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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62年9月22日的法令實際上是宣言的草案，因為它宣布從1863年1月1日起，仍處於叛亂狀態的任何一個州的奴隸，“將在那時及以後永遠獲得自由”。宣言認為隻以軍事需要為理由解放奴隸是正當的，贊成獲得自由的奴隸誌願移民，重申林肯關於在忠誠的蓄奴州逐步解放奴隸的主張。這種保守態度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一革命性措施在全國引起的反響尚不確知。總統宣布此文件，在某種意義上旨在使它不致引起軒然大波，並使釋奴手段看起來不過是贏得戰爭的必要條件。大多數激進主義者和廢奴主義者都理解這一點。“一份拙劣的文件，然而卻是一個強有力的法令，”這是麻薩諸塞州激進派州長約翰·安德魯對宣言的評論。一名加裏森派廢奴主義者認為，從語言純正癖者的觀點看來，宣言尚有若幹瑕疵。但是，“我不能拘泥於這些。歡樂、鳴謝、感恩、新的希望和勇氣，充滿了我的胸懷。”
林肯與公民自由權
簽署《解放宣言》兩天之後，林肯便發布第二道法令；這一法令暫停執行人身保護法。批準對“全部南軍士兵、暴亂分子和他們在美國國內的支持者、煽動者，以及一切妨礙誌願兵應募、抵製民兵徵募或者犯有不忠誠罪行的人”實行軍事逮捕。民主黨人公開指責這一行動是與解放奴隸酷似的專橫產物。兩份宣言給反對黨提供了1862年國會選舉的主要爭論點。在談論這些選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戰時北部公民自由權問題。
盡管戰時沒有固定的報刊審查製度，在1862年1月以後，政府確實利用對電報的軍事管製，控製了記者的電訊。郵政局不時從郵件中清除“叛逆傾向”的報刊。將領們有時查禁衛戍區內的某些報紙，因為它們把軍事情報提供給敵軍。政府有好幾次勒令某些報紙有限期地停刊。查禁報紙事件，大多發生在蓄奴州的占領區，雖然也有幾次著名的事件發生在北部。北部的暴民曾搗毀了幾家屬於“銅斑蛇”的報館及印刷機。至少有兩夥肇事暴民是由聯邦士兵領導的，他們並未因這類行動而受到懲罰。
在1861年內，國務院負責加強國內的安全。西沃德組織了特工和情報人員的秘密情報網，他們的熱情往往超過了他們的判斷能力。政府在邊境州逮捕了數以百計的人，而且不經審訊便拘留起來。在馬裏蘭州，聯邦軍關押了數名州議會議員和一名州法官。軍隊還在南部占領區和邊境州逮捕並懲處了許多間諜、破壞者和遊擊隊員。
根據1862年2月總統的命令，林肯把國內全部安全事務的責任轉移到陸軍部。斯坦頓減少了逮捕數字，並建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當時正在拘留中的犯人案件。他們大多數人在宣誓表示忠誠之後釋放。當北部確信不久即將贏得戰爭的勝利，遂在1862年春季幾乎停止逮捕了。然而，夏季的挫敗，迅速滋長的“銅斑蛇”情緒，以及1862年秋對民兵徵募工作的抵製，引起軍事逮捕的新高潮。林肯9月24日宣布暫停執行人身保護法，主要是針對對徵募工作的抵製的。
在戰爭期間，總計聯邦當局至少逮捕了15,000名平民。這是對公民自由權的過分壓製嗎？不少同時代人肯定會這樣想。他們對逮捕敵特和破壞者，或者在交戰的戰區對遊擊隊員和間諜進行軍事審訊，都不表示懷疑。(有些評論家甚至贊成對逃避徵募的人，和慫恿開小差或抵製徵募的人，實行軍事逮捕和審訊，雖然這些活動有些是發生在北部諸州，那裏的民事法庭正在履行職責。)但是，他們譴責任意逮捕編輯、政府官員和其他一些人，他們的唯一罪行是書麵或口頭反對政府的戰爭政策，或是贊成和平。其中有些被捕者是謠言陰謀的犧牲者，這種謠言陰謀已成為心理戰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有些人被監禁幾個月，一直未受到起訴。這一切似乎可以證實，政府關於公民自由權的記錄是很糟的。
但是口頭反戰活動與明顯的叛逆活動的界限，往往不易劃分。發表煽動性的言論鼓勵新兵拒絕打一場廢奴主義的戰爭，這究竟是在行使言論自由呢，還是在幫助和支持敵人呢？林肯生動地陳述這一問題說：“對那個引誘士兵開小差的狡詐的煽動者，我連一根毫毛都未碰過，我能忍心槍斃一個頭腦簡單的年輕逃兵嗎？……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使煽動者住嘴，挽救那個小夥子，不僅符合憲法，而且是極大的仁慈。”總統堅決主張，在嚴重的緊急關頭，逮捕過多要比逮捕過少好。他寫道：“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人身保護法的掩護下’，叛亂者指望在我們中間穩固建立一支很有效的間諜、告密者、接濟者以及他們事業的同謀者的隊伍。”民事法庭辦事極為緩慢，而沒有處理非常時期的這些案件，如果根據人身保護法予以釋放，等候審訊，這些人就會繼續從事叛逆活動。軍事逮捕的目的是預防，而非懲罰。人們遭到拘留，所以他們就不能援助叛亂了；在危險過去以後，他們不經審訊遲早便會獲釋，要求更早而非更晚。林肯承認，這些都是強硬措施，在和平時期是違反憲法的，然而“在叛亂和入侵的情況下”，是符合憲法的。林肯用一個樸實而給人深刻印象的比喻寫道，“我不會聽信，由於事實表明特效藥不是健康人的有益食品，它就不是病人的良藥；我更不會聽信，由於事實表明在和平時期採取強硬措施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在叛亂時期採取同樣措施就是違憲的。”
