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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當然永遠不會為命運如此轉折感到惋惜，即使後來我沒有“福分”去日內瓦、雷克雅未克、華盛頓、馬爾他、赫爾辛基，我1980年代前5年在外交部的工作從專業角度看也是有意思的、要求嚴格的。如果說在聯合國秘書處的五年工作讓我成了同聲傳譯的職業高手，那麽裁軍談判的工作則使我在完善“談判翻譯”（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技巧方麵獲益良多。雖然沒有“談判翻譯”這樣的術語，但這樣的工作無疑是實實在在的，這一工作不僅要求語言能力，而且要求經過認真的專門的心理培訓，具有掌握詞語和識別人的技巧，在這方麵來說，聯合國同聲翻譯工作室裏“匿名”工作要簡單得多。
在那個時期裁軍談判毫無結果，當時認為談判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成就（眾所周知，1983年底談判也垮了）。但進行這些談判的都是傑出的職業外交家，同他們的接觸令人永誌不忘，我也從中受益匪淺。在我國外交家中有這樣一些久負盛名，甚至受到圈中人“崇拜”的人物，如Ю.А.克維欽斯基、В.П.卡爾波夫、o.А.格裏涅夫斯基（我同他們中每一個人都一起工作過，對他們都很感激），在美國人中無疑是波爾·尼采，他是一個經驗豐富、學問淵博的人。
但是裁軍談判不是“培養外交技巧的學校”，也不是培養譯員的進修班，人們期待談判能有些實際成果，但這一點卻很難辦到。會議沒完沒了——全體會議、工作小組會議、非正式會晤、酒會和晚宴（應該說，酒喝了很多，遺憾的是，對某些不能戰勝俄羅斯這一主要禍害的有才能的人來說，喝酒不是沒有造成惡果的），可是工作卻沒有前進。造成這種情況的當然是政治原因，因此用外交方法，更不說用語言學方法是無法加以解決的。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應當哪怕有一個小小的政治上的突破——1982年夏波爾·尼采和Ю.А.克維欽斯基在他們著名的“林中散步”（離日內瓦近郊聖謝爾特不遠處）時就嚐試作過這樣的突破。
莫斯科甚至拒絕討論由尼采提出並經克維欽斯基略加修改的方案，不僅如此，還對我方的這位外交官進行訓斥。我國的領導人心理上當然很難被這一方案的討論所吸引，因為方案規定要同時銷毀我國相當多的新飛彈“先鋒”（ss-20）並部署美國的飛航式飛彈（但不是“潘興式”彈道飛彈）。我也覺得這個方案比裏根的“零點方案”還差，但裏根方案當時在蘇聯領導人心目中絕對是十惡不赦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這是麵包圈上的洞，”克維欽斯基在代表團的一次會晤時這樣說，美國人對這句話的幽默含意心領神會）。不管怎麽說，一年多後歐洲出現了“潘興式”飛彈，莫斯科，大約甚至總參謀部，都不能不對輕率地拒絕討論取代方案感到惋惜。
我們談判的努力所取得的與付出的不能相比的“零結果”以及對我國安全實際增大的威脅，使人懊惱。但是政治，即使是政治的詞語包裝，都毫無變化。我們沒有覺察到，“緩和不可取代”、“使緩和不可逆轉”、“用軍事緩和補充政治緩和”等口號，由於經常重複和明顯與實際矛盾而顯得毫無意義，有時甚至十分荒誕。而列·伊·勃列日涅夫如此心愛的“緩和”一詞本身用來表示長期政策也不十分恰當。事實上，俄語中“緩和（pa3prдka）”一詞（起先是完整地稱作“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後來受法文詞detente的影響把它簡化了）給人的感覺是兩次緊張局勢爆發之間的某種喘息機會，但這還不算什麽。更糟的是，英文的對譯（那個detente）對於多數美國人來說是一個稀奇古怪的外來詞，1970年代末我在美國工作時就發現美國反對緩和的人就利用這一事實來攻擊這個政策。
這個詞被用來表示蘇聯對西方的政策也許不是偶然的，部分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領導班子想用別的詞來取代能使人聯想起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這個用語。盡管這個用語還沒有完全過時，在“緩和”一詞流行後，人們越來越少提“和平共處”了。我相信可以找到另一個提法，需要這樣做，是因為已經清楚，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緩和”這個概念已經聲名狼藉。但詞語當然不是萬能的。順便提一下，為勃列日涅夫撰寫有關國際問題講話稿的是一些傑出人士，其中有А.e.鮑文、瓦·瓦·紮格拉金、Г.А.阿爾巴托夫，而外交部長安·安·葛羅米柯雖然沒有這樣的“語言才能”，但有時他的簡短插話卻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戈巴契夫之前的蘇聯對外政策，不管作什麽詞語包裝，都不能成為國際關係突破和結束冷戰的基礎，為此需要為它的非軍國主義化和非意識形態化做準備，而1968年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領導人不可能有這種準備。
