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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族際關係的中央全會顯然開得太遲了，因而未能對事態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我們低估了保守力量和激進力量利用俄羅斯問題搞投機的可能性。結果，俄羅斯問題在黨內被保守力量所“駕馭”，他們成立了以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代表的、抵製改革的反對派中心，在俄羅斯國家係統中，葉爾欽及其支持者占了上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其他共和國的民族運動的激進行為開始迅速升級，他們已不再客氣地提共和國經濟核算的口號，而是要求重新審議聯盟條約（這一主張也是很有建設性的），後來又展開了爭取完全的民族國家主權和退出蘇聯的鬥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共和國中的分離主義者起勁地贊成俄羅斯的主權，俄羅斯的葉爾欽一夥主權論者則想方設法支持這些人，於是他們之間形成了某種統一陣線。
起草新聯盟條約的工作似乎使族際關係方麵的複雜和痛苦的過程走上了憲法軌道，但是，這項工作越往下進行就越困難，後來又受到以葉爾欽為首的俄羅斯領導人的暗中破壞，他們發起了反對聯盟中央和破壞聯盟的“主權大遊行”，八月叛亂的目的就是反對改革聯盟，葉爾欽則利用叛亂的失敗來顛覆中央，使其失去實權，在最後時刻給予保留改革後的聯盟的努力最強烈一擊的是烏克蘭為共和國獨立舉行的全民公決。可見，當時所有反對改革的力量都聯合起來反對聯盟，而且他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盡管戈巴契夫和他的支持者直到最後仍在為改革和保留聯盟而鬥爭。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當時有沒有保留聯盟的某種機會？要知道，在20世紀，幾乎所有多民族的帝國和國家都已瓦解和不再存在，我想，這種機會是有的，盡管很小，因為與其他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的帝國不同的是，蘇聯的各民族，首先是它的斯拉夫骨架，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共同生活在統一的地緣政治（歐亞大陸）、經濟和社會文化空間之中，這一機會就在於根據各民族真正平等、在切實可行的聯邦框架內實行自決的原則來對聯盟進行民主的民族國家改革，改革的失敗使得這一機會徹底消失。
回到原來的聯盟，哪怕是另一個不完整的聯盟，無論在最近的將來還是在遙遠的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而且應當說的是發展後蘇聯國家之間各方麵的合作，這種合作的基礎則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良好聯繫、傳統和共同利益。
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遺產和“葉爾欽主義”
有一種流行相當廣泛的看法，認為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內部仍在繼續進行戈巴契夫改革時期開始的各項改革，隻是它們帶有更加激進的性質。不僅如此，葉爾欽的某些過於熱情的支持者還對事情加以渲染，說什麽隻是從摧毀聯盟和解除戈巴契夫職務起才開始了民主的改革，因為他們認為由於葉爾欽時期通過了出版法才有了公開性和言論自由。眾所周知，關於大眾傳媒的第一部民主的法律是在1990年通過的，而書報檢查製度實際上在此之前兩年就已取消；人民代表的自由選舉在1989年首次進行；多黨製的攔路杆由於1990年對憲法第6條的修改而抬起，等等。
葉爾欽在執掌俄羅斯大權後當然不能不考慮改革遺留下來的民主問題，但他的政府並未給民主進程添加任何嶄新的東西，不僅如此，完全可以說是以極權主義的方式背離了民主原則，這是由於通過了賦予總統近乎獨裁權力的國家新憲法，而此前最高蘇維埃已經解散，俄羅斯議會遭到猛烈轟擊！
關於民主深化的說法根本不符合人所共知的、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葉爾欽及其周圍的人與最大的寡頭們關係密切，這些寡頭對國家的各項決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直接實行自由價格和大規模地將國有財產私有化成了對葉爾欽的俄羅斯民主深化的最“有力的”論據，然而這種休克療法甚至沒有理由被稱作改革，這其實是對已有經濟的破壞，是為寄希望於“無形的市場之手”的經濟混亂開闢空間，這一過程必然帶有反民主和反社會的性質，必然有利於投機者和影子經濟經營者、營私舞弊的各級官員，並使民眾遭受巨大損害——實際工資收入減少一半，儲蓄貶值，失業增加等等，主要的是，這一過程不僅沒有使經濟得到復甦，反而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而又持久的危機之中，危機的結果是1998年8月的無力支付。
