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衷寒又把十個人約到他家裏再談，戴笠因吸取上次的教訓，不再開口，可大家心情都很不好，說了很多都不得要領。戴笠這才鬥膽說：“校長吩咐鄧秘書發一本《墨索裏尼傳記》，不知各位老大哥看過沒有？”
這時，康澤偏過臉問鄧文儀道：“鄧秘書，這本書裏頭是什麽內容？”
鄧文儀道：“說的是一個叫墨索裏尼的人組織一個黑衫黨，終於建立起法西斯獨裁統治的事。”
賀衷寒聽得，恍然有所悟，道：“對了，校長是不是想要我們‘組織起來’？”
眾人一聽，都覺得應該是這個意思，於是，“揣度”的事總算有了點頭緒。
四天後，蔣介石第三次叫這些人去開會，講的還是前兩次的那些話，不同的是在最後加重語氣地罵：“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
這時賀衷寒立起，如喪考妣，淚流滿麵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隻要我們能團結（這是根據在他家裏談的“要組織起來”的意思說的），還是有辦法的。”
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麵罵，一麵順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並露了自己的一點點意圖說：“你們怎樣能團結得起來？今天團結，明天就要鬧意見，好吧，你們試試也可以。我想：我們要有像蘇聯的那種‘格柏烏’是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選最忠實最幹練的黨員去組織的，在各地還受黨的監督。”
蔣介石不再罵了，隻是叮囑了一句：“你們慢慢地去研究吧。”說著，又散會了。
這一次因為蔣介石的意思已完全揣度出來了，賀衷寒走出會場，就對大家說：“校長的意思就是這樣了，我們先研究一下怎樣組織起來的具體方案。”
眾人沒有異議，跟著又去了賀家。
這是第三次在賀衷寒家開座談會，氣氛較前二次大有改觀，人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賀衷寒是湖南人，在黃埔軍校時期，他成為孫文主義學會骨幹分子，堅決反對共產黨；其後去莫斯科留學回來，更對共產黨極端仇視。他一向說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不過隻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在他看來，這可以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像蘇聯共產黨進行那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行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綱領，也是他在一切活動中貫徹始終的行動綱領。他回國後，於1927年在杭州任黃埔軍校六期北遷的學生總隊長，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因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學蔣介石那樣，能掌握兵權。可是蔣介石卻看出了他不好駕馭，偏不許他插足到部隊中去，而隻要他搞政治工作。
與賀衷寒不同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甚至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對於擁蔣和**，一直都像發瘋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亂蹦亂跳，卻又張口結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講演，都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使人無法曉得他到底說的是些什麽。但是他無休無止的活動，亂沖亂撞的勁頭，卻是他的最大特點。他滿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這兩句話倒也的確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從蘇聯回國，即與賀衷寒、蕭贊育等向蔣介石提出**的主張，蔣因而派他到黃埔軍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後的黃埔軍校“清黨”期間，他是“清黨”的積極主謀者和執行者之一。其後他即任蔣的侍從秘書，是非浙江籍的黃埔生中侍從歷時最久也是最被親信的一人。雖然蔣喜怒無常，時而揮之即去，又時而呼之即來，他總是毫無怨言，還老是向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對他倒也不像對賀衷寒那樣的有所顧忌，而對他親信的程度幾如其對浙江籍的其他待從一樣。
1930年他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在黃埔學生中集資創辦了拔提書店，並親自主持，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和他自己所編的為蔣個人作宣傳的什麽領袖言行以及他與黃傑等所寫的幾本蔣介石傳記之類的東西，此外便是什麽《剿匪手冊》、《剿匪主要文獻》之類的**宣傳品，大量向部隊及一切有關機構強行推銷，藉以擴大蔣介石的個人影響和**宣傳，並以之謀利斂財。這筆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
一向有領袖風範的賀衷寒道：“按校長的意思既是要組織起來，就得有個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最主要還得有個領頭，不然就是一盤散沙，不成體統。”
鄧文儀道：“領頭的當然是校長，在這些人當中，誰也取代不了他。”
賀衷寒有些不服道：“校長那麽忙，他哪來時間管具體的事？”
戴笠見大家七嘴八舌爭來爭去，爭不出個所以然，藉口不舒服，溜了出來，準備辦他自己的事情去。
