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安不悅道：“校長那麽多人不栽培，怎就偏偏栽培你一個？嗯？”
戴笠紅了臉，低下頭去。
胡靖安搭著他的肩，一邊慢慢地走，一邊道：“這一次本來是沒有你的份的，因為你資力不夠嘛，連軍校第六期的畢業證都沒拿到，就算拿到畢業證一開始也隻是少尉，可你一下子就成了上尉。比如和你一起被任命為上尉聯絡參謀伯，有一位鄭介民，他是什麽來頭？人家是第二期畢業生，畢業後被校長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又畢業了，不論資力，學歷，你都沒法跟人家比。”
戴笠已經聽出胡靖安言出此意，忙道：“我知道一定是胡副官在後麵力薦，古人道：‘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如此大恩戴笠將永遠銘記於心，將來一定報答。”
胡靖安這才大度地擺擺手，道：“也沒什麽，我不過舉手之勞。最主要還是你有這個能耐，不然我再力薦，校長也不會聽的。我這個其實心地是很善良的，隻是嘴臭了一些。唉，人太直爽了也不好！”
新任的侍從副官和聯絡參謀第二天被蔣介石召見，無非說了一些情報工作很重要，你們都是我的耳之類的話，不值一提。
由於胡靖安的提醒，戴笠便有意和鄭介民接近。一開始兩個人並不熟，見了麵打了招呼，就好像無話可說，最主要鄭介民不善言辭。
戴笠不愧為老江湖，鼓動著他的如簧巧舌，一下子就給鄭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從蔣介石官邸出來，戴笠就與他攀肩搭背，稱兄道弟起來。
戴笠道：“走，介民兄，去街上喝杯酒，我做東。”
鄭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國字臉，厚嘴唇，一字眉，眼睛不算大，一看就給人一種憨厚、老實的印象，與戴笠的活潑、好動截然不同。
兩位在鄰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聊天，各自講述自己的經歷、身歷。
戴笠很快了解到，鄭介民生於光緒二十四等九月十四日（1897年9月29日），比自己剛好小四個月。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下水村人，出身貧賽，兄弟四人，他是最大的。因幼年喪父，兄弟又多，家無田產，勉強讀完舊製小學，十多歲的時候即隨同同鄉去馬來西亞吉隆坡謀生。他最初在一個橡膠園裏當學徒工，收入很微，隻夠個人餬口。由於在南洋做苦工的華僑沒有幾個人讀過書，而他能寫能算，不久便在一個養魚場當了記帳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經常接濟家裏一點錢。他在這個養魚場工作了好幾年，最初還安心，因比當苦工好一點，稍久便不滿意起來，常感寄人籬下沒有出息，自己又沒有本錢做生意賺錢，便想另謀出路。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的消息傳到南洋以後，他便一心想回國從戎，邀約同鄉黃珍吾一同回到廣州，準備投考黃埔一期。結果黃珍吾被錄取，而他卻沒有考上。這時，他苦悶異常，感到進退兩難，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無法維持，後來得到同學刑森州的幫助，暫時住在刑家。他學了一個多月，沒有找到工作，便投警衛旅旅長吳鐵城所辦的軍士學校，並積極複習功課，準備繼續投靠黃埔。
當黃埔第二期招生時，他又去投考，這次總算被錄取了。他高興異常，從此決心發憤讀書，勤學苦練。
說到此處，鄭介民感慨道：“唉，一個人如果沒有讀書，那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著鄭介民，認真地聽著。
鄭介民道：“我從黃埔第二期畢業後，馬上投考了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勞動大學，與康澤、李宗仁的弟弟李宗義同學。”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著鄭介民，認真地聽著。
鄭介民道：“我從黃埔第二期畢業後，馬上投考了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勞動大學，與康澤、李宗仁的弟弟李宗義同學。”
戴笠問道：“在蘇聯中山大學主要學些什麽課程？”
鄭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學。不過這些學科隻要認真鑽研進去，還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據所學理論與中國的實驗問題相結合，寫了一本名叫《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書，闡明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的問題是民族的問題的觀點。”
戴笠道：“聽說這書出版後很得校長賞識，能不能送一本給我？我一定認真拜讀。”
鄭介民連忙擺手道：“慚愧慚愧，這本書寫得太拙劣了，是用課餘時間寫的，因時間緊、思想不集中，沒有發揮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後寫出滿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過隨口捧他幾下，並不是真心的。
鄭介民接著道：“我於1927年8月初畢業回國，那時正趕校長被李宗仁、何應欽逼下野去了日本，因無地方落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隻好去找賀衷寒，當時他在中央軍官學校任第六期總隊長，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長復出後，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關係很好，便要我任聯絡參謀，專門搞情報工作。這不是幹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麽？可不幹也得幹，這也是做人的無奈，對了雨農兄，我光顧自己吹牛，倒忘了問你。”