葉爾欽政府的政策遭到了徹底破產，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策是追求改革的，恰恰相反，主要是因為這種政策無論在目的上，還是在達到目的的方法上，都與改革毫無共同之處，它的最大目的就是盡快摧毀被等同於蘇聯的過去的社會主義，回到一切都由“無形的市場之手”操縱的資本主義，實現這些都要靠“革命”的手段：全麵實行財產私有化，使國家對經濟完全放手不管並把國家的社會職能降到最低限度。結果究竟如何呢？我們的確離開了蘇聯製度，不過是帶著國家極權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弊端和弱點離開的，而且失去了其社會、科技和文化成就，而我們回到的是陳腐的、野蠻的資本主義製度，這裏有甚囂塵上的貪婪、腐敗和犯罪，有前所未見的財產和社會反差，與實行以社會為取向的、可控的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相去甚遠。
起草新聯盟條約的工作似乎使族際關係方麵的複雜和痛苦的過程走上了憲法軌道，但是，這項工作越往下進行就越困難，後來又受到以葉爾欽為首的俄羅斯領導人的暗中破壞，他們發起了反對聯盟中央和破壞聯盟的“主權大遊行”，八月叛亂的目的就是反對改革聯盟，葉爾欽則利用叛亂的失敗來顛覆中央，使其失去實權，在最後時刻給予保留改革後的聯盟的努力最強烈一擊的是烏克蘭為共和國獨立舉行的全民公決。可見，當時所有反對改革的力量都聯合起來反對聯盟，而且他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盡管戈巴契夫和他的支持者直到最後仍在為改革和保留聯盟而鬥爭。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當時有沒有保留聯盟的某種機會？要知道，在20世紀，幾乎所有多民族的帝國和國家都已瓦解和不再存在，我想，這種機會是有的，盡管很小，因為與其他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的帝國不同的是，蘇聯的各民族，首先是它的斯拉夫骨架，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共同生活在統一的地緣政治（歐亞大陸）、經濟和社會文化空間之中，這一機會就在於根據各民族真正平等、在切實可行的聯邦框架內實行自決的原則來對聯盟進行民主的民族國家改革，改革的失敗使得這一機會徹底消失。
回到原來的聯盟，哪怕是另一個不完整的聯盟，無論在最近的將來還是在遙遠的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而且應當說的是發展後蘇聯國家之間各方麵的合作，這種合作的基礎則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良好聯繫、傳統和共同利益。
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遺產和“葉爾欽主義”
有一種流行相當廣泛的看法，認為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內部仍在繼續進行戈巴契夫改革時期開始的各項改革，隻是它們帶有更加激進的性質。不僅如此，葉爾欽的某些過於熱情的支持者還對事情加以渲染，說什麽隻是從摧毀聯盟和解除戈巴契夫職務起才開始了民主的改革，因為他們認為由於葉爾欽時期通過了出版法才有了公開性和言論自由。眾所周知，關於大眾傳媒的第一部民主的法律是在1990年通過的，而書報檢查製度實際上在此之前兩年就已取消；人民代表的自由選舉在1989年首次進行；多黨製的攔路杆由於1990年對憲法第6條的修改而抬起，等等。
葉爾欽在執掌俄羅斯大權後當然不能不考慮改革遺留下來的民主問題，但他的政府並未給民主進程添加任何嶄新的東西，不僅如此，完全可以說是以極權主義的方式背離了民主原則，這是由於通過了賦予總統近乎獨裁權力的國家新憲法，而此前最高蘇維埃已經解散，俄羅斯議會遭到猛烈轟擊！
關於民主深化的說法根本不符合人所共知的、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葉爾欽及其周圍的人與最大的寡頭們關係密切，這些寡頭對國家的各項決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直接實行自由價格和大規模地將國有財產私有化成了對葉爾欽的俄羅斯民主深化的最“有力的”論據，然而這種休克療法甚至沒有理由被稱作改革，這其實是對已有經濟的破壞，是為寄希望於“無形的市場之手”的經濟混亂開闢空間，這一過程必然帶有反民主和反社會的性質，必然有利於投機者和影子經濟經營者、營私舞弊的各級官員，並使民眾遭受巨大損害——實際工資收入減少一半，儲蓄貶值，失業增加等等，主要的是，這一過程不僅沒有使經濟得到復甦，反而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而又持久的危機之中，危機的結果是1998年8月的無力支付。
葉爾欽政府的政策遭到了徹底破產，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策是追求改革的，恰恰相反，主要是因為這種政策無論在目的上，還是在達到目的的方法上，都與改革毫無共同之處，它的最大目的就是盡快摧毀被等同於蘇聯的過去的社會主義，回到一切都由“無形的市場之手”操縱的資本主義，實現這些都要靠“革命”的手段：全麵實行財產私有化，使國家對經濟完全放手不管並把國家的社會職能降到最低限度。結果究竟如何呢？我們的確離開了蘇聯製度，不過是帶著國家極權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弊端和弱點離開的，而且失去了其社會、科技和文化成就，而我們回到的是陳腐的、野蠻的資本主義製度，這裏有甚囂塵上的貪婪、腐敗和犯罪，有前所未見的財產和社會反差，與實行以社會為取向的、可控的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