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尤莉生下了一個碧眼金髮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過繼申請。這個申請獲得了批準。尤莉重操舊業，若若夫婦獲得了一個女兒，起名叫西爾維。他們寫信告訴了維克托。在他的兵營裏的床上，他感到一種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在他的記憶裏，他所有的東西一旦為他人所知，無不被人奪去。
不過，三年以後，在阿爾及利亞的群山之中進行一次持久的戰役之前，隨軍的牧師提議他立個遺囑。這件事他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從來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留給後人的，因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時，他把積累下來的餉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技院裏花光了，其餘的東西都屬於軍團。
但是，牧師說，在當今的軍團裏，立個遺囑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在別人的大力協助下，他立了個遺囑，把他所有的財產和雜物留給過去的軍團士兵、現住在馬賽的一個名叫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的人的女兒。後來這份文件的副本連同他的檔案一起被歸人設在巴黎的武裝部隊的檔案庫。
法國保安總局在偵察1961年的波納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時發現一個叫科瓦爾斯基的人與此案有牽連。他的這份檔案同其他許多檔案一塊兒被找了出來，引起了在百合門的以羅蘭上校為首的行動分局的注意。他們走訪了格爾茨鮑斯基夫婦，了解了事情的全部來龍去脈。但科瓦爾斯基卻始終不知道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隻有兩次機會見過他的女兒。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顆子彈，被送到馬賽去休養。還有一次是1960年，為了羅丹少校到馬賽的軍事法庭去作證，他是去執行保衛任務的。第一次會見時，小孩才兩周歲；第二次是4 周歲半。第一次科瓦爾斯基送去了很多禮物給若若夫婦。還給小西爾維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爾斯基叔叔之間，相處得非常好。但是這件事，他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即使是在羅丹麵前，他也沒有提過。
而現在她卻得了什麽“血病”！
這天上午，科瓦爾斯基坐立不安。因為羅丹正在等待著從法國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關於搶劫累積起來的總金額的更詳細情況的報告。他要科瓦爾斯基第二次再去郵局，去收取下午來到的信件。午飯後，科瓦爾斯基到樓上去取那個裝信件的鐵盒子，準備到郵局去。
“什麽叫‘血什麽’病？”科瓦爾斯基突然脫口提出這個問題。
羅丹正在把鐵盒子的鏈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著他說：“我從未聽說過。”
“這是一種血的毛病。”科瓦爾斯基解釋說。
卡鬆在房間的另一邊正在看雜誌，聽到後笑了起來，說：“你的意思是說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這是什麽病？”
“這是癌症。”卡鬆回答說。“就是血癌。”
科瓦爾斯基望著他麵前的羅丹，他不相信卡鬆說的話。
“上校，這個病能治好嗎？”
“不能，科瓦爾斯基，這是致命的。你問這幹什麽？”
“沒有什麽。”科瓦爾斯基咕噥著。“我剛才讀過關於這種病的一些東西。”
他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關於這件事，羅丹應該感到需要警惕，因為他的這位保衛人員除掉每天站著接受命令指示外，從來不知道讀任何更複雜的書。而今天卻會提出從什麽書上看到那個名詞，但他沒有注意，並且很快就把這件事忘掉了。因為他正等著今天下午來的信，他希望信裏告訴他，“秘密軍隊組織”在瑞士銀行的存款戶頭裏，現在已超過25萬美元了。
來信果然告訴他金額已經湊足並存入瑞士銀行。當羅丹坐下來寫信給銀行，通知他們把25萬美元如數轉給他所雇用的刺客時，他感到很滿意。他對於還缺少25萬美元並不擔心。戴高樂總統一旦死了，早些時候在“秘密軍隊組織”更為得意的時刻，為該組織提供過經費的那些極右翼實業家和銀行家，一定會立即拿出這筆錢來的。就在幾個星期以前，這些人在他要求繼續提供些經費時，藉口說“愛國力量在近幾個月內未能取得進展和採取行動”，使他們過去的投資兌現的可能性大為減少，幹脆拒絕了他的要求，但是將來他們會爭先恐後地願意做那些不久後將成為復興了的法國的新統治者的軍人們的後盾的。
他寫完了給瑞士銀行的指示時，天色已晚。但是卡鬆看了羅丹寫的要求瑞士銀行把錢付給豺狼的信件以後，表示反對。他爭辯說，他們三個人答應過那個英國人的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是，在巴黎為他設立一個聯絡點，可以隨時向他提供有關法國總統的行動的最新和確切的情報，以及圍繞著總統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現的變化。這些情報很可能，甚至肯定對刺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卡鬆推理說，在現階段通知他錢已經轉到他的名下，將促使他過早地採取行動。什麽時候進行暗殺，當然由他來決定，但是晚幾天並無大礙。向刺客提供最新情報的問題，很可能是成敗的關鍵，一旦失敗就再無成功的可能了。
