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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為什麽沒有選擇中國模式？
為什麽沒有選擇中國模式？
在關於改革的爭論中經常出現一個問題：為什麽當時蘇聯領導人在開始改革社會時沒有走中國的道路，沒有採用中國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來的政治製度甚至意識形態的同時，使經濟轉到市場基礎上來？這一問題是根據中國獨特的經濟奇蹟提出的。看起來這裏表現出的也是俄羅斯社會意識中關於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具有決定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此可以說些什麽呢？首先，不應當把當時蘇聯領導人對社會改革的態度與中國模式對立起來。使我們得出首先要改革經濟的結論的不是關於經濟作用的教條式的觀念，而是對危機前國內實際情況的分析。我和我的同事們——早在戈巴契夫執掌政權之前很久就曾與其共事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國家不能帶著原來的經營機製和方法走上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軌道。關於這一點，戈巴契夫在改革前，在1984年1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科學實踐會議上作報告時，就講得很清楚。他擔任總書記後，一直堅持這一方針。隻要指出如下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1985年夏召開全蘇加快科技進步會議，製定實現我國機器製造業現代化並為此重新分配財政資源的重要措施，在三個部門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實驗，發展個體勞動活動、合作組織，在企業和聯合企業實行完全經濟核算製、自籌資金和自負盈虧方麵採取實際步驟，以及在1987年夏研究並作出關於進行重要經濟改革（其實質就是規定在完全經濟核算製、租賃和合作的基礎上實現經營活動商業化）的決定。我們當時認為，所有這些措施兩三年後可以帶來實際效果，而眼下也不應忽視傳統的行政槓桿的作用，不應忽視加強計劃財務製度和勞動紀律、實行企業兩班製和三班製、嚴格監督產品質量的做法，在這一背景下還研究了嚴厲製止酗酒和嗜酒過度行為的問題。
遺憾的是最初的意圖沒有實現。為什麽呢？主要原因在於黨的經濟機關的情緒，在於它對經營管理方法上的種種進步變化、對1987年的改革所要求的新的經營管理形式的運用進行越來越強烈的抵製。企業的經理們當然歡迎擴大自己的權力，況且還實行了企業經理選舉製，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未做好自主經營的準備，堅決反對縮減國家撥款和有計劃的物資設備供應。各部、計委及政府的領導人都力求保留各自的權利和權限，對放棄嚴格的指令性計劃、改革價格構成、實行生產資料批發貿易以取代生產資料的統一分配等做法暗中百般阻撓。反對意味著經濟非國有化、也意味著經濟非政黨化的重要經濟改革的，還有主要由經營管理精英組成的各級黨的機關。
總之，要進行經濟改革，就必須改革政治製度——首先是改革黨本身，就必須使社會深入民主化，就必須有公開性和言論自由。
我國的經濟改革隻能作為社會改革全麵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一點是，國家領導由於陷入政治製度改革，從1988年起已不能像解決政治問題那樣具體地解決經濟改革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被交給了政府，而那裏的保守情緒非常強烈。雷日科夫—阿巴爾金政府1989—1990年的經濟改革新嚐試本來要向前繼續推進，走向市場經濟，但在某些方麵甚至從1987年的立場後退了。經濟管理的各個環節上都有對關於共和國經濟核算、價格改革和價格構成、生產資料批發貿易等建議的頑強抵製。經濟越來越成為政治的“人質”。沿著經濟改革道路向前推進的運動越來越受到政治爭吵、保守主義反對派和激進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攻擊的阻礙。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蘇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這個重要問題包含著許多令人費解的東西。改革是在戈巴契夫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後開始的，但改革是在黨的領導層中響起要求戈巴契夫辭職的呼聲、反戈巴契夫的叛亂實際上得到支持的時候結束的。說到前一種情況，則不能不如此。蘇聯社會曾是一個很有組織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隻能按照黨的倡議開始重要的改革，可能出現的、歸根到底是自發的過程大多會造成不可預知的結果。但是，黨在開始改革後就不能再像改革前那樣，而是應當不僅成為改革的倡導者，還要成為改革的榜樣。改革的組織者非常清楚這一點。黨的民主化是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的基本思想，這次全會為國家政治製度的實際改革進程打下了基礎，為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也為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開闢了道路。黨的非國家化過程已經開始，它逐漸脫離國家核心的角色、放棄直接管理國家一切事務的職能，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政黨並掌握政治工作的新內容和新方法。無需指出這一過程多麽複雜和痛苦，以及在黨的機關中引發了哪些矛盾和不滿，這些在1989—1990年的中央全會以及黨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尤其是在代表大會後，表現得十分明顯。
由於戈巴契夫當選蘇聯總統，便產生了他退黨的問題。黨內保守派希望擺脫戈巴契夫及其支持者，把黨變為反改革力量的堡壘並在保衛社會主義的幌子下展開反對改革的鬥爭。激進民主派也主張總統不再擔任黨的領袖，他們很想把戈巴契夫拉到自己一邊，以深化改革為藉口使他脫離黨，理由是黨已變成反對改革的力量。
