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以前，她感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同男朋友約會。她的家庭很美滿，相互關係很親密。父親是一家銀行的一名體麵的職員，母親是一位典型的法國中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她修完了她的美容課程，弟弟讓·克勞德則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維齊奈遠郊區，雖然不是在最好的住宅區內，但是房子總算是不錯的。
那份武裝部隊部長拍來的電報是在1959年快到年底的一天早餐時收到的。電報上說，部長極為遺憾地通知阿芒·仲馬先生和夫人，他們的兒子、第一殖民軍傘兵團列兵在阿爾及利亞捐軀。他的私人物品將盡快退還給居喪的家庭。
在一段時間裏，傑奎琳的小天地崩裂了，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義。無論是勒維齊奈的家庭所提供的寧靜的安全感，還是美容院的姑娘們談論伊夫·蒙當（當時的法國男電影明星）的魅力或剛從美國傳來的一種最新式舞蹈狂熱——搖擺舞，都變得毫無意思了。在她的思想深處隻有一件事不斷衝擊著她：小讓·克勞德，她那親愛的娃娃般的弟弟，那樣柔弱和藹，那樣仇恨戰爭和暴力，隻想一個人看看書，她無限寵愛的、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被打死在一條倒黴的阿爾及利亞的幹河穀裏。仇恨在她的心中發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厭惡、骯髒、懦弱的“傻瓜”幹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這個時刻到來的。一個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裏來了，當時傑奎琳的雙親都出門串親戚去了。那是12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園的小徑也結上了一層冰。別的人都麵色蒼白，縮手縮腳，但是，弗朗索瓦卻曬成了棕褐色，身體十分健康。他詢問可否同傑奎琳小姐講幾句話。她說：“我就是。”並且問他有什麽事？他回答說，在他指揮的那個排裏，有一個名叫讓·克勞德的列兵戰死了。他帶來了一封信。傑奎琳請他進來坐坐。
這封信是讓·克勞德陣亡之前幾個星期寫的。弗朗索瓦的士兵們正準備去清剿一個村莊，但他們沒有發現遊擊隊，卻與阿爾及利亞叛軍部隊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時，發生了一次劇烈的衝突，一粒子彈射中了讓·克勞德的肺部。在他臨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衝突發生後去巡邏時發現了他，就把這封信交給這位傘兵隊長。弗朗索瓦後來一直把這封信裝在他貼身的衣袋裏。
傑奎琳讀完了信，哭了一會兒。那封信裏沒有說些什麽，隻談些關於營房裏的鎖碎生活、襲擊訓練以及軍隊紀律等等，其他情況則是由弗朗索瓦告訴她的。當阿爾及利亞叛軍部隊包圍他們時，他們在叢林中走了4 個小時，在無線電裏重複呼喚，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8 點鍾，戰鬥轟炸機才來到。飛機引擎的叫囂聲和火箭炮的轟鳴聲才把叛軍打退。她的弟弟是自願參加一個最頑強的戰鬥隊伍中的一員。在戰鬥中證明他是一個堂堂的男子漢，而且死得也確實像一個男子漢。在臨死前，在一塊石頭後麵，他躺在一個下士的膝蓋上，咳著吐出了鮮血。
弗朗索瓦對她非常溫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戰爭中，他鍛鍊得像當地的岩石一樣堅硬，他變得像職業軍人一樣。但對於他部下一個士兵的姐姐，卻非常和氣。她很喜歡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請到巴黎去參加宴會。此外，她也不願讓父母知道讓·克勞德是怎樣犧牲的，因此他們決定在一段時期裏，假裝對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關心，而且要裝得像沒事似的。在第一次約會的飯後，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情況，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戰爭的真實意義是什麽，政治家們究竟在玩弄些什麽？她對這一切的好奇心是無止境的。戴高樂將軍是在去年元月由總理而擔任總統的。他被一股愛國熱潮卷進了愛麗舍宮。人們認為他既可以結束戰爭，又可以保持阿爾及利亞依舊歸法國所有。她從弗朗索瓦口裏第一次聽到她父親崇拜的那個人是法國的一個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間，他們倆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後和他約會。1960年1 月，她從訓練學校畢業後就到這所美容院裏工作。她從他那裏知道了法國武裝部隊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監禁的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艾哈邁德·本·貝拉進行的秘密談判，以及即將把阿爾及利亞移交給“傻瓜”們等情況。
他在元月下旬回戰場去了。在8 月裏，他設法在馬賽休假一星期，她抓緊時間同他單獨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時間。她一直等待著他，她在思想裏把他塑造成一個兼有法國青年男子的美德、純潔和大丈夫氣概的典型。1960年的整個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著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頭桌上，睡覺時，則放在睡衣裏貼著肚子的地方。
他最後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來到了巴黎。他們倆沿街漫步時，他穿著製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認為他是全市最健壯、肩膀最寬、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塊兒工作的一個姑娘看到了他們倆。第二天，美容院裏便傳遍了關於傑奎琳與漂亮的“傘兵”的議論。她不在那裏，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動。要發生什麽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陣線的談判已經眾所周知。他肯定，軍隊，真正的軍隊，忍耐不了多久了。對於他們倆來說，對於經過戰火鍛鍊的這位27歲的軍官和崇拜他的23歲的未來的母親來說，阿爾及利亞繼續歸屬法國，就是忠誠的標誌。
