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遼闊的疆土，有勤勞的人民，有像孫承宗，王餘佑，閻爾梅，萬壽祺，閻應元，高夢尾等等這些數不勝數的有名無名的英雄豪傑，為什麽就亡了呢？為什麽漢人就沒有像多爾袞，多鐸，這樣的赫赫戰功？我們讀的聖賢之書為何在夷蠻麵前如此無用？
國家養了那麽多錦衣衛，有多少錦衣衛在疆場立下功勳？
國家養了那麽多官員，可是多少城池不戰而降？
國家軍隊，竟然投降超過絕大多數，這就要反思自己了，不是敵人太強大，是我們自己已經垮了。
魏忠賢一個宦官，竟能在全國上下那麽多人為他建生祠，這些官員學的禮義廉恥哪裏去了？這麽多國人的脊樑和熱血哪裏去了？
應當反思的首先是皇帝，為什麽寵信宦官，不相信大臣，為什麽父皇崇禎到如此危局之下，還要監軍，還要頻繁更換官員，為什麽要文人領兵？難道書讀好了就會打仗了嗎？太祖朱元璋的將領都是起於行伍，都是百戰沙場，為什麽要殺掉這些英雄功臣？為什麽大明再無常遇春徐達沐英這樣的英雄功臣？為什麽鄭和之後再無海軍？
我認為從太祖朱元璋開始選擇程朱之道來做科舉的標準答案開始，明朝就在求穩定，為苟安，閹割血性，扼殺勇武。所以成祖朱棣能奪帝成功，完全是建文帝手下已經無將可用，全是一幫背標準答案的聽話地乖孩子，你叫他去幹破格的事，去鬥機詐比兇狠，去殺人放火，他幹得了嗎？成祖朱棣得帝後，初期還能建功立業，後來也是禁海重儒，親信宦官，放縱廠衛，天下是穩定了，可是也腐朽了。僵化了，不再能生機勃勃，不再能再繁榮興旺，上上下下都是忠臣，都為皇帝著想，可是皇帝是幹什麽的？是開天闢地，造福百姓的，這不是顛倒過來了嗎？對！這就是本末倒置，百姓是天下之本，皇帝和百官都是為百姓服務的，現在顛倒了，百姓服務官員，官員服務皇帝，這樣根本都在皇帝身上，這獨根如何能營養天下百姓？皇帝為何得天下？是皇帝為百官為天下英雄創造開闢了用武的天地，鏟不平，誅無道，而百官則是用身體力行來教化人民，服務人民，立功於人民，這是興旺之道；而相反，百姓供養貪腐強橫的官員，官員逢迎皇帝窮奢極欲及其親信走狗以求升遷，這就是敗亡之道。
欲復興中華，必須深刻反思滅亡的教訓，必須直麵曾經的可悲與可笑，絕不能諱疾忌醫，絕不能為尊者諱，絕不能讓奴才得勢欺壓英雄豪傑，絕不能自我閹割，自毀長城，皇帝苦一些，難一些，天下就安穩一些，老百姓就幸福一些，皇家爭位的激烈其實對於百姓的生活是一種和諧，假如皇帝和諧到一個傻瓜，一個木匠，一個混蛋都能安然當皇帝的時候，老百姓就苦了，天下就完了，這就是明朝歷史的慘痛教訓。
大明孽子 二十九章海禁誤國
明代海禁始於明初，終於隆慶，時張時弛主要目的都是遏製東南沿海倭寇的侵擾，並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時期，海洋貿易體係主要通過朝貢和官辦的方式進行。同時《明史》裏記載說：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明史紀事本末》也提到：張士城、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明太祖實錄》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大明律》）。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於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明太祖實錄》卷159）。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天下郡國利病書》，冊26）。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採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張煊：《西園見聞錄》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覆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幹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明大祖實錄》卷231）。“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談遷：《國榷》卷12）。昌國縣“民常從倭為寇”（《明太祖實錄》卷183）。
國家養了那麽多錦衣衛，有多少錦衣衛在疆場立下功勳？
國家養了那麽多官員，可是多少城池不戰而降？
國家軍隊，竟然投降超過絕大多數，這就要反思自己了，不是敵人太強大，是我們自己已經垮了。
魏忠賢一個宦官，竟能在全國上下那麽多人為他建生祠，這些官員學的禮義廉恥哪裏去了？這麽多國人的脊樑和熱血哪裏去了？
應當反思的首先是皇帝，為什麽寵信宦官，不相信大臣，為什麽父皇崇禎到如此危局之下，還要監軍，還要頻繁更換官員，為什麽要文人領兵？難道書讀好了就會打仗了嗎？太祖朱元璋的將領都是起於行伍，都是百戰沙場，為什麽要殺掉這些英雄功臣？為什麽大明再無常遇春徐達沐英這樣的英雄功臣？為什麽鄭和之後再無海軍？
我認為從太祖朱元璋開始選擇程朱之道來做科舉的標準答案開始，明朝就在求穩定，為苟安，閹割血性，扼殺勇武。所以成祖朱棣能奪帝成功，完全是建文帝手下已經無將可用，全是一幫背標準答案的聽話地乖孩子，你叫他去幹破格的事，去鬥機詐比兇狠，去殺人放火，他幹得了嗎？成祖朱棣得帝後，初期還能建功立業，後來也是禁海重儒，親信宦官，放縱廠衛，天下是穩定了，可是也腐朽了。僵化了，不再能生機勃勃，不再能再繁榮興旺，上上下下都是忠臣，都為皇帝著想，可是皇帝是幹什麽的？是開天闢地，造福百姓的，這不是顛倒過來了嗎？對！這就是本末倒置，百姓是天下之本，皇帝和百官都是為百姓服務的，現在顛倒了，百姓服務官員，官員服務皇帝，這樣根本都在皇帝身上，這獨根如何能營養天下百姓？皇帝為何得天下？是皇帝為百官為天下英雄創造開闢了用武的天地，鏟不平，誅無道，而百官則是用身體力行來教化人民，服務人民，立功於人民，這是興旺之道；而相反，百姓供養貪腐強橫的官員，官員逢迎皇帝窮奢極欲及其親信走狗以求升遷，這就是敗亡之道。
欲復興中華，必須深刻反思滅亡的教訓，必須直麵曾經的可悲與可笑，絕不能諱疾忌醫，絕不能為尊者諱，絕不能讓奴才得勢欺壓英雄豪傑，絕不能自我閹割，自毀長城，皇帝苦一些，難一些，天下就安穩一些，老百姓就幸福一些，皇家爭位的激烈其實對於百姓的生活是一種和諧，假如皇帝和諧到一個傻瓜，一個木匠，一個混蛋都能安然當皇帝的時候，老百姓就苦了，天下就完了，這就是明朝歷史的慘痛教訓。
大明孽子 二十九章海禁誤國
明代海禁始於明初，終於隆慶，時張時弛主要目的都是遏製東南沿海倭寇的侵擾，並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時期，海洋貿易體係主要通過朝貢和官辦的方式進行。同時《明史》裏記載說：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明史紀事本末》也提到：張士城、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明太祖實錄》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大明律》）。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於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裏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明太祖實錄》卷159）。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天下郡國利病書》，冊26）。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採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張煊：《西園見聞錄》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覆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幹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明大祖實錄》卷231）。“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談遷：《國榷》卷12）。昌國縣“民常從倭為寇”（《明太祖實錄》卷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