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解析黃埔精神(5)
1925年2月，黃埔軍校出版的學生教材《精神教育》中有大段訓詞，要求學生：“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當時時保全人民的權利。看看國內那一黨，確是保護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我們就加入那一黨，就為那一黨盡力。”教材循循善誘地指出：“現在中國隻有這一個訓練革命軍人的學校。改造中國的責任，完全在諸位身上。我望諸位能特別努力，以致國家革命於成功。”本教材封底特別註明，校閱者廖仲愷，鑑定者孫文（孫中山），編輯者為時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發行者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1983年美國總統裏根補頒戴安瀾的懋績勳章軍校學生除聽講演和上課外，還經常舉行以班組為單位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著核心作用，他們把革命刊物，如《嚮導》、《中國青年》等，送給其他學生看，或者按照黨組織規定的宣傳文件向學生進行宣傳鼓動。所有這些，對於提高廣大學生的政治素質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使軍校學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薰陶，逐步樹立起盡忠革命、為國犧牲的信念。
通過愛國主義傳統教育，激發學生的愛國精神。孫中山給黃埔生講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說他們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冒死去和清兵作戰。廣州起義時“革命黨隻用300人，便敢打3萬多的敵人”。武昌起義時，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不足300人，真正的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革命黨隻用幾十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1個人去打500個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勇敢，是因為樹立了革命理想，隻知專心救國，不顧身家性命。孫中山在演講中讚揚辛亥革命時期的英雄陳天華、楊篤生“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但又為他們不是死在戰場上，感到“實在是可惜”。孫中山號召黃埔生學習革命先烈的愛國思想，“發揚革命精神，繼續先烈的誌願，捨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
黃埔軍校開創時期，廣東和全國工農運動蓬勃興起。軍校根據孫中山的創校建軍宗旨、“三大政策”精神，發動師生到工農運動中去，以實際行動互助農工。在“五卅”運動、廣州“六·二三”慘案後，軍校發表《檄全國軍人》文，揭露帝國主義者無故慘殺中國人民的殘暴罪行，疾呼“全國軍人同胞，即時興起”，與“帝國主義侵略者決一死戰”，並號召師生向死難烈士學習。在省港罷工過程中，軍校政治部派出一批幹部到工人群眾中間開展宣傳工作。在農民運動方麵，軍校多次發表文告，支持農民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並組織師生和廣州各鄉農民召開多次聯歡會。派學生到東莞、寶安和東江各縣幫助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施以政治及軍事訓練。以此聯絡感情，“而收軍事進行上得人民幫助之實效”。他們在工農運動中，經受了鍛鍊，麵對帝國主義侵略者殘酷鎮壓中國人民反抗鬥爭的罪惡行徑，更加堅定了他們愛國革命、奮鬥到底的決心。
黃埔軍校動員和組織師生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中去，經受鍛鍊，用活生生的現實鬥爭黃埔三期生戴安瀾1939年任第200師師長事例，教育“後死同誌，當愈加振奮革命精神”。以愛國主義為基本內容的黃埔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曾發生過重大影響。在“愛國革命”口號的感召下，黃埔軍校師生在兩次東征、北伐和抗日戰爭中建立了功勳。僅如1939年底，黃埔一期生杜聿明在廣西崑侖關大敗有“鋼軍”之稱的日軍板垣征四郎師團，取得崑崙關大捷；1943年秋，同為黃埔一期的陳賡指揮太嶽山區反“掃蕩”作戰，一舉殲滅日本“皇軍觀戰團”。國共兩黨的黃埔驍將在抗日戰場上南北爭輝。
悠悠愛國誌，千古軍校魂。一部黃埔軍校史，即是堅持還是背離孫中山倡導的“愛國革命”黃埔精神精髓的歷史。堅持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軍校就發達興旺；不愛國，不革命，就會遭到歷史的拋棄，軍校就會黯然失色。最典型的反麵例子是汪精衛，他在黃埔軍校初辦時也從軍校卓越的表現裏看到了輝煌的前景，所以他曾以國民政府常委會主席之尊兼任軍校黨代表，以求在軍中建立自己的體係。他在黃埔軍校時，的確有很多崇拜者。後來，他成為賣國、叛變革命的漢奸，並在南京偽政府名義下辦過自己的“黃埔軍校”，但是他背棄了黃埔精神“愛國革命”的基本宗旨，所以不管是正宗黃埔軍校畢業生，還是偽政府名下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沒有人願意提到是他的學生，更談不上崇拜他。汪精衛的偽政府和偽軍裏基本沒有黃埔生。原因何在？這主要還是因為黃埔精神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第十三章 解析黃埔精神(6)
