委員會一樣擔心：按預定計劃舉行選舉將對反動的黨派有利。麥克阿瑟斷然回答說，他並不擔心這一點。他還認為，推遲選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最後，他認為沒有必要告誡日本人說，選舉將被看作是測定他們
有無能力建立一個負責的、民主的政府的一個試驗。
（三）盟國對日委員會
1945年12月，又在莫斯科成立了“盟國對日委員會”，以滿足盟國的某些要求。這個委員會將在東京召開會議，並隻限於四個成員國，即美國、中國、蘇聯和一個統343一代表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度的成員國，這一點使英國和蘇聯的願望部分地得到了滿足。任命了一個澳大利亞人擔任大英國協的代表，這使澳大利亞的地位得到了抬高。美國堅決主張盟國對日委員會不應成為一個控製機構，並不應幹涉最高統帥在執行政策方麵的行動自由。因此，最高統帥或他的代表將擔任主席。盟國對日委員會在它的職權範圍1中重申了最高統帥在有關日本投降和占領日本方麵發布和執行命令的權力。麥克阿瑟被承認為“盟國在日本之唯一行政當局”。然而，他被授權“於頒發重大事項之命令前，須視情勢許可，先與委員會進行磋商及提出意見”。為了進一步強調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諮詢地位，規定凡最高統帥就這些問題所
作出的決定將具有約束力。
在1946年4月3日於東京舉行的盟國對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麥克阿瑟宣稱，他認為盟國對日委員會隻具有顧問及譜詢作用。他聲明，由於日本未來的格局已由他所發布的各項指示加以確定，盟國對日委員會應傾全力於未來的而不是過去的行動。他還建議，盟國對日委員會應舉行公開會議，而且應注意不要“對我們的占領政策提出尖銳的、惡意的批評”。在4月17日的第二次會議上，蘇聯成員就肅清軍國主義分子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所提出的一項質詢，引起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一位發言人提出了一項“全麵的答覆”。這項答覆持續了三小時，而且是用諷刺和輕蔑的口吻提出的。這一行動表明，盟軍最高統帥部擔心盟國對日委員會可能被人利用以謀取盟軍最高統帥部所不願公布的情報。它還擔心，委員會中對盟軍最高統帥部所提出的不利的批評，可能會損害日本對占領的信任。由於盟國對日委員會繼續舉行會議，蘇聯代表傑列維恩科中將利用了許多會議，企圖使盟軍最高統帥部為難。為了避免會議草率了事，最高統帥的代表、盟國對日委員會主席艾其森誠懇地試圖向委員會成員徵求關於土地改革、提高煤產量的方法以及穩定物價和工資等問題的意見。可是，總的說來，盟國對日委員會並沒有什麽價值，1
因此，當委員會的成員正好在那天舉行的一次會議前，獲悉東京的報刊宣布擬議的憲法全文業已公布，並已得到麥克阿瑟親自批準時，他們的情緒，與其說是驚訝，毋寧說是不愉快。有幾個成員宣稱，他們認為這種行動是對委員會製定政策這一權力的直接侮辱。由於尚未得到新聞報導的全文，所以沒有採取正式行動。1946年3342月12日，貝爾納斯發表的聲明稍為減少了委員會成員的不安。聲明大意是說，委員會有權審議憲法是否符合波茨坦公告及其他控製性文件。第二天，在憲法與法律改革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若幹成員堅持要求通過一項放慢在日本的行動的決議，以便使委員會有更多的時間採取行動。他們希望命令麥克阿瑟將憲法送呈委員會正式批準，並推遲
定於4月10日舉行的選舉。
結果，委員會在1946年3月20日通過了以“憲法草案”為題的第一項政策決議。這一決議雖不及原來所提出的那樣廣泛深遠，但它要求盟軍最高1
統帥部將草案在日本國會中的進展情況不斷地通知委員會。決議還竭力維護委員會在憲法改革問題上的權力，它要求盟軍最高統帥部通知日本政府，必須使委員會有機會對憲法草案定稿本提出意見。雖然這一行動是在委員會的特權範圍之內，而且經美國政府批準，但盟軍最高統帥部卻是懷著不安的心情接受的。它所擔心的是，委員會隻會使日本國會在通過業已被麥克阿瑟批
準的草案時更為麻煩。
