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入伍軍校畢業分發以來，除了集體訓話或列隊點名之外，校長在他辦公室內，單獨和我麵對麵地說話，這是第一次。當時，是由第一期同學曾擴情引見的。
校長著中山裝，安詳地坐在辦公桌後麵的椅子上，桌上擺著一份用十行紙繕寫的名冊，他手上拿著一枝粗大的紅藍兩色鉛筆。待我齊步走到辦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禮抬頭注目時，印象最深的是，校長雙目炯炯有光，威儀凜凜，令人不敢逼視。
校長首先詢及省籍縣份、父母存歿、弟兄幾人等家庭狀況，邊問邊聽，一麵核對名冊，隨後又問到工作興趣。我大膽也是由衷地回答說：“部隊中的軍事工作已經生疏了，其他性質的工作都願意學習。”我以為這句話會惹他生氣，但見校長在名冊上做了一個記號，並沒有什麽不愉之色。
這次召見，前後大約有三分鍾，也隻問過三幾句話，因過程簡單，當時並沒有特殊感覺。過後猜想，校長或許是在看儀表、聽談吐，在觀察中做一次遴選，至於標準如何，那隻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過了三四天，接獲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個人，開班受訓。我在名單中是排名最後的一個。
這個小型的訓練單位，定名為“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由軍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書。當時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似乎並不過問這件事。
這個訓練班冠以“特別”二字，而實質上也的確與一般的訓練機構不同：第一，它沒有班址，因陋就簡地在軍校政治部一間辦公室中，擺了幾張單抽屜的長條桌，兩個人合坐一條木板凳，就這麽湊合了；第二，不規定製服，著中山裝、西裝都可以，隻要不著長衫短褂就行了，因為不穿製服，所以也不作軍事管理；此外，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表，也不必按時上下班，遲到或早退，並不會受到幹涉。可以說當局給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也頗知自愛。至於課程方麵，除特約講授之外，平時並沒有教官來上課。
我們所研讀的課程，是校長親自指定的幾部書，如《陸象山全集》、《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繼光治兵語錄》、《三民主義的理論之體係》等，自行閱讀後，必須將研讀心得寫成劄記，匯齊後，每周一次，呈送校長核閱，閱後發還，多有眉批。對於這些博大精深的儒學書籍，我們十四個人中，真能讀得“通”的，連三分之一都沒有，我就是讀不通的一個。
在受訓期間，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規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軍校的“工字食堂”集體會餐。“工字食堂”在當時是新式建築，可容納數百人，布置整齊，收拾幹淨，一排排的餐桌，橫看是一條線，豎看也是一條線，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鋪著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話，也許隻是缺了一瓶色彩繽紛的鮮花。因為它的建築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稱為“工字食堂”。
蔣校長在中午十二點零五分左右蒞臨，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體起立、坐下，一聲“開動”，然後一齊用餐。雖然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不發出聲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觸的聲響。
進食時間，約十分鍾，大家陸續放下碗筷，擺放整齊。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長講話。
在校長麵前，有一張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當校長講話完畢後，偶爾也會點名指定某人回答問題。能夠侃侃而言、對答如流的則並不多見。大家都擔著一份心，惟恐點到自己當場出醜，可也有躍躍欲試的人。
開班後的第二個月，由先期老大哥們發起，我們十四個人具名寫了一份報告，呈請校長準予恢復黨籍及學籍。因為那時候我們十四人都以個別不同的原因，被註銷了黨籍及學籍。校長以毛筆批示：“準予恢復黨籍及學籍”，簽署“中正”。日期大約在民國二十年（1931）六月間。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學韓浚（仲錦）保管。不久，中央軍校特別黨部發下“軍餘”字黨證一張；另外，負責“軍校畢業生調查課”的田載龍老大哥通知我們，將分別在各期同學錄上分別予以“註記”。
這一件校長的批示，我們十四個人都保存了一張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張，幾十年來，天南地北，東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裏去了。仔細想想，可能因為要保密的關係，自動毀掉的成分居多。
我們十四個人，以我的年紀最小，期別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們是韓浚、陳烈、黃雍、俞墉、吳乃憲、徐會之和劉季文，第二期的兩位是張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沒有，第四期的隻有一位鄭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韓繼文、夏大康、謝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個人每月所領的生活津貼並不一樣，是按期別高低發給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遞減至第五期隻有四十元。其實，那個時候的四十元，單是光棍一個人不攜家帶小的話，應該是很夠用了。
他們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麵，我們幾個單身漢，則住在軍校職員宿舍裏，兩個人分配到一間房，我和謝厥成住在一起。謝同學能歌善誦，文藝氣質特別濃厚，指定的書他不讀，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寫新詩，高興起來，還要高聲朗誦幾句，當時被視為怪人一個。