周恩來題詞“愛國”和“革命”是緊密聯繫的，愛國是一種對祖國由衷熱愛的樸素感情，革命是順應浩蕩世界潮流、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而不斷銳意進取的思想和行動。所以，僅愛國還不夠，還要革命，富有蓬勃向上的朝氣，而不能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更不能逆歷史潮流而反動。“革命”對一個滿懷報國之誌者來說非常重要。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黃埔時期，留下的惟一報刊發表題詞墨寶就是“革命”兩字，他在當時很可能已經意識到了軍校學生有“愛國”不“革命”者存在。此後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愛國”不“革命”的範例是蔣介石。自1927年黃埔軍校變質，特別是1949年底遷台灣後的軍校一蹶不振，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1925年2月，黃埔軍校出版的學生教材《精神教育》中有大段訓詞，要求學生：“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當時時保全人民的權利。看看國內那一黨，確是保護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我們就加入那一黨，就為那一黨盡力。”教材循循善誘地指出：“現在中國隻有這一個訓練革命軍人的學校。改造中國的責任，完全在諸位身上。我望諸位能特別努力，以致國家革命於成功。”本教材封底特別註明，校閱者廖仲愷，鑑定者孫文（孫中山），編輯者為時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發行者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1983年美國總統裏根補頒戴安瀾的懋績勳章軍校學生除聽講演和上課外，還經常舉行以班組為單位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著核心作用，他們把革命刊物，如《嚮導》、《中國青年》等，送給其他學生看，或者按照黨組織規定的宣傳文件向學生進行宣傳鼓動。所有這些，對於提高廣大學生的政治素質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使軍校學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薰陶，逐步樹立起盡忠革命、為國犧牲的信念。
通過愛國主義傳統教育，激發學生的愛國精神。孫中山給黃埔生講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說他們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冒死去和清兵作戰。廣州起義時“革命黨隻用300人，便敢打3萬多的敵人”。武昌起義時，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不足300人，真正的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革命黨隻用幾十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1個人去打500個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勇敢，是因為樹立了革命理想，隻知專心救國，不顧身家性命。孫中山在演講中讚揚辛亥革命時期的英雄陳天華、楊篤生“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但又為他們不是死在戰場上，感到“實在是可惜”。孫中山號召黃埔生學習革命先烈的愛國思想，“發揚革命精神，繼續先烈的誌願，捨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
黃埔軍校開創時期，廣東和全國工農運動蓬勃興起。軍校根據孫中山的創校建軍宗旨、“三大政策”精神，發動師生到工農運動中去，以實際行動互助農工。在“五卅”運動、廣州“六·二三”慘案後，軍校發表《檄全國軍人》文，揭露帝國主義者無故慘殺中國人民的殘暴罪行，疾呼“全國軍人同胞，即時興起”，與“帝國主義侵略者決一死戰”，並號召師生向死難烈士學習。在省港罷工過程中，軍校政治部派出一批幹部到工人群眾中間開展宣傳工作。在農民運動方麵，軍校多次發表文告，支持農民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並組織師生和廣州各鄉農民召開多次聯歡會。派學生到東莞、寶安和東江各縣幫助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施以政治及軍事訓練。以此聯絡感情，“而收軍事進行上得人民幫助之實效”。他們在工農運動中，經受了鍛鍊，麵對帝國主義侵略者殘酷鎮壓中國人民反抗鬥爭的罪惡行徑，更加堅定了他們愛國革命、奮鬥到底的決心。
黃埔軍校動員和組織師生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中去，經受鍛鍊，用活生生的現實鬥爭黃埔三期生戴安瀾1939年任第200師師長事例，教育“後死同誌，當愈加振奮革命精神”。以愛國主義為基本內容的黃埔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曾發生過重大影響。在“愛國革命”口號的感召下，黃埔軍校師生在兩次東征、北伐和抗日戰爭中建立了功勳。僅如1939年底，黃埔一期生杜聿明在廣西崑侖關大敗有“鋼軍”之稱的日軍板垣征四郎師團，取得崑崙關大捷；1943年秋，同為黃埔一期的陳賡指揮太嶽山區反“掃蕩”作戰，一舉殲滅日本“皇軍觀戰團”。國共兩黨的黃埔驍將在抗日戰場上南北爭輝。
悠悠愛國誌，千古軍校魂。一部黃埔軍校史，即是堅持還是背離孫中山倡導的“愛國革命”黃埔精神精髓的歷史。堅持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軍校就發達興旺；不愛國，不革命，就會遭到歷史的拋棄，軍校就會黯然失色。最典型的反麵例子是汪精衛，他在黃埔軍校初辦時也從軍校卓越的表現裏看到了輝煌的前景，所以他曾以國民政府常委會主席之尊兼任軍校黨代表，以求在軍中建立自己的體係。他在黃埔軍校時，的確有很多崇拜者。後來，他成為賣國、叛變革命的漢奸，並在南京偽政府名義下辦過自己的“黃埔軍校”，但是他背棄了黃埔精神“愛國革命”的基本宗旨，所以不管是正宗黃埔軍校畢業生，還是偽政府名下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沒有人願意提到是他的學生，更談不上崇拜他。汪精衛的偽政府和偽軍裏基本沒有黃埔生。原因何在？這主要還是因為黃埔精神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第十三章 解析黃埔精神(6)
周恩來題詞“愛國”和“革命”是緊密聯繫的，愛國是一種對祖國由衷熱愛的樸素感情，革命是順應浩蕩世界潮流、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而不斷銳意進取的思想和行動。所以，僅愛國還不夠，還要革命，富有蓬勃向上的朝氣，而不能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更不能逆歷史潮流而反動。“革命”對一個滿懷報國之誌者來說非常重要。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黃埔時期，留下的惟一報刊發表題詞墨寶就是“革命”兩字，他在當時很可能已經意識到了軍校學生有“愛國”不“革命”者存在。此後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愛國”不“革命”的範例是蔣介石。自1927年黃埔軍校變質，特別是1949年底遷台灣後的軍校一蹶不振，根本原因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