那份武裝部隊部長拍來的電報是在1959年快到年底的一天早餐時收到的。電報上說，部長極為遺憾地通知阿芒·仲馬先生和夫人，他們的兒子、第一殖民軍傘兵團列兵在阿爾及利亞捐軀。他的私人物品將盡快退還給居喪的家庭。
在一段時間裏，傑奎琳的小天地崩裂了，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義。無論是勒維齊奈的家庭所提供的寧靜的安全感，還是美容院的姑娘們談論伊夫·蒙當（當時的法國男電影明星）的魅力或剛從美國傳來的一種最新式舞蹈狂熱——搖擺舞，都變得毫無意思了。在她的思想深處隻有一件事不斷衝擊著她：小讓·克勞德，她那親愛的娃娃般的弟弟，那樣柔弱和藹，那樣仇恨戰爭和暴力，隻想一個人看看書，她無限寵愛的、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被打死在一條倒黴的阿爾及利亞的幹河穀裏。仇恨在她的心中發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厭惡、骯髒、懦弱的“傻瓜”幹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這個時刻到來的。一個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裏來了，當時傑奎琳的雙親都出門串親戚去了。那是12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園的小徑也結上了一層冰。別的人都麵色蒼白，縮手縮腳，但是，弗朗索瓦卻曬成了棕褐色，身體十分健康。他詢問可否同傑奎琳小姐講幾句話。她說：“我就是。”並且問他有什麽事？他回答說，在他指揮的那個排裏，有一個名叫讓·克勞德的列兵戰死了。他帶來了一封信。傑奎琳請他進來坐坐。
這封信是讓·克勞德陣亡之前幾個星期寫的。弗朗索瓦的士兵們正準備去清剿一個村莊，但他們沒有發現遊擊隊，卻與阿爾及利亞叛軍部隊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時，發生了一次劇烈的衝突，一粒子彈射中了讓·克勞德的肺部。在他臨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衝突發生後去巡邏時發現了他，就把這封信交給這位傘兵隊長。弗朗索瓦後來一直把這封信裝在他貼身的衣袋裏。
傑奎琳讀完了信，哭了一會兒。那封信裏沒有說些什麽，隻談些關於營房裏的鎖碎生活、襲擊訓練以及軍隊紀律等等，其他情況則是由弗朗索瓦告訴她的。當阿爾及利亞叛軍部隊包圍他們時，他們在叢林中走了4 個小時，在無線電裏重複呼喚，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8 點鍾，戰鬥轟炸機才來到。飛機引擎的叫囂聲和火箭炮的轟鳴聲才把叛軍打退。她的弟弟是自願參加一個最頑強的戰鬥隊伍中的一員。在戰鬥中證明他是一個堂堂的男子漢，而且死得也確實像一個男子漢。在臨死前，在一塊石頭後麵，他躺在一個下士的膝蓋上，咳著吐出了鮮血。
弗朗索瓦對她非常溫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戰爭中，他鍛鍊得像當地的岩石一樣堅硬，他變得像職業軍人一樣。但對於他部下一個士兵的姐姐，卻非常和氣。她很喜歡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請到巴黎去參加宴會。此外，她也不願讓父母知道讓·克勞德是怎樣犧牲的，因此他們決定在一段時期裏，假裝對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關心，而且要裝得像沒事似的。在第一次約會的飯後，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情況，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戰爭的真實意義是什麽，政治家們究竟在玩弄些什麽？她對這一切的好奇心是無止境的。戴高樂將軍是在去年元月由總理而擔任總統的。他被一股愛國熱潮卷進了愛麗舍宮。人們認為他既可以結束戰爭，又可以保持阿爾及利亞依舊歸法國所有。她從弗朗索瓦口裏第一次聽到她父親崇拜的那個人是法國的一個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間，他們倆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後和他約會。1960年1 月，她從訓練學校畢業後就到這所美容院裏工作。她從他那裏知道了法國武裝部隊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監禁的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艾哈邁德·本·貝拉進行的秘密談判，以及即將把阿爾及利亞移交給“傻瓜”們等情況。
他在元月下旬回戰場去了。在8 月裏，他設法在馬賽休假一星期，她抓緊時間同他單獨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時間。她一直等待著他，她在思想裏把他塑造成一個兼有法國青年男子的美德、純潔和大丈夫氣概的典型。1960年的整個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著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頭桌上，睡覺時，則放在睡衣裏貼著肚子的地方。
他最後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來到了巴黎。他們倆沿街漫步時，他穿著製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認為他是全市最健壯、肩膀最寬、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塊兒工作的一個姑娘看到了他們倆。第二天，美容院裏便傳遍了關於傑奎琳與漂亮的“傘兵”的議論。她不在那裏，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動。要發生什麽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陣線的談判已經眾所周知。他肯定，軍隊，真正的軍隊，忍耐不了多久了。對於他們倆來說，對於經過戰火鍛鍊的這位27歲的軍官和崇拜他的23歲的未來的母親來說，阿爾及利亞繼續歸屬法國，就是忠誠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