林肯與公民自由權
簽署《解放宣言》兩天之後，林肯便發布第二道法令；這一法令暫停執行人身保護法。批準對“全部南軍士兵、暴亂分子和他們在美國國內的支持者、煽動者，以及一切妨礙誌願兵應募、抵製民兵徵募或者犯有不忠誠罪行的人”實行軍事逮捕。民主黨人公開指責這一行動是與解放奴隸酷似的專橫產物。兩份宣言給反對黨提供了1862年國會選舉的主要爭論點。在談論這些選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戰時北部公民自由權問題。
盡管戰時沒有固定的報刊審查製度，在1862年1月以後，政府確實利用對電報的軍事管製，控製了記者的電訊。郵政局不時從郵件中清除“叛逆傾向”的報刊。將領們有時查禁衛戍區內的某些報紙，因為它們把軍事情報提供給敵軍。政府有好幾次勒令某些報紙有限期地停刊。查禁報紙事件，大多發生在蓄奴州的占領區，雖然也有幾次著名的事件發生在北部。北部的暴民曾搗毀了幾家屬於“銅斑蛇”的報館及印刷機。至少有兩夥肇事暴民是由聯邦士兵領導的，他們並未因這類行動而受到懲罰。
在1861年內，國務院負責加強國內的安全。西沃德組織了特工和情報人員的秘密情報網，他們的熱情往往超過了他們的判斷能力。政府在邊境州逮捕了數以百計的人，而且不經審訊便拘留起來。在馬裏蘭州，聯邦軍關押了數名州議會議員和一名州法官。軍隊還在南部占領區和邊境州逮捕並懲處了許多間諜、破壞者和遊擊隊員。
根據1862年2月總統的命令，林肯把國內全部安全事務的責任轉移到陸軍部。斯坦頓減少了逮捕數字，並建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當時正在拘留中的犯人案件。他們大多數人在宣誓表示忠誠之後釋放。當北部確信不久即將贏得戰爭的勝利，遂在1862年春季幾乎停止逮捕了。然而，夏季的挫敗，迅速滋長的“銅斑蛇”情緒，以及1862年秋對民兵徵募工作的抵製，引起軍事逮捕的新高潮。林肯9月24日宣布暫停執行人身保護法，主要是針對對徵募工作的抵製的。
在戰爭期間，總計聯邦當局至少逮捕了15,000名平民。這是對公民自由權的過分壓製嗎？不少同時代人肯定會這樣想。他們對逮捕敵特和破壞者，或者在交戰的戰區對遊擊隊員和間諜進行軍事審訊，都不表示懷疑。(有些評論家甚至贊成對逃避徵募的人，和慫恿開小差或抵製徵募的人，實行軍事逮捕和審訊，雖然這些活動有些是發生在北部諸州，那裏的民事法庭正在履行職責。)但是，他們譴責任意逮捕編輯、政府官員和其他一些人，他們的唯一罪行是書麵或口頭反對政府的戰爭政策，或是贊成和平。其中有些被捕者是謠言陰謀的犧牲者，這種謠言陰謀已成為心理戰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有些人被監禁幾個月，一直未受到起訴。這一切似乎可以證實，政府關於公民自由權的記錄是很糟的。
但是口頭反戰活動與明顯的叛逆活動的界限，往往不易劃分。發表煽動性的言論鼓勵新兵拒絕打一場廢奴主義的戰爭，這究竟是在行使言論自由呢，還是在幫助和支持敵人呢？林肯生動地陳述這一問題說：“對那個引誘士兵開小差的狡詐的煽動者，我連一根毫毛都未碰過，我能忍心槍斃一個頭腦簡單的年輕逃兵嗎？……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使煽動者住嘴，挽救那個小夥子，不僅符合憲法，而且是極大的仁慈。”總統堅決主張，在嚴重的緊急關頭，逮捕過多要比逮捕過少好。他寫道：“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人身保護法的掩護下’，叛亂者指望在我們中間穩固建立一支很有效的間諜、告密者、接濟者以及他們事業的同謀者的隊伍。”民事法庭辦事極為緩慢，而沒有處理非常時期的這些案件，如果根據人身保護法予以釋放，等候審訊，這些人就會繼續從事叛逆活動。軍事逮捕的目的是預防，而非懲罰。人們遭到拘留，所以他們就不能援助叛亂了；在危險過去以後，他們不經審訊遲早便會獲釋，要求更早而非更晚。林肯承認，這些都是強硬措施，在和平時期是違反憲法的，然而“在叛亂和入侵的情況下”，是符合憲法的。林肯用一個樸實而給人深刻印象的比喻寫道，“我不會聽信，由於事實表明特效藥不是健康人的有益食品，它就不是病人的良藥；我更不會聽信，由於事實表明在和平時期採取強硬措施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在叛亂時期採取同樣措施就是違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