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蔣介石拜訪了俄共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聽他介紹俄國革命的經驗及建黨情況。拜訪回來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俄國革命成功的原因有3點: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動;二是農人亦然;三是準各族自治,組成聯邦製。”在國家建設方麵,他認為蘇俄“有3點顯著現象:一是兒童教育嚴格;二是工人皆受軍隊教育;三是小工廠租給私人。”


    孫中山手書在訪問期間,蔣介石接觸了很多領導人和革命家。10月3日,他會晤了在莫斯科流亡的越南愛國誌士阮愛國(即胡誌明);11月19日,參加了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11月25日,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會議,見到了革命家季諾維也夫和曾到中國幫助籌建共產黨的維經斯基。他與維經斯基5次見麵,會談中,維經斯基曾試圖勸說蔣介石加入共產黨,但遭到蔣的拒絕。


    孫中山派代表團訪問蘇聯,主要是聯絡軍校建設問題,但是蔣介石因為不滿意蘇聯共產黨的一些政策和做法,險些與蘇聯政府鬧僵,曾一度提出終止訪問。孫中山得知後,立即發出電報:“蘇聯是惟一的朋友。”勸說蔣介石繼續考察,慎重行事,抓緊時間考察軍校建設,這才使不顧大局的蔣介石冷靜下來。這也是不久後蔣介石不願辦軍校而辭職在此埋下的伏筆。


    蔣介石率代表團繼續留在蘇聯,又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一些黨政軍機關,參觀了一些工廠、農莊、學校、軍隊、博物館。令蔣介石感到遺憾的是,由於列寧當時有病,未能接見代表團。蔣感到受了冷落。11月1日,齊采林致函季諾維也夫,指出蔣介石已經“神經過敏到極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裏”。據俄方文件記載:“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等原因,蔣介石一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


    蔣介石深知,要在中國登上權力頂峰,首先必須練就一支自己的軍隊,為此,他曾多次向孫中山表達練兵的決心。在這次訪問蘇聯期間,蔣介石最關心和最感興趣的就是蘇聯的建軍經驗,主要考察了蘇聯各種類型的軍事組織,重點是參觀了蘇聯的軍事院校。特別是對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這所學院即是兩年後被命名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剛由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紅旗勳章和“紅旗軍事學院”稱號。蔣介石還率領代表團用大量的時間深入到蘇軍部隊、院校學習取經,先後參觀了蘇軍步兵第144團、步兵第2學校、軍用化學學校、高級射擊學校、海軍學校、海軍機械學校等,並拜訪了蘇軍教練總監。蔣介石對蘇軍的編製、組織、訓練、裝備等各方麵的情況都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別是蘇軍中設有各級黨的組織,設有政治機關和政治委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讓中國代表團印象深刻的是11月7日的紅場大閱兵。陸軍方陣、騎兵方陣、炮兵車隊方陣威武雄壯,飛機淩空呼嘯而過。蔣介石除了欽佩之外,一套在中國如何建立革命軍隊的初步計劃在他的腦海裏也漸見雛形。


    為了早日在中國締造自己的軍隊,蔣介石在考察期間,曾直接向蘇方


    鮑羅廷(右)在黃埔軍校演說


    提出“希望革命軍事委員會派人到華南,仿照紅軍編製中國軍隊,派去的人愈多愈好”。一再主動要求蘇方派出一些軍官,到廣東幫助訓練中國軍隊。蘇聯方麵則希望國民黨派出學生,到蘇聯的軍事學校學習。蔣介石對此非常不滿。


    孫中山決心“以俄為師”辦軍校(4)


    蘇聯高層領導人最初考慮,把專門培養中國軍人的軍校全部設在蘇境內,後來權衡中國學生來回耗資和交通等問題,才決定由蘇方派出軍事顧問,也可在中國境內建立軍校。11月13日,中國代表團與蘇方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總司令加米涅夫會談時,蔣介石再次要求蘇方向廣州即將開辦的軍事學校增加派出人員。對此,斯克良斯基回答:“開始需要進行一次試驗。如果成立所設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麽革命軍事委員會不反對增加派出人員。”雖然口氣仍很含糊,但終於答應除在蘇聯國內為中國人開辦軍事學校外,也可考慮派蘇聯軍人到國民黨控製的地方創辦軍事學校,如在廣州開辦軍校。這令蔣介石頓時喜笑顏開,興奮不已。據蘇方當時文件記載,蔣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辦公室,斯說:“不要張羅療養院、醫生等事了,因為他自我感覺好多了。”


    代表團在蘇維埃俄國學到很多東西,比如政黨的組織建設、新型革命軍隊的組成、訓練,同時也大大加強了兩國的相互聯繫和相互支持。對蔣介石個人也觸動很大,他在途中天天寫日記,把風光、地名、人名包括每路過一個車站的站名都記了下來,還不時地大發感慨。但是,新興的蘇維埃國家也給蔣介石留下了許多負麵的印象。從後來蔣介石對中國的治理看,這些負麵印象使他在走向新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反麵中,起到了極不好的先入為主作用。


    黃埔軍校校總理孫中山蔣介石喜歡蘇聯的建軍經驗,卻反感蘇聯的政治製度,甚至可以說是仇恨。在訪問中他感到:“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認為“蘇聯的政治製度,乃是專製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後來,孫中山對蔣介石的這種看法進行了批評,說他“未免顧慮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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