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凱塞林接替輪德施泰特出任西線總司令，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又任南線總司令。德軍徹底崩潰後，凱塞林率部向美軍第101空降師師長泰勒投降。1947年5月，他被送到駐威尼斯的一個英國軍事法庭接受審判，被判處死刑，10月又改為無期徒刑。1952年10月被釋放後，居住在德國，撰寫回憶錄，1960年7月16日死於心髒病。
戰爭惡魔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出生於日本的一個軍閥家庭，其父東條英教是創造日本陸軍的“有功之臣”。東條英機在其父的薰陶下，從小就在靈魂深處埋下了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
公元1899年（明治32年），16歲的東條英機進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就讀，三年之後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少年立誌從軍的東條英機，從小就愛打架而不愛學習功課，即使被別人打得頭破血流，他也從不服輸。他上了陸軍中央幼年學校之後，學習成績仍然不好，但打架卻名列前茅。有一次七、八個同學揍他，他被打得狼狽不堪。據說他由此領悟到“力氣再大，隻能對付一個敵人，要戰勝眾敵，還得靠學習”，於是他擦幹眼淚，猛用起功來。1904年，他升入陸軍學校，當上了士官候補生。當時日俄戰爭已經爆發，他隻學習了10個月便提前畢業，並得到了少尉軍銜。決心做“天皇陛下的禦盾”的東條英機，跟著新組建的師團到了中國東北，和他的父親來到了同一個戰場。但是，還沒等他參加戰鬥，日俄戰爭便宣告結束了，他也隨隊“凱旋而歸”。
1915年（大正4年），33歲的東條英機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在陸軍省當了一段時間副官之後，又任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回國後擔任過陸軍大學教官、陸軍省軍事局課員、整備局動員課長等職。公元1929年（昭和4年）。他被任命為步兵第一聯隊長。為了顯示武士道津神，他經常在沒人的地方練嗓子，練就了一副大嗓門，喊一聲“立正”能把人們嚇一跳。
1933年，51歲的東條英機當上了日本陸軍少將，並被調到參謀本部工作，不久又被任命為軍事調查部部長。當時，日本陸軍積極插手日本的政治活動，東條英機也參與了這種活動的幕後策劃。當時日本各政黨做為推行政治的中心勢力，對於“九-一八”事變及軍部對此所持的態度感到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於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係”，以此封住了政黨對軍部批判之口。從此，日本加速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滑了下去。
1935年（昭和10年），東條英機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再度來到中國東北。他下車伊始，就親自出馬，動員軍警，搞所謂“整肅綱紀”，“強化治安”，討伐“土匪”，瘋狂地鎮壓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為此，他很快被晉升為陸軍中將。1937年（昭和12年）春，他又當上了關東軍參謀長。1937年7月7日，侵略中國華北的日軍製造了盧溝橋事變。東條英機立即率關東軍進攻察哈爾省，超過長城，侵占了張家口等地，並炮製了聽命於日本人的所謂“察南自治政府”。
“九-一八”事變前後，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內閣中越來越多，軍部漸漸控製了日本政局。1938年（昭和13年）春，東條英機回到東京，當上了陸軍次官，成為新任陸相板垣的助手。不久，他象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兼任海軍航空本部部長那樣，也兼任了陸軍航空本部部長。11月28日，東條英機在“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發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說。他揚言要準備對中國和蘇聯兩國正麵戰爭，而後全部占領中國。當時日本國內就有人對他的演說不滿，認為一個陸軍次官發表如此重要聲明，未免有些輕率。經濟界人士痛罵東條英機好似惡魔一般。
不久，這位“惡魔”又調任航空總監。他上任後大力強化和擴大侵華的日本航空兵。他對航空技術是門外漢，但為了表示對技術人員和飛行人員的信賴，經常“勇敢地進行空中旅行”。他一方麵吹噓日本航空兵在“物的方麵是出色的”，另一方麵鼓吹發揚武士道津神。對於死在中國的眾多航空人員的“遺族”，又是設宴招待，又是“祝願各位能毫無拘束地參拜完”神社，以圖換取一個“人情將軍”的美稱。
1940年7月，57歲的東條英機當上了日本內閣的陸軍大臣。他在特任式結束後表示要“粉身碎骨以向克服艱難時局邁進”；他於就任伊始的深夜參拜在中國戰場死去的“皇軍將士”的神社，表達了他實行軍國主義化的決心。同年9月27日，日本同德、意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劃分了勢力範圍。這進一步鼓舞了東條這個極端狂爇的軍國主義分子的侵略擴張野心。
1941年（昭和16年）初，東條以“今年正是非常時期中的超非常時期”這番話為引子，向部內人員作了訓示。時隔一天，“戰陣訓”發表了。東條炮製的這個為“在戰陣中盛開鮮艷之花”而“灌輸養分”即宣揚法西斯津神的“戰陣訓”，曾被一些人吹噓成是“國民訓”。為了完成“聖戰”——侵略擴張，東條強調要“攻必取，戰必勝”，“發揮服從津神”，“命令一下，欣然投身於死地”；要求日軍“生活務期簡樸，不自由應思為常事”，“縱令有遺骨不歸之事，敢於毫不為意”；還應“勿嫉他人之榮達，勿怨己之未被重用，應顧而思己誠之不足”，隻管賣命，“作國民之模範”。