校長著中山裝，安詳地坐在辦公桌後麵的椅子上，桌上擺著一份用十行紙繕寫的名冊，他手上拿著一枝粗大的紅藍兩色鉛筆。待我齊步走到辦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禮抬頭注目時，印象最深的是，校長雙目炯炯有光，威儀凜凜，令人不敢逼視。
校長首先詢及省籍縣份、父母存歿、弟兄幾人等家庭狀況，邊問邊聽，一麵核對名冊，隨後又問到工作興趣。我大膽也是由衷地回答說：“部隊中的軍事工作已經生疏了，其他性質的工作都願意學習。”我以為這句話會惹他生氣，但見校長在名冊上做了一個記號，並沒有什麽不愉之色。
這次召見，前後大約有三分鍾，也隻問過三幾句話，因過程簡單，當時並沒有特殊感覺。過後猜想，校長或許是在看儀表、聽談吐，在觀察中做一次遴選，至於標準如何，那隻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過了三四天，接獲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個人，開班受訓。我在名單中是排名最後的一個。
這個小型的訓練單位，定名為“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由軍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書。當時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似乎並不過問這件事。
這個訓練班冠以“特別”二字，而實質上也的確與一般的訓練機構不同：第一，它沒有班址，因陋就簡地在軍校政治部一間辦公室中，擺了幾張單抽屜的長條桌，兩個人合坐一條木板凳，就這麽湊合了；第二，不規定製服，著中山裝、西裝都可以，隻要不著長衫短褂就行了，因為不穿製服，所以也不作軍事管理；此外，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表，也不必按時上下班，遲到或早退，並不會受到幹涉。可以說當局給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也頗知自愛。至於課程方麵，除特約講授之外，平時並沒有教官來上課。
我們所研讀的課程，是校長親自指定的幾部書，如《陸象山全集》、《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繼光治兵語錄》、《三民主義的理論之體係》等，自行閱讀後，必須將研讀心得寫成劄記，匯齊後，每周一次，呈送校長核閱，閱後發還，多有眉批。對於這些博大精深的儒學書籍，我們十四個人中，真能讀得“通”的，連三分之一都沒有，我就是讀不通的一個。
在受訓期間，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規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軍校的“工字食堂”集體會餐。“工字食堂”在當時是新式建築，可容納數百人，布置整齊，收拾幹淨，一排排的餐桌，橫看是一條線，豎看也是一條線，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鋪著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話，也許隻是缺了一瓶色彩繽紛的鮮花。因為它的建築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稱為“工字食堂”。
蔣校長在中午十二點零五分左右蒞臨，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體起立、坐下，一聲“開動”，然後一齊用餐。雖然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不發出聲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觸的聲響。
進食時間，約十分鍾，大家陸續放下碗筷，擺放整齊。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長講話。
在校長麵前，有一張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當校長講話完畢後，偶爾也會點名指定某人回答問題。能夠侃侃而言、對答如流的則並不多見。大家都擔著一份心，惟恐點到自己當場出醜，可也有躍躍欲試的人。
開班後的第二個月，由先期老大哥們發起，我們十四個人具名寫了一份報告，呈請校長準予恢復黨籍及學籍。因為那時候我們十四人都以個別不同的原因，被註銷了黨籍及學籍。校長以毛筆批示：“準予恢復黨籍及學籍”，簽署“中正”。日期大約在民國二十年（1931）六月間。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學韓浚（仲錦）保管。不久，中央軍校特別黨部發下“軍餘”字黨證一張；另外，負責“軍校畢業生調查課”的田載龍老大哥通知我們，將分別在各期同學錄上分別予以“註記”。
這一件校長的批示，我們十四個人都保存了一張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張，幾十年來，天南地北，東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裏去了。仔細想想，可能因為要保密的關係，自動毀掉的成分居多。
我們十四個人，以我的年紀最小，期別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們是韓浚、陳烈、黃雍、俞墉、吳乃憲、徐會之和劉季文，第二期的兩位是張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沒有，第四期的隻有一位鄭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韓繼文、夏大康、謝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個人每月所領的生活津貼並不一樣，是按期別高低發給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遞減至第五期隻有四十元。其實，那個時候的四十元，單是光棍一個人不攜家帶小的話，應該是很夠用了。
他們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麵，我們幾個單身漢，則住在軍校職員宿舍裏，兩個人分配到一間房，我和謝厥成住在一起。謝同學能歌善誦，文藝氣質特別濃厚，指定的書他不讀，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寫新詩，高興起來，還要高聲朗誦幾句，當時被視為怪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