戴笠紅了臉，低下頭去。
胡靖安搭著他的肩，一邊慢慢地走，一邊道：“這一次本來是沒有你的份的，因為你資力不夠嘛，連軍校第六期的畢業證都沒拿到，就算拿到畢業證一開始也隻是少尉，可你一下子就成了上尉。比如和你一起被任命為上尉聯絡參謀伯，有一位鄭介民，他是什麽來頭？人家是第二期畢業生，畢業後被校長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又畢業了，不論資力，學歷，你都沒法跟人家比。”
戴笠已經聽出胡靖安言出此意，忙道：“我知道一定是胡副官在後麵力薦，古人道：‘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如此大恩戴笠將永遠銘記於心，將來一定報答。”
胡靖安這才大度地擺擺手，道：“也沒什麽，我不過舉手之勞。最主要還是你有這個能耐，不然我再力薦，校長也不會聽的。我這個其實心地是很善良的，隻是嘴臭了一些。唉，人太直爽了也不好！”
新任的侍從副官和聯絡參謀第二天被蔣介石召見，無非說了一些情報工作很重要，你們都是我的耳之類的話，不值一提。
由於胡靖安的提醒，戴笠便有意和鄭介民接近。一開始兩個人並不熟，見了麵打了招呼，就好像無話可說，最主要鄭介民不善言辭。
戴笠不愧為老江湖，鼓動著他的如簧巧舌，一下子就給鄭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從蔣介石官邸出來，戴笠就與他攀肩搭背，稱兄道弟起來。
戴笠道：“走，介民兄，去街上喝杯酒，我做東。”
鄭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國字臉，厚嘴唇，一字眉，眼睛不算大，一看就給人一種憨厚、老實的印象，與戴笠的活潑、好動截然不同。
兩位在鄰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聊天，各自講述自己的經歷、身歷。
戴笠很快了解到，鄭介民生於光緒二十四等九月十四日（1897年9月29日），比自己剛好小四個月。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下水村人，出身貧賽，兄弟四人，他是最大的。因幼年喪父，兄弟又多，家無田產，勉強讀完舊製小學，十多歲的時候即隨同同鄉去馬來西亞吉隆坡謀生。他最初在一個橡膠園裏當學徒工，收入很微，隻夠個人餬口。由於在南洋做苦工的華僑沒有幾個人讀過書，而他能寫能算，不久便在一個養魚場當了記帳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經常接濟家裏一點錢。他在這個養魚場工作了好幾年，最初還安心，因比當苦工好一點，稍久便不滿意起來，常感寄人籬下沒有出息，自己又沒有本錢做生意賺錢，便想另謀出路。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的消息傳到南洋以後，他便一心想回國從戎，邀約同鄉黃珍吾一同回到廣州，準備投考黃埔一期。結果黃珍吾被錄取，而他卻沒有考上。這時，他苦悶異常，感到進退兩難，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無法維持，後來得到同學刑森州的幫助，暫時住在刑家。他學了一個多月，沒有找到工作，便投警衛旅旅長吳鐵城所辦的軍士學校，並積極複習功課，準備繼續投靠黃埔。
當黃埔第二期招生時，他又去投考，這次總算被錄取了。他高興異常，從此決心發憤讀書，勤學苦練。
說到此處，鄭介民感慨道：“唉，一個人如果沒有讀書，那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著鄭介民，認真地聽著。
鄭介民道：“我從黃埔第二期畢業後，馬上投考了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勞動大學，與康澤、李宗仁的弟弟李宗義同學。”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著鄭介民，認真地聽著。
鄭介民道：“我從黃埔第二期畢業後，馬上投考了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勞動大學，與康澤、李宗仁的弟弟李宗義同學。”
戴笠問道：“在蘇聯中山大學主要學些什麽課程？”
鄭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學。不過這些學科隻要認真鑽研進去，還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據所學理論與中國的實驗問題相結合，寫了一本名叫《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書，闡明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的問題是民族的問題的觀點。”
戴笠道：“聽說這書出版後很得校長賞識，能不能送一本給我？我一定認真拜讀。”
鄭介民連忙擺手道：“慚愧慚愧，這本書寫得太拙劣了，是用課餘時間寫的，因時間緊、思想不集中，沒有發揮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後寫出滿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過隨口捧他幾下，並不是真心的。
鄭介民接著道：“我於1927年8月初畢業回國，那時正趕校長被李宗仁、何應欽逼下野去了日本，因無地方落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隻好去找賀衷寒，當時他在中央軍官學校任第六期總隊長，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長復出後，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關係很好，便要我任聯絡參謀，專門搞情報工作。這不是幹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麽？可不幹也得幹，這也是做人的無奈，對了雨農兄，我光顧自己吹牛，倒忘了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