戰爭惡魔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出生於日本的一個軍閥家庭，其父東條英教是創造日本陸軍的“有功之臣”。東條英機在其父的薰陶下，從小就在靈魂深處埋下了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
公元1899年（明治32年），16歲的東條英機進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就讀，三年之後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少年立誌從軍的東條英機，從小就愛打架而不愛學習功課，即使被別人打得頭破血流，他也從不服輸。他上了陸軍中央幼年學校之後，學習成績仍然不好，但打架卻名列前茅。有一次七、八個同學揍他，他被打得狼狽不堪。據說他由此領悟到“力氣再大，隻能對付一個敵人，要戰勝眾敵，還得靠學習”，於是他擦幹眼淚，猛用起功來。1904年，他升入陸軍學校，當上了士官候補生。當時日俄戰爭已經爆發，他隻學習了10個月便提前畢業，並得到了少尉軍銜。決心做“天皇陛下的禦盾”的東條英機，跟著新組建的師團到了中國東北，和他的父親來到了同一個戰場。但是，還沒等他參加戰鬥，日俄戰爭便宣告結束了，他也隨隊“凱旋而歸”。
1915年（大正4年），33歲的東條英機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在陸軍省當了一段時間副官之後，又任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回國後擔任過陸軍大學教官、陸軍省軍事局課員、整備局動員課長等職。公元1929年（昭和4年）。他被任命為步兵第一聯隊長。為了顯示武士道津神，他經常在沒人的地方練嗓子，練就了一副大嗓門，喊一聲“立正”能把人們嚇一跳。
1933年，51歲的東條英機當上了日本陸軍少將，並被調到參謀本部工作，不久又被任命為軍事調查部部長。當時，日本陸軍積極插手日本的政治活動，東條英機也參與了這種活動的幕後策劃。當時日本各政黨做為推行政治的中心勢力，對於“九-一八”事變及軍部對此所持的態度感到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於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係”，以此封住了政黨對軍部批判之口。從此，日本加速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滑了下去。
1935年（昭和10年），東條英機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再度來到中國東北。他下車伊始，就親自出馬，動員軍警，搞所謂“整肅綱紀”，“強化治安”，討伐“土匪”，瘋狂地鎮壓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為此，他很快被晉升為陸軍中將。1937年（昭和12年）春，他又當上了關東軍參謀長。1937年7月7日，侵略中國華北的日軍製造了盧溝橋事變。東條英機立即率關東軍進攻察哈爾省，超過長城，侵占了張家口等地，並炮製了聽命於日本人的所謂“察南自治政府”。
“九-一八”事變前後，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內閣中越來越多，軍部漸漸控製了日本政局。1938年（昭和13年）春，東條英機回到東京，當上了陸軍次官，成為新任陸相板垣的助手。不久，他象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兼任海軍航空本部部長那樣，也兼任了陸軍航空本部部長。11月28日，東條英機在“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發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說。他揚言要準備對中國和蘇聯兩國正麵戰爭，而後全部占領中國。當時日本國內就有人對他的演說不滿，認為一個陸軍次官發表如此重要聲明，未免有些輕率。經濟界人士痛罵東條英機好似惡魔一般。
不久，這位“惡魔”又調任航空總監。他上任後大力強化和擴大侵華的日本航空兵。他對航空技術是門外漢，但為了表示對技術人員和飛行人員的信賴，經常“勇敢地進行空中旅行”。他一方麵吹噓日本航空兵在“物的方麵是出色的”，另一方麵鼓吹發揚武士道津神。對於死在中國的眾多航空人員的“遺族”，又是設宴招待，又是“祝願各位能毫無拘束地參拜完”神社，以圖換取一個“人情將軍”的美稱。
1940年7月，57歲的東條英機當上了日本內閣的陸軍大臣。他在特任式結束後表示要“粉身碎骨以向克服艱難時局邁進”；他於就任伊始的深夜參拜在中國戰場死去的“皇軍將士”的神社，表達了他實行軍國主義化的決心。同年9月27日，日本同德、意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劃分了勢力範圍。這進一步鼓舞了東條這個極端狂爇的軍國主義分子的侵略擴張野心。
1941年（昭和16年）初，東條以“今年正是非常時期中的超非常時期”這番話為引子，向部內人員作了訓示。時隔一天，“戰陣訓”發表了。東條炮製的這個為“在戰陣中盛開鮮艷之花”而“灌輸養分”即宣揚法西斯津神的“戰陣訓”，曾被一些人吹噓成是“國民訓”。為了完成“聖戰”——侵略擴張，東條強調要“攻必取，戰必勝”，“發揮服從津神”，“命令一下，欣然投身於死地”；要求日軍“生活務期簡樸，不自由應思為常事”，“縱令有遺骨不歸之事，敢於毫不為意”；還應“勿嫉他人之榮達，勿怨己之未被重用，應顧而思己誠之不足”，隻管賣命，“作國民之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