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具體做法上決定採用以下四種措施：一是政治上關懷，派人去看望，以表明態度，表示關心；二是必要時組織人去“搶”，將被揪鬥、被關押、有傷病的幹部“搶”救出來加以保護，該治療的治療；三是“頂”，對有些明顯錯誤的事，堅決頂住不幹；四是舉辦學習班，名曰思想改造，實則加以保護，使其免遭皮肉之苦。 `
例如，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就以公檢法軍管組收監的名義，將隨時都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的長沙警備區司令員張本科“搶”出來，送到部隊營區進行保護。後來經過我請示周總理同意，又從北京派專機將張本科及另幾位挨整的省軍區的軍師級領導幹部接去北京治病和休養。又如湖南省在批判走資派和資反路線中，有些群眾組織多次提出要對原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進行大批判，江青也提出要批判。省革委就一直頂著沒有對他組織過批判。從思想上說，我們四十七軍的主要領導同誌和絕大多數指戰員，由於對“文革”中把所有領導幹部都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鬥打倒的做法不理解，以致在行動上不積極、不配合，所以多次遭到江青一夥和湖南許多造反派的批評和攻擊，說四十七軍黎原右傾，江青當麵指責我是老保，但我們對這種壓力堅決地頂住了。
最煞費心計的還是保護湖南省副省長孫國治和湖南省委財貿政治部主任張蘭明等人。1967年6、7月，孫、張等人捲入派性，被一派群眾組織脅迫參加武鬥，逃至瀏陽一帶。為團結孫、張和該派群眾組織回長沙，我以省革籌小組組長和四十七軍軍長名義，寫信先派人去勸說，後又派副軍長鄭波前去做工作，並商定好保護方案。孫、張等人消除顧慮，返回長沙被秘密安置在市東郊的電力學校。不久，消息走漏，造反派三天兩頭去學校衝擊揪人。於是，我便給周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將孫國治等人送到北京保護。周總理同意了我的建議。孫、張等人到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後回長沙作為領導幹部代表參加了省革委“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繼續工作；再往後，孫國治擔任了省長、省人大主任，直到離休。
1968年9月，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作出決定，明確規定將原省、地、市、縣黨、政機關的幹部，除在革委會工作的以外，其餘都要集中起來，拉出機關大院，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0月11日，原省直機關的幹部數千人參加了第九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開學典禮。為加強組織領導和護衛這些幹部，我們還抽調了一千多名產業工人組成工宣隊，配合解放軍幹部戰士參加學習班的安全保障工作。當時，全省共有一萬多名各級幹部參加了縣以上舉辦的學習班。這種做法，也有效地保護了一大批幹部。
在對待受到林彪、江青等人壓製和打擊的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同誌的問題上，我們也沒有受到林彪、江青一夥反動路線的影響，仍然是堅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力所能及地加以保護。1969年10月，在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同時，葉劍英元帥被下放到湖南。葉帥來長沙之前，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葉帥到湖南去，搞點調查研究，可以安排他到幾個廠子去看看。葉帥年紀大了，你們要很好地照顧他的生活，一定要保證他的身體健康。”經我與省革委和四十七軍的主要領導商量後，對葉帥的接待作了周密安排。葉帥到長沙時我前往機場迎接，先後安排住在省接待處賓館的九所四號和蓉園一號，並派省革委機關接待組組長肖根如、四十七軍保衛處副處長趙福和，還有服務員、炊事員、警衛員、護士各一人，專門為葉帥服務。葉帥很受感動，多次對我說：我是來下放鍛鍊的，你們對我生活上照顧得這麽好，不合適。我說，您是中央領導同誌，年紀大了，應該得到照顧。葉帥在湖南期間，我和四十七軍的其他領導還多次去看望過他。後來，1981年10月15日，葉帥在一份有關材料上批示說：“我二月逆流貶居長沙，當時黎原同誌任四十七軍軍長，駐長沙。我在長沙受到各方麵歧視，而黎原同誌尚敢與我公開來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獨立見解。”我聽到此言之後感到十分欣慰。1969年10月中旬，時任國務院農墾部長的王震，也隨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下放江西。因王震是湖南人，又長期在湖南堅持武裝鬥爭，還是四十七軍前身三五九旅的老領導。所以，他無論是對湖南這塊土地，還是對四十七軍，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也十分關心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因而他在下放期間，曾幾次從江西來過長沙。對於王震同誌的到來，我們也給予熱情接待和關照，對此，他本人感到十分滿意。
