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餘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規模起義、暴動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9]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今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10]。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11]到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大起義
更新時間2010-7-14 17:02:35 字數：2630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穎州，領導人是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潁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泄露，韓山童被捕，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潁州，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占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12]。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占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13]。明太祖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萬餘人”[14]。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
與紅巾軍起義同時，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東方國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張士誠的起義。方國珍出身佃農，傳說他因殺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15]。張士誠以操舟運鹽為業，因賣鹽於富家，“富家不給值”，遂率眾起兵。他們所領導的反元鬥爭，都牽製了元朝的軍力，壯大了紅巾軍的聲勢。
當紅巾軍以燎原之勢向四方八麵發展之時，蒙元政府派遣禦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鎮壓。也先不花率蒙古軍三十萬進駐沙河，企圖一舉撲滅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但懾於紅巾軍的聲威，元軍夜驚，盡棄軍資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脫脫率軍攻徐州芝麻李，元軍會集徐州，這就使紅巾軍的兩支主力得到發展的機會。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壽輝、彭瑩玉領導的紅巾軍攻占了杭州。他們在杭州等地，紀律嚴明，不淫不殺，隻把歸附的人登名於戶籍，[16]得到人民的擁護，隊伍很快便增加到百萬人。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也在戰鬥中壯大起來。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17]。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大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的領導。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裏。在大都（今中國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占了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附近），燒毀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今朝鮮）。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陝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18]。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19]，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
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10]。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11]到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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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穎州，領導人是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潁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泄露，韓山童被捕，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潁州，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占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12]。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占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13]。明太祖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萬餘人”[14]。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
與紅巾軍起義同時，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東方國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張士誠的起義。方國珍出身佃農，傳說他因殺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15]。張士誠以操舟運鹽為業，因賣鹽於富家，“富家不給值”，遂率眾起兵。他們所領導的反元鬥爭，都牽製了元朝的軍力，壯大了紅巾軍的聲勢。
當紅巾軍以燎原之勢向四方八麵發展之時，蒙元政府派遣禦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鎮壓。也先不花率蒙古軍三十萬進駐沙河，企圖一舉撲滅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但懾於紅巾軍的聲威，元軍夜驚，盡棄軍資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脫脫率軍攻徐州芝麻李，元軍會集徐州，這就使紅巾軍的兩支主力得到發展的機會。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壽輝、彭瑩玉領導的紅巾軍攻占了杭州。他們在杭州等地，紀律嚴明，不淫不殺，隻把歸附的人登名於戶籍，[16]得到人民的擁護，隊伍很快便增加到百萬人。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也在戰鬥中壯大起來。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17]。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大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的領導。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裏。在大都（今中國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占了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附近），燒毀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今朝鮮）。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陝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18]。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19]，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