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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業之新開端(2)
安德羅波夫7個月之後成了蘇共中央總書記，開始了意義深遠的整頓蘇共和國家上層的工作，但是沒有來得及鋪開。當時許多人期待戈巴契夫能將開始的事業繼續下去，據我們所知，安德羅波夫對戈巴契夫很器重並且提拔他。但是與人們的期待相反，勃列日涅夫的老近衛軍“按住了”戈巴契夫，安德羅波夫的創舉觸犯和嚇壞了一部分勃列日涅夫的老近衛軍。領導勃列日涅夫老近衛軍的是重病纏身的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他因完全正確地號召“認真對待公民的來信和申訴”而著名，但是這本身沒有改變任何東西，純粹是官僚主義的官樣文章。蘇共應有的寶貴時間失去了。
又一個“春天”
1985年的春天帶來了最高權力的變化，今天想起來這是對國內生活的革新充滿新希望的一段美好時光。實際上，我那時認為，現在也依然認為，好不容易在俄羅斯（蘇聯就是大俄羅斯）有一個正常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精力充沛的出身於勞動農民家庭的人終於登上了權力頂峰，這不是流血政變和宮廷陰謀的結果，而是通過人民非常熟悉和理解的方式做到的。
像赫魯雪夫一樣，戈巴契夫得到了嚴格壟斷的黨和國家製度幾十年的培養和提拔。他們二人自然按照時代的要求忠誠和誠實地為這個製度服務。但是這兩個絕非偶然地出現於製度最高層的人明白，必須徹底改變和戰勝這個製度。這一似乎令人吃驚的變化的原因是什麽呢？隻有愚蠢至極、糊塗透頂的人或者不惜一切的政治對手才會作出“叛徒”、“叛教者”、“背叛者”、“外國間諜”等的簡單回答。但是為什麽取得最高權力的人要成為叛徒呢？具有這種素質的人是怎麽通過史達林時期建立的領導幹部層層選拔和特別審查製度進入“最高層”的呢？
我認為，完全是不同的答案。無論赫魯雪夫還是戈巴契夫，不論這兩個名字聽起來多麽昂揚，實際上都與人民血肉相連，並具有人民的一切優點和弱點。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和明顯地體現了強大的人民性和其所固有的對公平的追求。我認為，無論高層官僚的階梯和隔板，刻板的意識形態教條，還是諂媚者的讚美，都不能攪渾天生合理的想法，都不能阻斷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對“普通人”的現實生活的亙古以來的接近。這幫助他們中的一個人達到了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解放思想的高度，幫助另一個人——他沒有參與史達林時代鎮壓的心理負擔——復興這些思想，發展這些思想，開始一項似乎在俄羅斯無法實現的事業：對國家和社會的徹底的民主革新。
戈巴契夫當然十分清楚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觸犯了什麽和最終遭到了什麽樣的懲罰。但是新任總書記充分感覺到國家和世界迫切需要改變、革新。他十分清楚社會和政治的停滯意味著什麽和對國家的發展多麽有害。他下定了決心。
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在最初被理解成早已習以為常的、純粹儀式性的高談闊論的學習民主的號召之後，是從未有過的實際變化——公開性，弱化以及隨後的取消書報檢查製度，在報刊上闡述原先禁止的問題、“非公開地區”的形勢。以前不允許蘇聯讀者閱讀的俄國和外國作者的文學、歷史和哲學著作開始大量出版。順便指出，正是在這一時期首次出版了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早在20年代中期寫就的、目前家喻戶曉的中篇諷刺小說《狗心》。
勃列日涅夫時代中斷的、為史達林政治鎮壓受害者恢復名譽的工作重新開始了。開始釋放在史達林以後的年代逮捕的政治犯。實際擴大了企業和勞動集體的權利，推廣了承包和租賃製，搞活了原有的和新出現的合作社。在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中開始實行差額選舉。
戈巴契夫經常對各種各樣的聽眾發表講話，與人們自由交流，同人民對話。在報紙和雜誌上，在公眾場合，而不是像從前那樣在私下裏，開始了以前從未有過的關於國家的過去和現在、關於紅色和白色領袖的辯論，持不同政見者開始拋頭露麵。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多元化不斷為自己開闢道路。這就已經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了。
“赫魯雪夫的命運在等著他”
1988年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棄原則》，這顯然是保守的高層官僚站出來公開反對戈巴契夫的改革。
我記得，這篇文章在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隨後自然在瓦西裏·比利亞克的工作人員當中得到交口稱讚。根據昂納克的指示，這篇成為反改革力量宣言的文章在《新德國報》上進行了轉載。顯然，在尼娜·安德烈耶娃背後有相當有影響的“最高層”的人。甚至蘇共中央機關中的總書記支持者也開始說“赫魯雪夫的命運在等著他”。我不排除這種結果，但我認為戈巴契夫能夠避免這樣的命運，因為人們越來越多地拿赫魯雪夫的命運作比較，他不可能不知道和不明白這一點。
1989年初，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突然請我到他那裏，並且立刻提出要我作為總書記秘書與他一道工作。我此前不久開始擔任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副部長，這使我有機會研究一係列我十分熟悉和感興趣的問題。但是我接受了戈巴契夫的提議。我不能放棄與他在如此火熱的時代一同工作的機會，況且我早已熟悉並相互信賴的幾位高級專家同誌也在戈巴契夫的機構中工作。
