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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戈巴契夫執著地忠誠於改革的思想，這不是著迷，也不隻是保護自己的心血和哪怕事後證明自己正確的天然願望，而是與歷史辯論到底的渴望。這一切是在俄羅斯目前的形勢和世界局勢似乎沒有提供心平氣和或者樂觀的理由的條件下發生的。實際上，難道戈巴契夫和他的戰友們在改革的最初年代，當他們在威權主義製度下披荊斬棘和向西方夥伴提出新政治思維處方的時候，希望出現的是這樣的俄羅斯（先是葉爾欽的俄羅斯，然後是普京的俄羅斯）、這樣的世界（成為無數衝突和數場戰爭的舞台的世界）嗎？
現在，在曾追隨戈巴契夫的那些人中，許多人責怪他沒有事先告訴他們，等待他們的不是富饒的樂土，而是充滿人的貪慾、偏執、民族局限性和權力利益衝突的一個殘酷的世界。當然，戈巴契夫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他希望的是好的東西。況且，他在掌握了克裏姆林宮權力之後，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使國家擺脫了沒有自由的狀況，使世界擺脫了完全現實的核戰爭的威脅。大概他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另外的某個人處在他的位置不僅未必能夠取得這些成果，甚至連想都不會去想。但是似乎這些對他來說太少了。記者們時常提出一個問題：是否應該在1985年著手做這一切？但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他確信：不能停止開始的事情。
唱唱
初看起來，與其活動帶來的其他結果相比，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總書記和總統的位置上對加強國際安全作出的貢獻並不顯著。顯然世界有許多事情應該感謝他：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和東歐，拆除柏林圍牆，先是德國然後是歐洲的大部分的統一。而主要的是，從軍備（包括最危險的核武器在內）競賽的較量邏輯史無前例地轉變為實際的裁軍：數百枚蘇聯和美國的飛彈以及上千枚核彈頭被銷毀。
最後，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世界感謝他不僅是因為鐵幕的拆除，而且是因為世界政治分裂的消除，在20世紀初俄國革命之後分成兩條軌道的世界歷史的重新統一。但是像人類的其他功績也常常出現的情況，它們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流逝在當代人眼中日益減少，如同老戰士的勳章的光輝在他們的後代手裏漸漸失去光澤那樣。
現在很少有人能夠想像，柏林的圍著帶刺鐵絲網和被自動步槍掃射的布蘭登堡門曾經是“無主土地”，而美國的中小學生則被告知，在蘇聯對美國實施核打擊的時候躲到課桌下麵。問題不在於人的記憶的缺陷，也不在於人的感激之情應服從於世界的“熵”法則，而在於東西方和解所帶來的欣喜逐漸遠去，讓位於一係列新的不信任和新的對立，取代世界冷戰的是地區性的“熱”戰、恐怖活動和種族隔離行為，它們使成千上萬的人成了犧牲品。這與戈巴契夫有什麽關係呢，他對這個新的世界已經不承擔責任了。
唉，在我們這個短暫的世界上，包括善事在內的一切東西，更不用說良好的願望，都有自己的價值。戈巴契夫為世界政治的改變，付出了違背他本意的代價——蘇聯的壽終正寢。甚至國外對這一事件的後果的評價也各不相同。一些人稱讚前總統，認為他的貢獻在於，最後一個世界帝國以妙極了的和平方式解體，使帝國的居民和周圍世界避免了發生在擁有核武器的龐大的“南斯拉夫”身上的噩夢。另一些人指責戈巴契夫使蘇聯解體，使世界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破壞了國際關係的穩定。無人製衡的唯一的超級大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行為加強了這種看法。
戈巴契夫本人迴避一些人的讚揚，駁斥另一些人的攻擊，他現在仍堅持認為解散蘇聯是一個歷史性錯誤，認為如果沒有1991年8月克格勃和有復仇情緒的黨的高層官僚以及別洛韋日密林中的陰謀者組織的兩場叛亂，統一的國家是能夠保存下來的。
但是，戈巴契夫在公正地揭露八月和十二月的叛亂分子並指出他們應承擔的責任的時候，無權忘記他自己的責任。將近15年之後，應當承認一件明顯的事實：改革蘇聯社會的嚐試有助於摧毀從前的“牢不可破的聯盟”。如果在心理上難以為此感到驕傲的話，那麽至少沒有必要對此感到羞愧，因為戈巴契夫每一次在拯救官僚國家和民主進程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盡管不是沒有動搖，但畢竟選擇了民主，認為自由比強製好。
不僅改革（改革是從政治局的控製下衝出來的，確切地說，是被戈巴契夫從政治局的控製下引領出來的），而且以前的整個蘇聯歷史和俄國歷史，都不止一次地使戈巴契夫麵臨對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都不簡單的選擇。問題在於，布爾什維克隻有把蘇維埃俄羅斯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方案，變成建立可供選擇的特殊的文明的全麵戰爭的工具，才能夠在別的帝國發生爆炸和分裂成民族碎片的20世紀，延長俄羅斯帝國的壽命。這個黨—國家建立在三個擎天柱上：共產主義方案的救世論、殘酷無情的鎮壓製度、黨的宣傳在國內所製造的“被包圍的要塞”的氣氛。戈巴契夫在對這個調整好的戰爭機器開始進行內部改革後，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拆除它的承重部件。
他不怕對共產主義學說的“美好的”，或者用鼓動宣傳部的話說，“科學的”根據提出質疑。他堅決同史達林主義劃清了界限，也因此失去了高層官僚，也就意味著失去了俄羅斯的統治者用以管理俄羅斯的籠頭般的國家暴力工具。最後，同西方的軍事緩和政策以及裁軍進程的開始，使第二個世界超級大國失去了它的主要支柱——外部世界對它的恐懼。