類似我國“停滯”的時期，對於社會來說是“積聚力量”的時期，而對於個人來說是職業探索、找到技術決策、也許對未來是重要決策的時期。我和我的同事們想對塔斯社和新聞社英文稿所特有的貧乏無味、晦澀難懂的“國家標準”來一個突破。西方英文報刊常嘲笑塔斯社和新聞社的譯文，並列舉出一些令人十分厭惡的例子。但為了公正起見，應該指出，有時譯員別無選擇，因為上司嚴格監視，不讓譯員“背離文本”。如常言所說，“左一步，右一步……”原始文本低劣的質量和死譯最終成了有爆炸危險的混合物。譯員為了避免出現這種狀況，哪怕偶爾也得表現出職業勇敢精神和人的勇敢精神，而這種精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的。
在那個時期裁軍談判毫無結果，當時認為談判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成就（眾所周知，1983年底談判也垮了）。但進行這些談判的都是傑出的職業外交家，同他們的接觸令人永誌不忘，我也從中受益匪淺。在我國外交家中有這樣一些久負盛名，甚至受到圈中人“崇拜”的人物，如Ю.А.克維欽斯基、В.П.卡爾波夫、o.А.格裏涅夫斯基（我同他們中每一個人都一起工作過，對他們都很感激），在美國人中無疑是波爾·尼采，他是一個經驗豐富、學問淵博的人。
但是裁軍談判不是“培養外交技巧的學校”，也不是培養譯員的進修班，人們期待談判能有些實際成果，但這一點卻很難辦到。會議沒完沒了——全體會議、工作小組會議、非正式會晤、酒會和晚宴（應該說，酒喝了很多，遺憾的是，對某些不能戰勝俄羅斯這一主要禍害的有才能的人來說，喝酒不是沒有造成惡果的），可是工作卻沒有前進。造成這種情況的當然是政治原因，因此用外交方法，更不說用語言學方法是無法加以解決的。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應當哪怕有一個小小的政治上的突破——1982年夏波爾·尼采和Ю.А.克維欽斯基在他們著名的“林中散步”（離日內瓦近郊聖謝爾特不遠處）時就嚐試作過這樣的突破。
莫斯科甚至拒絕討論由尼采提出並經克維欽斯基略加修改的方案，不僅如此，還對我方的這位外交官進行訓斥。我國的領導人心理上當然很難被這一方案的討論所吸引，因為方案規定要同時銷毀我國相當多的新飛彈“先鋒”（ss-20）並部署美國的飛航式飛彈（但不是“潘興式”彈道飛彈）。我也覺得這個方案比裏根的“零點方案”還差，但裏根方案當時在蘇聯領導人心目中絕對是十惡不赦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這是麵包圈上的洞，”克維欽斯基在代表團的一次會晤時這樣說，美國人對這句話的幽默含意心領神會）。不管怎麽說，一年多後歐洲出現了“潘興式”飛彈，莫斯科，大約甚至總參謀部，都不能不對輕率地拒絕討論取代方案感到惋惜。
我們談判的努力所取得的與付出的不能相比的“零結果”以及對我國安全實際增大的威脅，使人懊惱。但是政治，即使是政治的詞語包裝，都毫無變化。我們沒有覺察到，“緩和不可取代”、“使緩和不可逆轉”、“用軍事緩和補充政治緩和”等口號，由於經常重複和明顯與實際矛盾而顯得毫無意義，有時甚至十分荒誕。而列·伊·勃列日涅夫如此心愛的“緩和”一詞本身用來表示長期政策也不十分恰當。事實上，俄語中“緩和（pa3prдka）”一詞（起先是完整地稱作“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後來受法文詞detente的影響把它簡化了）給人的感覺是兩次緊張局勢爆發之間的某種喘息機會，但這還不算什麽。更糟的是，英文的對譯（那個detente）對於多數美國人來說是一個稀奇古怪的外來詞，1970年代末我在美國工作時就發現美國反對緩和的人就利用這一事實來攻擊這個政策。
這個詞被用來表示蘇聯對西方的政策也許不是偶然的，部分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領導班子想用別的詞來取代能使人聯想起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這個用語。盡管這個用語還沒有完全過時，在“緩和”一詞流行後，人們越來越少提“和平共處”了。我相信可以找到另一個提法，需要這樣做，是因為已經清楚，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緩和”這個概念已經聲名狼藉。但詞語當然不是萬能的。順便提一下，為勃列日涅夫撰寫有關國際問題講話稿的是一些傑出人士，其中有А.e.鮑文、瓦·瓦·紮格拉金、Г.А.阿爾巴托夫，而外交部長安·安·葛羅米柯雖然沒有這樣的“語言才能”，但有時他的簡短插話卻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戈巴契夫之前的蘇聯對外政策，不管作什麽詞語包裝，都不能成為國際關係突破和結束冷戰的基礎，為此需要為它的非軍國主義化和非意識形態化做準備，而1968年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領導人不可能有這種準備。
類似我國“停滯”的時期，對於社會來說是“積聚力量”的時期，而對於個人來說是職業探索、找到技術決策、也許對未來是重要決策的時期。我和我的同事們想對塔斯社和新聞社英文稿所特有的貧乏無味、晦澀難懂的“國家標準”來一個突破。西方英文報刊常嘲笑塔斯社和新聞社的譯文，並列舉出一些令人十分厭惡的例子。但為了公正起見，應該指出，有時譯員別無選擇，因為上司嚴格監視，不讓譯員“背離文本”。如常言所說，“左一步，右一步……”原始文本低劣的質量和死譯最終成了有爆炸危險的混合物。譯員為了避免出現這種狀況，哪怕偶爾也得表現出職業勇敢精神和人的勇敢精神，而這種精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