為什麽沒有選擇中國模式？
在關於改革的爭論中經常出現一個問題：為什麽當時蘇聯領導人在開始改革社會時沒有走中國的道路，沒有採用中國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來的政治製度甚至意識形態的同時，使經濟轉到市場基礎上來？這一問題是根據中國獨特的經濟奇蹟提出的。看起來這裏表現出的也是俄羅斯社會意識中關於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具有決定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此可以說些什麽呢？首先，不應當把當時蘇聯領導人對社會改革的態度與中國模式對立起來。使我們得出首先要改革經濟的結論的不是關於經濟作用的教條式的觀念，而是對危機前國內實際情況的分析。我和我的同事們——早在戈巴契夫執掌政權之前很久就曾與其共事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國家不能帶著原來的經營機製和方法走上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軌道。關於這一點，戈巴契夫在改革前，在1984年1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科學實踐會議上作報告時，就講得很清楚。他擔任總書記後，一直堅持這一方針。隻要指出如下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1985年夏召開全蘇加快科技進步會議，製定實現我國機器製造業現代化並為此重新分配財政資源的重要措施，在三個部門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實驗，發展個體勞動活動、合作組織，在企業和聯合企業實行完全經濟核算製、自籌資金和自負盈虧方麵採取實際步驟，以及在1987年夏研究並作出關於進行重要經濟改革（其實質就是規定在完全經濟核算製、租賃和合作的基礎上實現經營活動商業化）的決定。我們當時認為，所有這些措施兩三年後可以帶來實際效果，而眼下也不應忽視傳統的行政槓桿的作用，不應忽視加強計劃財務製度和勞動紀律、實行企業兩班製和三班製、嚴格監督產品質量的做法，在這一背景下還研究了嚴厲製止酗酒和嗜酒過度行為的問題。
遺憾的是最初的意圖沒有實現。為什麽呢？主要原因在於黨的經濟機關的情緒，在於它對經營管理方法上的種種進步變化、對1987年的改革所要求的新的經營管理形式的運用進行越來越強烈的抵製。企業的經理們當然歡迎擴大自己的權力，況且還實行了企業經理選舉製，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未做好自主經營的準備，堅決反對縮減國家撥款和有計劃的物資設備供應。各部、計委及政府的領導人都力求保留各自的權利和權限，對放棄嚴格的指令性計劃、改革價格構成、實行生產資料批發貿易以取代生產資料的統一分配等做法暗中百般阻撓。反對意味著經濟非國有化、也意味著經濟非政黨化的重要經濟改革的，還有主要由經營管理精英組成的各級黨的機關。
總之，要進行經濟改革，就必須改革政治製度——首先是改革黨本身，就必須使社會深入民主化，就必須有公開性和言論自由。
我國的經濟改革隻能作為社會改革全麵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一點是，國家領導由於陷入政治製度改革，從1988年起已不能像解決政治問題那樣具體地解決經濟改革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被交給了政府，而那裏的保守情緒非常強烈。雷日科夫—阿巴爾金政府1989—1990年的經濟改革新嚐試本來要向前繼續推進，走向市場經濟，但在某些方麵甚至從1987年的立場後退了。經濟管理的各個環節上都有對關於共和國經濟核算、價格改革和價格構成、生產資料批發貿易等建議的頑強抵製。經濟越來越成為政治的“人質”。沿著經濟改革道路向前推進的運動越來越受到政治爭吵、保守主義反對派和激進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攻擊的阻礙。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蘇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蘇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這個重要問題包含著許多令人費解的東西。改革是在戈巴契夫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後開始的，但改革是在黨的領導層中響起要求戈巴契夫辭職的呼聲、反戈巴契夫的叛亂實際上得到支持的時候結束的。說到前一種情況，則不能不如此。蘇聯社會曾是一個很有組織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隻能按照黨的倡議開始重要的改革，可能出現的、歸根到底是自發的過程大多會造成不可預知的結果。但是，黨在開始改革後就不能再像改革前那樣，而是應當不僅成為改革的倡導者，還要成為改革的榜樣。改革的組織者非常清楚這一點。黨的民主化是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的基本思想，這次全會為國家政治製度的實際改革進程打下了基礎，為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也為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開闢了道路。黨的非國家化過程已經開始，它逐漸脫離國家核心的角色、放棄直接管理國家一切事務的職能，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政黨並掌握政治工作的新內容和新方法。無需指出這一過程多麽複雜和痛苦，以及在黨的機關中引發了哪些矛盾和不滿，這些在1989—1990年的中央全會以及黨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尤其是在代表大會後，表現得十分明顯。
由於戈巴契夫當選蘇聯總統，便產生了他退黨的問題。黨內保守派希望擺脫戈巴契夫及其支持者，把黨變為反改革力量的堡壘並在保衛社會主義的幌子下展開反對改革的鬥爭。激進民主派也主張總統不再擔任黨的領袖，他們很想把戈巴契夫拉到自己一邊，以深化改革為藉口使他脫離黨，理由是黨已變成反對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