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就是：“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或者不僅僅是這樣。
坐落在黃河中遊中原腹心地帶的洛陽早就有王城之謂，西周時的首都是鎬京（長安），東都就是洛陽，到東周時洛陽更成為王朝都城。就像強行大規模移民其實並不是楊廣的獨創一樣，實行兩京製，也都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東漢是長安、洛陽兩京製，李唐王朝除了京師長安，在東都洛陽也有一套“東京宮”，大名鼎鼎的武則天不就是在洛陽坐朝、君臨天下的嗎？明朝後來也是北京、南京兩京製，滿清則是北京、盛京兩京製，那為什麽楊廣營建東都就成了昏暴之舉呢？好就好到如賢如聖，壞就壞到全身流膿，或者全好，或者全壞，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現在，這種絕對化的思維模式依然還有影響和市場，實在不能不說是祖宗留給我們的“負遺產”之一。
盡管本意也許真的隻是要將楊廣之“煬”強調到無以復加，以使後人有所警戒，但司馬光畢竟不能也無法一手遮天。楊廣營建東都的詔令《隋書》全文有錄，所以楊廣營建東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依然能在後世許多學者那裏得到印證和闡釋，也使得我們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個大動作裏，究竟有著怎樣不乏深遠的含義。
營建東都，首先是出於政治與軍事的需要。由於京師在長安，作為國家軍隊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關中一帶，遇有內亂，“關河懸遠，兵不赴急”，由長安調兵，往返費時，不利於迅速作出反應。剛剛平定的楊諒之叛對剛剛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實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後的大業三年（607）楊廣北巡河北時，依然對此念念不忘：“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地大物博的山東之地實在是關乎整個帝國的安危，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主觀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實際效果卻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奈何？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一心要當個好皇上的楊廣才在營建東都的詔令中這樣說道：
幹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敘。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為政何以厘萬姓。《易》不雲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後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歟！
大業天子在這裏引經據典，表露的也是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總不能因為他最後功敗垂成死於非命，我們就閉起眼睛連這一點也不肯承認吧？因為是出於公心，嚮往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他又進一步具體闡釋了自己要重建飽經戰火摧殘的洛陽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見洛陽。”自古皇王，何嚐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製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詔令能與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憑藉的，哪裏隻是一支生花妙筆？洛陽自古就是形勝之地，哪裏隻是到了大隋才讓人如此割捨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統、府庫充盈，難道還不該付諸行動嗎？既然談到經濟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經濟問題多說兩句：
夫宮室之製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台廣廈，豈曰適形。故《傳》雲：“儉，德之供；侈，惡之大。”宣尼有雲：“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台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為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官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
大業天子在這裏表明的，是對未來東都的設計和營造的原則要求。他要求有關人員要本著“民為國本，本固邦寧”的先王之教，要聽從宣尼公孔子注意節儉的要求，“務從節儉”，如此才能“稱朕意焉”。
東都洛陽的正式營建開始於改元後的大業元年（605）三月，並組成了一個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等宰相重臣參加的工作班子，這幾乎就是當初為隋文帝楊堅修建了仁壽宮的原班人馬。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為皇為帝者的心態，早在修建仁壽宮時就搞得富麗堂皇極盡奢華，以致隋文帝麵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獨孤皇後的勸說下，欣然笑納並對有關人等大加賞賜。這次他們也是這樣，尤其是作為新都建設總設計師的將作大匠宇文愷，更是不相信自己馬屁能拍到馬腿上，結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製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
大業二年（606）正月，東都洛陽的營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後歷時十個月，在中世紀創造了一項幾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躍進奇蹟。
由於宇文愷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興城的經驗，又有仁壽宮建成後大獲皇上獎賞的實踐，東都洛陽的確是一座精心設計、規模宏大的城市。據後來的考古發現，新都洛陽雖然比京師大興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陽的城市布局大體與長安大興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宮城三部分組成，同時更突出了皇城和宮城的至尊地位，顯示了皇權的至高無上，體現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氣勢。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或者不僅僅是這樣。
