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票數的接近以及許多將要投票反對新憲法的人被剝奪了投票權,意味著奴隸解放在馬裏蘭和密蘇裏幾乎不是林肯最初所希望的那種“自願”措施。在戰爭前後廢除了蓄奴製的其它三個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納西可以說也是同樣的情況。在1864年,有來自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經占領的地區代表所參加的製憲會議,以林肯關於重建的“百分之十計劃”作為改革的一部分,廢除了蓄奴製,而且那些合格的投票者都從責任感出發而批準新憲法。1865年1月10日,田納西的製憲代表會議通過了一項解放奴隸修正案,2月22日,田納西的聯邦主義投票者通過了這項修正案。雖然參加這次表決的投票者的比例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要大,但總數還是相差很遠,沒有達到占全部選民的大多數。


    在這五個州的大部分地區,適應商業的城市居民和欣欣向榮的非蓄奴農場主一般都支持解放奴隸的運動。例如,在馬裏蘭,廢除蓄奴製的衝突,按一位歷史學家後來說的是在“潮汐區各縣的固定不變的農業社會”和“北部及西部正日益發展的工商業及農場主”之間發生的。援引來自巴爾的摩其一位支持者的話說,解放奴隸所取得的有限勝利表明一個“與北部進步和繁榮結成的新聯盟”。


    具有守舊傳統的民主黨勢力在肯塔基和德拉瓦阻礙強烈的奴隸解放運動的發展,即使在德拉瓦,實際上是個自由州,那裏的22,000黑人中處於奴隸地位的還不到2,000人。直到戰爭結束後第十三修正案批準八個月,在肯塔基和德拉瓦才正式出現奴隸解放。


    自由民的地位


    簡單的概括無法說明奴隸們獲得自由的種種途徑。當奴隸主在北部軍隊到來之前逃走時,成千上萬的奴隸便成了“投奔北軍的黑人”,逗留在後麵的奴隸把“北方佬”當作解放者去歡迎。其他奴隸得知穿藍色軍服的聯邦部隊就在附近,便離開種植園奔向他們的陣地。1864年-1865年當謝爾曼軍經過喬治亞和南北卡羅來納時,幾萬奴隸尾隨在隊伍後麵。有些奴隸幫助北部士兵劫掠村中首富;而另外一些奴隸又幫助太太們埋藏銀子。受信賴的家庭傭人和馬夫往往最先把種植園丟給北部人;而另外一些人則一直對老主人忠誠到底。許多逃亡出來的奴隸為聯邦指揮官作嚮導和偵探,但另外一些逃奴卻假裝一無所知或拒絕向入侵的北軍提供情報。隻有一個結論是可靠的:大多數奴隸歡迎自由,不管這種自由到頭來是含含糊糊的還是幻滅的。到戰爭結束,在邦聯的350萬奴隸中大概有150萬已經直接地受到北軍入侵的影響,而且其中50多萬人是在聯邦牢固控製地區之內。


    聯邦政府對這50萬逃亡奴隸從來沒有製定一項統一的堅定的和深思熟慮的戰時政策。軍隊、財政部(該部控製沒收充公的財產)、各宗教團體以及北部為給自由民提供救濟和教育而組織的自由民協會各行其事,各自為政。占領軍司令部的軍官掌握最大的權力。從他們最初企圖應付逃亡的奴隸進入時起,就提出了某些似乎是“政策”的東西。在最初階段,這種準政策也摻雜許多混亂、困難和不公正。


    這些逃亡奴隸擁擠在臨時準備的營地裏,曝露在日光和風雨中,加上疾病,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北部士兵有時還“沒收”黑人好不容易隨身帶來的粗陋財產。士兵與黑人婦女之間的性接觸造成了性病流行。為了改變這種混亂局麵而建立秩序,為了防止部隊的風紀敗壞和剝削逃亡奴隸,聯邦的指揮官們建立了分散的自由民村,指派部隊軍官作為自由民的管理人,特派一小隊士兵保護村子以防範北部非法活動者和邦聯遊擊隊(這種村子起到組建黑人團的作用),給自由民提供口糧、衣服和藥品,號召北部的傳教團體和誌願團體給予援助,和以盡可能快的行動去動員身體強壯的黑人去當勞工,並最終去當兵。


    在所有這一切當中,軍隊首先考慮的是軍事效能。人道主義顯然是第二位的。軍隊並沒有考慮自己是從事改革的團體。軍隊的主要目的是把這些逃亡出來的黑奴組織起來,以便把他們對軍事行動的幹擾減少到最低限度,並使他們對軍事行動的支援發揮最大的勞動效能。陸軍和海軍讓這些逃亡黑人當趕大車的把式、裝卸工人、輕工兵(建築工人)、醫院的衛生員和護士、炊事員、洗燙衣服的女工、僕役、砍柴工,等等。


    奴隸做上述工作不同於他們為邦聯軍隊做同類工種的唯一地方是他們作為聯邦勞工具有自由,並且得到工資。但有時在性質上也沒有多少差別。邦聯的官員們未經本人同意強製黑人服兵役,而聯邦的官員們也常常這樣做。從理論上講,為聯邦工作的黑人能夠得到工資,但其中許多人幾乎沒見過一美元,因為他們的工資已經從衣服、親屬的贍養、每日口糧或醫療費中扣除了。邦聯的官員或監工可能一直是苛刻的工頭,而某些北軍的憲兵司令、軍需官和自由民的管理人在這一方麵比起他們也不相上下。許多投奔北軍的黑人無法解釋,他們的舊的地位與新的身份之間到底有什麽不同。


    曾在聯邦入侵者占領的種植園勞動過的許多自由民都能提出這同一個問題。那類種植園的某些承租人就是見錢眼開的北部佬;另一些承租人是已經進行過效忠宣誓的南部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下遊地區,許多種植園主進行了效忠宣誓並帶著從前的奴隸繼續經營自己的種植園,其唯一不同的是付給奴隸工資。但是說到在軍隊中的黑人勞工,他們的工資似乎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一個北部白人工人要確認這個製度就是自由勞動製度可能會有困難。在已經占領下的路易斯安那,納撒尼爾·班克斯發布了規章條例,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北部密西西比河流域,軍官們都仿效這些規章條例(在這兩個地區,三分之二的自由民在聯邦有組織的控製之下生活)。根據這些規章條例,勞動被確定為“公共義務”,懶惰和流浪被視為“犯罪”。所有尚未被僱傭的強壯的自由民都需要到公營工廠去勞動。一個逃奔出來的奴隸可以選擇自己的僱主,但是一旦簽訂了合同,他就必須為這個僱主幹活直到合同滿期。規章條例上規定了最低的工資,還有口糧和住房。但是考慮到衣物、醫療費和病假等等這麽多的折扣,實際上大多數種植園的僱工都在為吃住而緊張地勞動。憲兵司令接到命令要在工人中推行“持續的忠實幹活,品行端正,遵紀守法和完全服從”。廢奴主義者的指責這些規章條例是對自由勞動的歪曲。由於揭發了許多白人承租者的惡劣行徑,以及他們與某些憲兵司令之間的互相勾結,而這些憲兵司令所起的作用與舊的奴隸警察所做的幾乎一樣。這一切使廢奴主義者們的憤怒變得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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