安德羅波夫7個月之後成了蘇共中央總書記，開始了意義深遠的整頓蘇共和國家上層的工作，但是沒有來得及鋪開。當時許多人期待戈巴契夫能將開始的事業繼續下去，據我們所知，安德羅波夫對戈巴契夫很器重並且提拔他。但是與人們的期待相反，勃列日涅夫的老近衛軍“按住了”戈巴契夫，安德羅波夫的創舉觸犯和嚇壞了一部分勃列日涅夫的老近衛軍。領導勃列日涅夫老近衛軍的是重病纏身的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他因完全正確地號召“認真對待公民的來信和申訴”而著名，但是這本身沒有改變任何東西，純粹是官僚主義的官樣文章。蘇共應有的寶貴時間失去了。
又一個“春天”
1985年的春天帶來了最高權力的變化，今天想起來這是對國內生活的革新充滿新希望的一段美好時光。實際上，我那時認為，現在也依然認為，好不容易在俄羅斯（蘇聯就是大俄羅斯）有一個正常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精力充沛的出身於勞動農民家庭的人終於登上了權力頂峰，這不是流血政變和宮廷陰謀的結果，而是通過人民非常熟悉和理解的方式做到的。
像赫魯雪夫一樣，戈巴契夫得到了嚴格壟斷的黨和國家製度幾十年的培養和提拔。他們二人自然按照時代的要求忠誠和誠實地為這個製度服務。但是這兩個絕非偶然地出現於製度最高層的人明白，必須徹底改變和戰勝這個製度。這一似乎令人吃驚的變化的原因是什麽呢？隻有愚蠢至極、糊塗透頂的人或者不惜一切的政治對手才會作出“叛徒”、“叛教者”、“背叛者”、“外國間諜”等的簡單回答。但是為什麽取得最高權力的人要成為叛徒呢？具有這種素質的人是怎麽通過史達林時期建立的領導幹部層層選拔和特別審查製度進入“最高層”的呢？
我認為，完全是不同的答案。無論赫魯雪夫還是戈巴契夫，不論這兩個名字聽起來多麽昂揚，實際上都與人民血肉相連，並具有人民的一切優點和弱點。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和明顯地體現了強大的人民性和其所固有的對公平的追求。我認為，無論高層官僚的階梯和隔板，刻板的意識形態教條，還是諂媚者的讚美，都不能攪渾天生合理的想法，都不能阻斷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對“普通人”的現實生活的亙古以來的接近。這幫助他們中的一個人達到了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解放思想的高度，幫助另一個人——他沒有參與史達林時代鎮壓的心理負擔——復興這些思想，發展這些思想，開始一項似乎在俄羅斯無法實現的事業：對國家和社會的徹底的民主革新。
戈巴契夫當然十分清楚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觸犯了什麽和最終遭到了什麽樣的懲罰。但是新任總書記充分感覺到國家和世界迫切需要改變、革新。他十分清楚社會和政治的停滯意味著什麽和對國家的發展多麽有害。他下定了決心。
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在最初被理解成早已習以為常的、純粹儀式性的高談闊論的學習民主的號召之後，是從未有過的實際變化——公開性，弱化以及隨後的取消書報檢查製度，在報刊上闡述原先禁止的問題、“非公開地區”的形勢。以前不允許蘇聯讀者閱讀的俄國和外國作者的文學、歷史和哲學著作開始大量出版。順便指出，正是在這一時期首次出版了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早在20年代中期寫就的、目前家喻戶曉的中篇諷刺小說《狗心》。
勃列日涅夫時代中斷的、為史達林政治鎮壓受害者恢復名譽的工作重新開始了。開始釋放在史達林以後的年代逮捕的政治犯。實際擴大了企業和勞動集體的權利，推廣了承包和租賃製，搞活了原有的和新出現的合作社。在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中開始實行差額選舉。
戈巴契夫經常對各種各樣的聽眾發表講話，與人們自由交流，同人民對話。在報紙和雜誌上，在公眾場合，而不是像從前那樣在私下裏，開始了以前從未有過的關於國家的過去和現在、關於紅色和白色領袖的辯論，持不同政見者開始拋頭露麵。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多元化不斷為自己開闢道路。這就已經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了。
“赫魯雪夫的命運在等著他”
1988年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棄原則》，這顯然是保守的高層官僚站出來公開反對戈巴契夫的改革。
我記得，這篇文章在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隨後自然在瓦西裏·比利亞克的工作人員當中得到交口稱讚。根據昂納克的指示，這篇成為反改革力量宣言的文章在《新德國報》上進行了轉載。顯然，在尼娜·安德烈耶娃背後有相當有影響的“最高層”的人。甚至蘇共中央機關中的總書記支持者也開始說“赫魯雪夫的命運在等著他”。我不排除這種結果，但我認為戈巴契夫能夠避免這樣的命運，因為人們越來越多地拿赫魯雪夫的命運作比較，他不可能不知道和不明白這一點。
1989年初，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突然請我到他那裏，並且立刻提出要我作為總書記秘書與他一道工作。我此前不久開始擔任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副部長，這使我有機會研究一係列我十分熟悉和感興趣的問題。但是我接受了戈巴契夫的提議。我不能放棄與他在如此火熱的時代一同工作的機會，況且我早已熟悉並相互信賴的幾位高級專家同誌也在戈巴契夫的機構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