坐落在黃河中遊中原腹心地帶的洛陽早就有王城之謂，西周時的首都是鎬京（長安），東都就是洛陽，到東周時洛陽更成為王朝都城。就像強行大規模移民其實並不是楊廣的獨創一樣，實行兩京製，也都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東漢是長安、洛陽兩京製，李唐王朝除了京師長安，在東都洛陽也有一套“東京宮”，大名鼎鼎的武則天不就是在洛陽坐朝、君臨天下的嗎？明朝後來也是北京、南京兩京製，滿清則是北京、盛京兩京製，那為什麽楊廣營建東都就成了昏暴之舉呢？好就好到如賢如聖，壞就壞到全身流膿，或者全好，或者全壞，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現在，這種絕對化的思維模式依然還有影響和市場，實在不能不說是祖宗留給我們的“負遺產”之一。
盡管本意也許真的隻是要將楊廣之“煬”強調到無以復加，以使後人有所警戒，但司馬光畢竟不能也無法一手遮天。楊廣營建東都的詔令《隋書》全文有錄，所以楊廣營建東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依然能在後世許多學者那裏得到印證和闡釋，也使得我們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個大動作裏，究竟有著怎樣不乏深遠的含義。
營建東都，首先是出於政治與軍事的需要。由於京師在長安，作為國家軍隊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關中一帶，遇有內亂，“關河懸遠，兵不赴急”，由長安調兵，往返費時，不利於迅速作出反應。剛剛平定的楊諒之叛對剛剛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實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後的大業三年（607）楊廣北巡河北時，依然對此念念不忘：“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地大物博的山東之地實在是關乎整個帝國的安危，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主觀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實際效果卻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奈何？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一心要當個好皇上的楊廣才在營建東都的詔令中這樣說道：
幹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敘。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為政何以厘萬姓。《易》不雲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後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歟！
大業天子在這裏引經據典，表露的也是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總不能因為他最後功敗垂成死於非命，我們就閉起眼睛連這一點也不肯承認吧？因為是出於公心，嚮往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他又進一步具體闡釋了自己要重建飽經戰火摧殘的洛陽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見洛陽。”自古皇王，何嚐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製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詔令能與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憑藉的，哪裏隻是一支生花妙筆？洛陽自古就是形勝之地，哪裏隻是到了大隋才讓人如此割捨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統、府庫充盈，難道還不該付諸行動嗎？既然談到經濟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經濟問題多說兩句：
夫宮室之製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台廣廈，豈曰適形。故《傳》雲：“儉，德之供；侈，惡之大。”宣尼有雲：“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台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為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官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
大業天子在這裏表明的，是對未來東都的設計和營造的原則要求。他要求有關人員要本著“民為國本，本固邦寧”的先王之教，要聽從宣尼公孔子注意節儉的要求，“務從節儉”，如此才能“稱朕意焉”。
東都洛陽的正式營建開始於改元後的大業元年（605）三月，並組成了一個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等宰相重臣參加的工作班子，這幾乎就是當初為隋文帝楊堅修建了仁壽宮的原班人馬。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為皇為帝者的心態，早在修建仁壽宮時就搞得富麗堂皇極盡奢華，以致隋文帝麵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獨孤皇後的勸說下，欣然笑納並對有關人等大加賞賜。這次他們也是這樣，尤其是作為新都建設總設計師的將作大匠宇文愷，更是不相信自己馬屁能拍到馬腿上，結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製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
大業二年（606）正月，東都洛陽的營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後歷時十個月，在中世紀創造了一項幾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躍進奇蹟。
由於宇文愷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興城的經驗，又有仁壽宮建成後大獲皇上獎賞的實踐，東都洛陽的確是一座精心設計、規模宏大的城市。據後來的考古發現，新都洛陽雖然比京師大興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陽的城市布局大體與長安大興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宮城三部分組成，同時更突出了皇城和宮城的至尊地位，顯示了皇權的至高無上，體現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