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件末了，國民政府遷往洛陽，校長蔣公駐節徐州，戴雨農留在南京。
這一天，戴雨農來找我，他手裏拿著一個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麵還打著火漆。說是“託付”我克日專程送到徐州，要當麵交給侍從參謀戴頌儀。
我聽說校長正駐節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囑咐我麵交戴參謀，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慮就答應了。他給我兩張乘車證，以及少許路費，行前，他又告訴我：“有一列專車停在徐州火車站，車站附近有武裝警衛，也有便衣警衛，我想你一定看得出來，無論問誰，都可以找到這位戴參謀，信件送到，請他簽收就可以了。”
我當天夜裏就到了徐州，沒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頌儀參謀，我把那個火漆信封當麵交給他，他翻來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張名片寫上幾個字算是簽收了，口頭上也沒有交代什麽，就叫我回來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階級是中校，雲南人，後來一打聽，原來也是軍校同學。
回到南京後，我第一次到雞鵝巷五十三號戴公館。這是一所不大整齊的平房，進門後，彎彎曲曲地轉了好幾轉才是客廳。考究的人家，地上鋪的是地毯，他這裏鋪的是草蓆。因為地上反潮，沒辦法，隻好窮對付。
我把那張等於簽收的名片交給戴雨農，算是完成了他的“付託”。我看他忙，正待辭出時，他突然問我：“有沒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學？”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學也是好朋友的連謀又名連良順。我回說有這麽一個人，無論是才具、儀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麽？戴雨農不作正麵答覆，隻希望火速介紹一見。
我介紹他們見了麵。
戴雨農派連謀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這事當時我並不知情，良順兄行前也沒有向我告別。
從以上兩件事判斷，戴雨農任務何在？當可思過半矣。
三月間，我從忠義巷搬到了明瓦廊，隻身住在小旅館裏。炳華兄已經派去廣東，又一說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還有吳勁夫（乃憲）。當我們惜別時，雖然沒有說明去做什麽，可是彼此間已經是心照了。
劍秋兄也把嫂夫人接來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對我表示過，不準備參加戴雨農所領導的工作，寧願居於協助地位。此後果然如此。
明瓦廊離著三道高井很近，軍校同學會就在三道高井這條街上。以此為軸心，附近一帶的小旅館裏，住了不少軍校同學，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辦登記，一時攪和得非常熱鬧。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辦登記，完全是戴雨農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夠多留意同學們的動態，尤其是超乎常軌的非分活動。看的單純些，這是他委託我辦的一點小事情，換個角度說，也等於是交付我任務。我當時也不太了了--這就是所謂的“情報工作”？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給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說，我尚在客串階段。
據一般記載，在民國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農已被圈定為“特務處”處長。這個“特務處”，並非政府機構，乃隸屬於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之下。經過籌備，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於南京，所以爾後的“軍統”訂“四一”為成立紀念日。
戴雨農於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難殉職，特將“四一紀念”改在“三一七”合併舉行，簡稱為“三一七紀念大會”。之後，“三一七大會”年年舉行，遷台後仍繼續不斷，先總統在日，每年均蒞臨講話。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回想起來，在我們初識的那段時間裏，戴雨農原已負有“聯絡”任務了。
那個時候，是否有一個稱為“聯絡組”的單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農先生年譜”中看到的記載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蔣公為促成團結，共赴國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離京返鄉。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聯絡組，主要任務為團結以黃埔學生為中心之革命力量，偵察敵情，鎮壓反動。於是，在京、滬、杭、平、津、漢、港、穗、贛等地建立組織，積極活動。”
於此可見，戴雨農此刻負有“聯絡”任務，自是無疑。不過，所謂的“聯絡組”，可能不是正式編組，而是一個暫用的名稱，用以代表此項活動而已。
至於說：於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滬、杭、平、津、漢、港、穗、贛等地建立組織，積極活動”一節，也不盡然，別的地區不敢說，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這是一個證明，編寫歷史性的文字，實在是大不易嗬。
戴雨農之任“特務處”，也有許多傳說，因為他在“力行社”高級幹部中的期別、地位，都比不上別人，此一重任，怎麽會交付給他呢？根據戴雨農自己所說：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在南京中山陵園，我接受領袖成立特務處的命令，領袖支持我，固然絕對負責；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誌，現已出國，名字我不便說了，要來打倒我。他說“關於特務處的人事經費，校長叫他負責”。次日，我就報告領袖，請求辭職，結果沒有準，及至一年以後，領袖告訴我，仍有人來攻擊我……