卡鬆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說，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經成功地安插了一個間諜，她已經能與戴高樂身邊的一個侍從有密切的接觸。再過幾天後，這個間諜就能經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關於戴高爾將到哪裏去、他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他在什麽時候將在公共場合露麵等等。所有這些，事先是不公開的。卡鬆希望羅丹把錢在自己身邊多留幾天，直到卡鬆把巴黎的一個電話號碼告訴這個謀刺者，使他能得到情報，這對他執行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三年以後，在阿爾及利亞的群山之中進行一次持久的戰役之前，隨軍的牧師提議他立個遺囑。這件事他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從來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留給後人的，因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時，他把積累下來的餉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技院裏花光了，其餘的東西都屬於軍團。
但是，牧師說，在當今的軍團裏，立個遺囑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在別人的大力協助下，他立了個遺囑，把他所有的財產和雜物留給過去的軍團士兵、現住在馬賽的一個名叫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的人的女兒。後來這份文件的副本連同他的檔案一起被歸人設在巴黎的武裝部隊的檔案庫。
法國保安總局在偵察1961年的波納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時發現一個叫科瓦爾斯基的人與此案有牽連。他的這份檔案同其他許多檔案一塊兒被找了出來，引起了在百合門的以羅蘭上校為首的行動分局的注意。他們走訪了格爾茨鮑斯基夫婦，了解了事情的全部來龍去脈。但科瓦爾斯基卻始終不知道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隻有兩次機會見過他的女兒。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顆子彈，被送到馬賽去休養。還有一次是1960年，為了羅丹少校到馬賽的軍事法庭去作證，他是去執行保衛任務的。第一次會見時，小孩才兩周歲；第二次是4 周歲半。第一次科瓦爾斯基送去了很多禮物給若若夫婦。還給小西爾維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爾斯基叔叔之間，相處得非常好。但是這件事，他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即使是在羅丹麵前，他也沒有提過。
而現在她卻得了什麽“血病”！
這天上午，科瓦爾斯基坐立不安。因為羅丹正在等待著從法國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關於搶劫累積起來的總金額的更詳細情況的報告。他要科瓦爾斯基第二次再去郵局，去收取下午來到的信件。午飯後，科瓦爾斯基到樓上去取那個裝信件的鐵盒子，準備到郵局去。
“什麽叫‘血什麽’病？”科瓦爾斯基突然脫口提出這個問題。
羅丹正在把鐵盒子的鏈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著他說：“我從未聽說過。”
“這是一種血的毛病。”科瓦爾斯基解釋說。
卡鬆在房間的另一邊正在看雜誌，聽到後笑了起來，說：“你的意思是說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這是什麽病？”
“這是癌症。”卡鬆回答說。“就是血癌。”
科瓦爾斯基望著他麵前的羅丹，他不相信卡鬆說的話。
“上校，這個病能治好嗎？”
“不能，科瓦爾斯基，這是致命的。你問這幹什麽？”
“沒有什麽。”科瓦爾斯基咕噥著。“我剛才讀過關於這種病的一些東西。”
他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關於這件事，羅丹應該感到需要警惕，因為他的這位保衛人員除掉每天站著接受命令指示外，從來不知道讀任何更複雜的書。而今天卻會提出從什麽書上看到那個名詞，但他沒有注意，並且很快就把這件事忘掉了。因為他正等著今天下午來的信，他希望信裏告訴他，“秘密軍隊組織”在瑞士銀行的存款戶頭裏，現在已超過25萬美元了。
來信果然告訴他金額已經湊足並存入瑞士銀行。當羅丹坐下來寫信給銀行，通知他們把25萬美元如數轉給他所雇用的刺客時，他感到很滿意。他對於還缺少25萬美元並不擔心。戴高樂總統一旦死了，早些時候在“秘密軍隊組織”更為得意的時刻，為該組織提供過經費的那些極右翼實業家和銀行家，一定會立即拿出這筆錢來的。就在幾個星期以前，這些人在他要求繼續提供些經費時，藉口說“愛國力量在近幾個月內未能取得進展和採取行動”，使他們過去的投資兌現的可能性大為減少，幹脆拒絕了他的要求，但是將來他們會爭先恐後地願意做那些不久後將成為復興了的法國的新統治者的軍人們的後盾的。
他寫完了給瑞士銀行的指示時，天色已晚。但是卡鬆看了羅丹寫的要求瑞士銀行把錢付給豺狼的信件以後，表示反對。他爭辯說，他們三個人答應過那個英國人的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是，在巴黎為他設立一個聯絡點，可以隨時向他提供有關法國總統的行動的最新和確切的情報，以及圍繞著總統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現的變化。這些情報很可能，甚至肯定對刺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卡鬆推理說，在現階段通知他錢已經轉到他的名下，將促使他過早地採取行動。什麽時候進行暗殺，當然由他來決定，但是晚幾天並無大礙。向刺客提供最新情報的問題，很可能是成敗的關鍵，一旦失敗就再無成功的可能了。
卡鬆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說，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經成功地安插了一個間諜，她已經能與戴高樂身邊的一個侍從有密切的接觸。再過幾天後，這個間諜就能經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關於戴高爾將到哪裏去、他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他在什麽時候將在公共場合露麵等等。所有這些，事先是不公開的。卡鬆希望羅丹把錢在自己身邊多留幾天，直到卡鬆把巴黎的一個電話號碼告訴這個謀刺者，使他能得到情報，這對他執行任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