關於委員會的許多成員要求推遲選舉這一點，美國聲稱，這個問題屬於最高統帥——盟國在日本的唯一最高行政官——的權力範圍之內，應由他來決定。結果，沒有採取任何政策措施，但在1946年3月20日，要求主席就1見上文，原著第329—330頁。
2遠東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將成為遠東委員會的成員，遠東委員會將在他們返回華盛頓後就舉行會議；這個新批準的遠東委員會擁有製定戰後政策的權力。鑑於這些情況，遠東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認為憲法改革問題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1決議全文見遠東委員會：《遠東委員會的活動：秘書長的報告，1946年2月26日至1947年7月10日》（fareastermission：activitiesofthefareastermission：reportbytheseeretarygeneral,february26，1946—julyi0，1947），國務院出版物第2888號（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47年），附錄8，第63頁〔這個報告以下簡稱“遠東委員會：《活動》”〕。
這個問題與麥克阿瑟磋商。具體地說，就是要求他探詢一下，最高統帥是否也同委員會一樣擔心：按預定計劃舉行選舉將對反動的黨派有利。麥克阿瑟斷然回答說，他並不擔心這一點。他還認為，推遲選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最後，他認為沒有必要告誡日本人說，選舉將被看作是測定他們
有無能力建立一個負責的、民主的政府的一個試驗。
（三）盟國對日委員會
1945年12月，又在莫斯科成立了“盟國對日委員會”，以滿足盟國的某些要求。這個委員會將在東京召開會議，並隻限於四個成員國，即美國、中國、蘇聯和一個統343一代表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度的成員國，這一點使英國和蘇聯的願望部分地得到了滿足。任命了一個澳大利亞人擔任大英國協的代表，這使澳大利亞的地位得到了抬高。美國堅決主張盟國對日委員會不應成為一個控製機構，並不應幹涉最高統帥在執行政策方麵的行動自由。因此，最高統帥或他的代表將擔任主席。盟國對日委員會在它的職權範圍1中重申了最高統帥在有關日本投降和占領日本方麵發布和執行命令的權力。麥克阿瑟被承認為“盟國在日本之唯一行政當局”。然而，他被授權“於頒發重大事項之命令前，須視情勢許可，先與委員會進行磋商及提出意見”。為了進一步強調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諮詢地位，規定凡最高統帥就這些問題所
作出的決定將具有約束力。
在1946年4月3日於東京舉行的盟國對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麥克阿瑟宣稱，他認為盟國對日委員會隻具有顧問及譜詢作用。他聲明，由於日本未來的格局已由他所發布的各項指示加以確定，盟國對日委員會應傾全力於未來的而不是過去的行動。他還建議，盟國對日委員會應舉行公開會議，而且應注意不要“對我們的占領政策提出尖銳的、惡意的批評”。在4月17日的第二次會議上，蘇聯成員就肅清軍國主義分子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所提出的一項質詢，引起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一位發言人提出了一項“全麵的答覆”。這項答覆持續了三小時，而且是用諷刺和輕蔑的口吻提出的。這一行動表明，盟軍最高統帥部擔心盟國對日委員會可能被人利用以謀取盟軍最高統帥部所不願公布的情報。它還擔心，委員會中對盟軍最高統帥部所提出的不利的批評，可能會損害日本對占領的信任。由於盟國對日委員會繼續舉行會議，蘇聯代表傑列維恩科中將利用了許多會議，企圖使盟軍最高統帥部為難。為了避免會議草率了事，最高統帥的代表、盟國對日委員會主席艾其森誠懇地試圖向委員會成員徵求關於土地改革、提高煤產量的方法以及穩定物價和工資等問題的意見。可是，總的說來，盟國對日委員會並沒有什麽價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