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沒有哪個人可以單獨為邦聯的失敗承擔這麽大的指責。南部的許多戰時問題都是總統無法控製的。然而,戴維斯作為一個領袖,無疑是有嚴重缺點的。他嚴肅、無幽默感,而且隨著戰時的壓力越來越大,他的神經痛和消化不良的痛苦日益嚴重,使得情緒很壞,時常冷言冷語地冒犯別人,樹敵成癖。他作為一個治國者,把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瑣事末節上。海軍部長馬洛裏寫道:他召集的內閣會議開得很長,“他不由自主地越扯越遠,偏離正題,花上四、五個小時都做不出一項決定,而各部部長的桌子上卻堆滿了需要他過目審批的文件。”戴維斯是西點軍校畢業生,他的第一個抱負就是指揮邦聯軍。因此,他試圖親自抓陸軍部的工作。五個陸軍部長中有兩位,“事無巨細,全都請示”戴維斯。另一位部長未與總統相商就作出決定,於是戴維斯對之否決。事情過後,這位部長就辭職不幹了。與林肯不同,戴維斯最關心的是證明自己正確,而不關心結果如何。他不會承認錯誤;他缺乏林肯具有的與批評者和與那些僅在方法不同而大目標一致的人們共事的能力;他亦缺乏林肯那種政治上的敏銳,那種平易近人的特徵,那種與各階級的人交往對話的天才和那種講明戰爭的目的和意義的口才。


    到戰爭的第二年,對戴維斯的重大反對開始表麵化。他的政權憑著布爾河大捷所產生的餘威,還能平穩地渡過1861年下半年。已經組織起來的政黨在脫離聯邦的危機中都已無蹤無影。出於聯合起來反對北方佬的共同考慮,南部民主黨人和輝格黨人一致同意不恢復各自的黨組織。在1861年11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沒有一個候選人反對戴維斯和史蒂芬斯。在這次選舉中,許多地區的國會候選人都是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競選的。選舉運動沒有發生問題,投票也搞得很輕鬆。戴維斯於1862年2月22日冒著暴風雨宣誓就職時(直到那時為止,他一直是臨時總統),政府仍然表現出超黨派的一致。


    但是,那場暴風雨預兆即將到來的事件。1862年春出現了一個反政府派別,這是軍事挫折和政策行動所造成的。戴維斯尚未宣誓就職,亨利要塞、多納爾森要塞和羅阿諾克島就已落入北軍之手。舉行就職典禮的次日,納什維爾被聯邦軍攻陷,此後,紐奧良、孟菲斯和田納西州的大部分地區亦很快易手。戴維斯本人在密西西比的種植園亦為北方佬接管。通貨膨脹開始日益加劇,對南部經濟產生致命影響。國會於4月通過了不受歡迎的徵兵法。更有爭議的是1862年2月27日通過的一項法律,它授權總統暫停實行人身保護法。


    邦聯的人身保護法和州的權利


    和他們的聯邦對手一樣,邦聯軍的一些將領在1861年逮捕了有不忠行為的平民,他們無視人身保護法,拒不把這些平民交給法院。對這些作法,戴維斯政府既沒有支持,也沒有否定。1862年2月,在格蘭特即將進入田納西州、麥克萊倫即將進入維吉尼亞州之際,邦聯國會授權戴維斯“在他認為有遭受敵人進攻的危險並出於保護的目的而需要發布戒嚴令的城鎮和軍區”,暫停實行人身保護法。戴維斯隨即在邦聯的幾個地方公布了戒嚴令。南部一些將軍在西部某些地區也根據自己的權限照此辦理。戴維斯對他們大加斥責,宣布他們的戒嚴令無效。然而,在西部遭到入侵併發生戰鬥的危機關頭,裏奇蒙下達撤銷戒嚴令的命令是無足輕重的。1862年8月,布雷格將軍甚至在遠離戰線的亞特蘭大公布了戒嚴令,理由是該城作為交通和供應中心,具有重要性。


    這些作法激起了南部人的抗議聲浪。他們擔心,“軍事專製主義”將危害他們正在為之奮鬥的憲法所規定的自由。副總統史蒂芬斯說:“讓取得獨立第一,謀求自由第二的想法見鬼去吧。我們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可能永遠無法復得。”史蒂芬斯敦促州長們“反對並譴責這種惡劣的行動”。喬治亞州的約瑟夫·布朗是首先這樣做的,他稱暫停公民自由為“武力剝奪”。


    由於這些抗議,國會同意該法於1863年2月期滿。翌年,有好幾位州法官發布命令,釋放那些被控開小差、不忠和逃避服兵役的人。這樣就使一些地區的邦聯官員無法實施徵兵。在維克斯堡、葛底斯堡和查塔努加相繼戰敗以後,形勢變得危急起來。開小差的士兵增多了,秘密的聯邦主義團體在內地變得更為突出。1864年2月,國會應戴維斯請求,同意製定一個新法案,以暫停執行人身保護法,同時指明該法將於7月31日期滿。


    戴維斯有權暫停人身保護法的期限隻有18個月。他運用這一權力要比林肯用得少。林肯與邦聯總統不同,在1863年3月得到國會批準之前,他就行使這一權力將近兩年了。然而,這件事在邦聯激起的反政府情緒至少不比聯邦低。隨著徵兵和強行徵用供應品,此事促使了反對派的出現。這些反對派在戰爭的後半期使政府無法發揮應有的工作效率。


    反對派領袖們


    盡管每個州都有反政府發言人,但反對派還是集中在北卡羅來納州,特別是在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州長澤布倫·萬斯唯恐失掉他那個州的特權。在每件事上——從任命北卡羅來納州的將軍直到在偷越封鎖線的國營走私船上的載貨空間——他都與邦聯政府爭吵。在喬治亞州,有三位頗有影響的政治家——圖姆斯、史蒂芬斯和布朗——加入了最坦率的反政府集團。圖姆斯因未能當選邦聯總統而感到沮喪,後指揮部隊也未能取得多少戰功。他於1863年3月辭去旅長職務,此後即成為嚴厲批評戴維斯的人。副總統史蒂芬斯於1862年離開裏奇蒙,在此後的戰爭期間,他很少回去,而情願呆在喬治亞州,他對每個擴大傑弗遜·戴維斯的“獨裁大權”的措施都予以抨擊。布朗州長是個持不同政見的人。他對“極權化”的戰爭措施越來越反感,從而促使他用妨礙議案通過的辦法進行抵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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