現在，在曾追隨戈巴契夫的那些人中，許多人責怪他沒有事先告訴他們，等待他們的不是富饒的樂土，而是充滿人的貪慾、偏執、民族局限性和權力利益衝突的一個殘酷的世界。當然，戈巴契夫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他希望的是好的東西。況且，他在掌握了克裏姆林宮權力之後，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使國家擺脫了沒有自由的狀況，使世界擺脫了完全現實的核戰爭的威脅。大概他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另外的某個人處在他的位置不僅未必能夠取得這些成果，甚至連想都不會去想。但是似乎這些對他來說太少了。記者們時常提出一個問題：是否應該在1985年著手做這一切？但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他確信：不能停止開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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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來，與其活動帶來的其他結果相比，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總書記和總統的位置上對加強國際安全作出的貢獻並不顯著。顯然世界有許多事情應該感謝他：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和東歐，拆除柏林圍牆，先是德國然後是歐洲的大部分的統一。而主要的是，從軍備（包括最危險的核武器在內）競賽的較量邏輯史無前例地轉變為實際的裁軍：數百枚蘇聯和美國的飛彈以及上千枚核彈頭被銷毀。
最後，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世界感謝他不僅是因為鐵幕的拆除，而且是因為世界政治分裂的消除，在20世紀初俄國革命之後分成兩條軌道的世界歷史的重新統一。但是像人類的其他功績也常常出現的情況，它們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流逝在當代人眼中日益減少，如同老戰士的勳章的光輝在他們的後代手裏漸漸失去光澤那樣。
現在很少有人能夠想像，柏林的圍著帶刺鐵絲網和被自動步槍掃射的布蘭登堡門曾經是“無主土地”，而美國的中小學生則被告知，在蘇聯對美國實施核打擊的時候躲到課桌下麵。問題不在於人的記憶的缺陷，也不在於人的感激之情應服從於世界的“熵”法則，而在於東西方和解所帶來的欣喜逐漸遠去，讓位於一係列新的不信任和新的對立，取代世界冷戰的是地區性的“熱”戰、恐怖活動和種族隔離行為，它們使成千上萬的人成了犧牲品。這與戈巴契夫有什麽關係呢，他對這個新的世界已經不承擔責任了。
唉，在我們這個短暫的世界上，包括善事在內的一切東西，更不用說良好的願望，都有自己的價值。戈巴契夫為世界政治的改變，付出了違背他本意的代價——蘇聯的壽終正寢。甚至國外對這一事件的後果的評價也各不相同。一些人稱讚前總統，認為他的貢獻在於，最後一個世界帝國以妙極了的和平方式解體，使帝國的居民和周圍世界避免了發生在擁有核武器的龐大的“南斯拉夫”身上的噩夢。另一些人指責戈巴契夫使蘇聯解體，使世界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破壞了國際關係的穩定。無人製衡的唯一的超級大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行為加強了這種看法。
戈巴契夫本人迴避一些人的讚揚，駁斥另一些人的攻擊，他現在仍堅持認為解散蘇聯是一個歷史性錯誤，認為如果沒有1991年8月克格勃和有復仇情緒的黨的高層官僚以及別洛韋日密林中的陰謀者組織的兩場叛亂，統一的國家是能夠保存下來的。
但是，戈巴契夫在公正地揭露八月和十二月的叛亂分子並指出他們應承擔的責任的時候，無權忘記他自己的責任。將近15年之後，應當承認一件明顯的事實：改革蘇聯社會的嚐試有助於摧毀從前的“牢不可破的聯盟”。如果在心理上難以為此感到驕傲的話，那麽至少沒有必要對此感到羞愧，因為戈巴契夫每一次在拯救官僚國家和民主進程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盡管不是沒有動搖，但畢竟選擇了民主，認為自由比強製好。
不僅改革（改革是從政治局的控製下衝出來的，確切地說，是被戈巴契夫從政治局的控製下引領出來的），而且以前的整個蘇聯歷史和俄國歷史，都不止一次地使戈巴契夫麵臨對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都不簡單的選擇。問題在於，布爾什維克隻有把蘇維埃俄羅斯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方案，變成建立可供選擇的特殊的文明的全麵戰爭的工具，才能夠在別的帝國發生爆炸和分裂成民族碎片的20世紀，延長俄羅斯帝國的壽命。這個黨—國家建立在三個擎天柱上：共產主義方案的救世論、殘酷無情的鎮壓製度、黨的宣傳在國內所製造的“被包圍的要塞”的氣氛。戈巴契夫在對這個調整好的戰爭機器開始進行內部改革後，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拆除它的承重部件。
他不怕對共產主義學說的“美好的”，或者用鼓動宣傳部的話說，“科學的”根據提出質疑。他堅決同史達林主義劃清了界限，也因此失去了高層官僚，也就意味著失去了俄羅斯的統治者用以管理俄羅斯的籠頭般的國家暴力工具。最後，同西方的軍事緩和政策以及裁軍進程的開始，使第二個世界超級大國失去了它的主要支柱——外部世界對它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