賀衷寒在後麵叮囑道：“這些天天天都要開會的，你可不得缺席！”
這時，康澤偏過臉問鄧文儀道：“鄧秘書，這本書裏頭是什麽內容？”
鄧文儀道：“說的是一個叫墨索裏尼的人組織一個黑衫黨，終於建立起法西斯獨裁統治的事。”
賀衷寒聽得，恍然有所悟，道：“對了，校長是不是想要我們‘組織起來’？”
眾人一聽，都覺得應該是這個意思，於是，“揣度”的事總算有了點頭緒。
四天後，蔣介石第三次叫這些人去開會，講的還是前兩次的那些話，不同的是在最後加重語氣地罵：“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
這時賀衷寒立起，如喪考妣，淚流滿麵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隻要我們能團結（這是根據在他家裏談的“要組織起來”的意思說的），還是有辦法的。”
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麵罵，一麵順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並露了自己的一點點意圖說：“你們怎樣能團結得起來？今天團結，明天就要鬧意見，好吧，你們試試也可以。我想：我們要有像蘇聯的那種‘格柏烏’是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選最忠實最幹練的黨員去組織的，在各地還受黨的監督。”
蔣介石不再罵了，隻是叮囑了一句：“你們慢慢地去研究吧。”說著，又散會了。
這一次因為蔣介石的意思已完全揣度出來了，賀衷寒走出會場，就對大家說：“校長的意思就是這樣了，我們先研究一下怎樣組織起來的具體方案。”
眾人沒有異議，跟著又去了賀家。
這是第三次在賀衷寒家開座談會，氣氛較前二次大有改觀，人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賀衷寒是湖南人，在黃埔軍校時期，他成為孫文主義學會骨幹分子，堅決反對共產黨；其後去莫斯科留學回來，更對共產黨極端仇視。他一向說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不過隻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在他看來，這可以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像蘇聯共產黨進行那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行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綱領，也是他在一切活動中貫徹始終的行動綱領。他回國後，於1927年在杭州任黃埔軍校六期北遷的學生總隊長，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因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學蔣介石那樣，能掌握兵權。可是蔣介石卻看出了他不好駕馭，偏不許他插足到部隊中去，而隻要他搞政治工作。
與賀衷寒不同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甚至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對於擁蔣和**，一直都像發瘋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亂蹦亂跳，卻又張口結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講演，都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使人無法曉得他到底說的是些什麽。但是他無休無止的活動，亂沖亂撞的勁頭，卻是他的最大特點。他滿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這兩句話倒也的確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從蘇聯回國，即與賀衷寒、蕭贊育等向蔣介石提出**的主張，蔣因而派他到黃埔軍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後的黃埔軍校“清黨”期間，他是“清黨”的積極主謀者和執行者之一。其後他即任蔣的侍從秘書，是非浙江籍的黃埔生中侍從歷時最久也是最被親信的一人。雖然蔣喜怒無常，時而揮之即去，又時而呼之即來，他總是毫無怨言，還老是向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對他倒也不像對賀衷寒那樣的有所顧忌，而對他親信的程度幾如其對浙江籍的其他待從一樣。
1930年他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在黃埔學生中集資創辦了拔提書店，並親自主持，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和他自己所編的為蔣個人作宣傳的什麽領袖言行以及他與黃傑等所寫的幾本蔣介石傳記之類的東西，此外便是什麽《剿匪手冊》、《剿匪主要文獻》之類的**宣傳品，大量向部隊及一切有關機構強行推銷，藉以擴大蔣介石的個人影響和**宣傳，並以之謀利斂財。這筆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
一向有領袖風範的賀衷寒道：“按校長的意思既是要組織起來，就得有個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最主要還得有個領頭，不然就是一盤散沙，不成體統。”
鄧文儀道：“領頭的當然是校長，在這些人當中，誰也取代不了他。”
賀衷寒有些不服道：“校長那麽忙，他哪來時間管具體的事？”
戴笠見大家七嘴八舌爭來爭去，爭不出個所以然，藉口不舒服，溜了出來，準備辦他自己的事情去。
賀衷寒在後麵叮囑道：“這些天天天都要開會的，你可不得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