這一天，戴雨農來找我，他手裏拿著一個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麵還打著火漆。說是“託付”我克日專程送到徐州，要當麵交給侍從參謀戴頌儀。
我聽說校長正駐節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囑咐我麵交戴參謀，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慮就答應了。他給我兩張乘車證，以及少許路費，行前，他又告訴我：“有一列專車停在徐州火車站，車站附近有武裝警衛，也有便衣警衛，我想你一定看得出來，無論問誰，都可以找到這位戴參謀，信件送到，請他簽收就可以了。”
我當天夜裏就到了徐州，沒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頌儀參謀，我把那個火漆信封當麵交給他，他翻來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張名片寫上幾個字算是簽收了，口頭上也沒有交代什麽，就叫我回來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階級是中校，雲南人，後來一打聽，原來也是軍校同學。
回到南京後，我第一次到雞鵝巷五十三號戴公館。這是一所不大整齊的平房，進門後，彎彎曲曲地轉了好幾轉才是客廳。考究的人家，地上鋪的是地毯，他這裏鋪的是草蓆。因為地上反潮，沒辦法，隻好窮對付。
我把那張等於簽收的名片交給戴雨農，算是完成了他的“付託”。我看他忙，正待辭出時，他突然問我：“有沒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學？”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學也是好朋友的連謀又名連良順。我回說有這麽一個人，無論是才具、儀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麽？戴雨農不作正麵答覆，隻希望火速介紹一見。
我介紹他們見了麵。
戴雨農派連謀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這事當時我並不知情，良順兄行前也沒有向我告別。
從以上兩件事判斷，戴雨農任務何在？當可思過半矣。
三月間，我從忠義巷搬到了明瓦廊，隻身住在小旅館裏。炳華兄已經派去廣東，又一說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還有吳勁夫（乃憲）。當我們惜別時，雖然沒有說明去做什麽，可是彼此間已經是心照了。
劍秋兄也把嫂夫人接來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對我表示過，不準備參加戴雨農所領導的工作，寧願居於協助地位。此後果然如此。
明瓦廊離著三道高井很近，軍校同學會就在三道高井這條街上。以此為軸心，附近一帶的小旅館裏，住了不少軍校同學，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辦登記，一時攪和得非常熱鬧。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辦登記，完全是戴雨農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夠多留意同學們的動態，尤其是超乎常軌的非分活動。看的單純些，這是他委託我辦的一點小事情，換個角度說，也等於是交付我任務。我當時也不太了了--這就是所謂的“情報工作”？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給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說，我尚在客串階段。
據一般記載，在民國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農已被圈定為“特務處”處長。這個“特務處”，並非政府機構，乃隸屬於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之下。經過籌備，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於南京，所以爾後的“軍統”訂“四一”為成立紀念日。
戴雨農於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難殉職，特將“四一紀念”改在“三一七”合併舉行，簡稱為“三一七紀念大會”。之後，“三一七大會”年年舉行，遷台後仍繼續不斷，先總統在日，每年均蒞臨講話。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回想起來，在我們初識的那段時間裏，戴雨農原已負有“聯絡”任務了。
那個時候，是否有一個稱為“聯絡組”的單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農先生年譜”中看到的記載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蔣公為促成團結，共赴國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離京返鄉。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聯絡組，主要任務為團結以黃埔學生為中心之革命力量，偵察敵情，鎮壓反動。於是，在京、滬、杭、平、津、漢、港、穗、贛等地建立組織，積極活動。”
於此可見，戴雨農此刻負有“聯絡”任務，自是無疑。不過，所謂的“聯絡組”，可能不是正式編組，而是一個暫用的名稱，用以代表此項活動而已。
至於說：於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滬、杭、平、津、漢、港、穗、贛等地建立組織，積極活動”一節，也不盡然，別的地區不敢說，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這是一個證明，編寫歷史性的文字，實在是大不易嗬。
戴雨農之任“特務處”，也有許多傳說，因為他在“力行社”高級幹部中的期別、地位，都比不上別人，此一重任，怎麽會交付給他呢？根據戴雨農自己所說：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在南京中山陵園，我接受領袖成立特務處的命令，領袖支持我，固然絕對負責；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誌，現已出國，名字我不便說了，要來打倒我。他說“關於特務處的人事經費，校長叫他負責”。次日，我就報告領袖，請求辭職，結果沒有準，及至一年以後，領袖告訴我，仍有人來攻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