4、毛主席巡視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兩軍”工作期間，毛主席曾三次來到湖南視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毛主席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並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黨的“九大”之後，全黨全國正在貫徹黨的“九大”精神之際；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軍即將調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兩軍”任務之時。前兩次，毛主席都聽取了我們對湖南工作的匯報並作了重要指示。我們也都認真地進行了傳達貫徹。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來之前，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毛主席要去長沙，你們要注意保證主席的安全。當時，長沙的社會秩序很不好，我們“革籌”小組的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為這個問題研究了幾次。認為請毛主席進城住不大安全，建議在大托鋪機場附近找房子住，或幹脆不下火車。通過汪東興請示毛主席，主席說最好不下火車。於是我馬上調一四一師一個營擔任大托鋪的警戒。還請大托鋪機場的空軍安排了備用直升機。9月17日，毛主席乘專列到達大托鋪火車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華國鋒、章伯森到火車上去匯報。
例如，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就以公檢法軍管組收監的名義，將隨時都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的長沙警備區司令員張本科“搶”出來，送到部隊營區進行保護。後來經過我請示周總理同意，又從北京派專機將張本科及另幾位挨整的省軍區的軍師級領導幹部接去北京治病和休養。又如湖南省在批判走資派和資反路線中，有些群眾組織多次提出要對原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進行大批判，江青也提出要批判。省革委就一直頂著沒有對他組織過批判。從思想上說，我們四十七軍的主要領導同誌和絕大多數指戰員，由於對“文革”中把所有領導幹部都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鬥打倒的做法不理解，以致在行動上不積極、不配合，所以多次遭到江青一夥和湖南許多造反派的批評和攻擊，說四十七軍黎原右傾，江青當麵指責我是老保，但我們對這種壓力堅決地頂住了。
最煞費心計的還是保護湖南省副省長孫國治和湖南省委財貿政治部主任張蘭明等人。1967年6、7月，孫、張等人捲入派性，被一派群眾組織脅迫參加武鬥，逃至瀏陽一帶。為團結孫、張和該派群眾組織回長沙，我以省革籌小組組長和四十七軍軍長名義，寫信先派人去勸說，後又派副軍長鄭波前去做工作，並商定好保護方案。孫、張等人消除顧慮，返回長沙被秘密安置在市東郊的電力學校。不久，消息走漏，造反派三天兩頭去學校衝擊揪人。於是，我便給周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將孫國治等人送到北京保護。周總理同意了我的建議。孫、張等人到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後回長沙作為領導幹部代表參加了省革委“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繼續工作；再往後，孫國治擔任了省長、省人大主任，直到離休。
1968年9月，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作出決定，明確規定將原省、地、市、縣黨、政機關的幹部，除在革委會工作的以外，其餘都要集中起來，拉出機關大院，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0月11日，原省直機關的幹部數千人參加了第九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開學典禮。為加強組織領導和護衛這些幹部，我們還抽調了一千多名產業工人組成工宣隊，配合解放軍幹部戰士參加學習班的安全保障工作。當時，全省共有一萬多名各級幹部參加了縣以上舉辦的學習班。這種做法，也有效地保護了一大批幹部。
在對待受到林彪、江青等人壓製和打擊的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同誌的問題上，我們也沒有受到林彪、江青一夥反動路線的影響，仍然是堅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力所能及地加以保護。1969年10月，在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同時，葉劍英元帥被下放到湖南。葉帥來長沙之前，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葉帥到湖南去，搞點調查研究，可以安排他到幾個廠子去看看。葉帥年紀大了，你們要很好地照顧他的生活，一定要保證他的身體健康。”經我與省革委和四十七軍的主要領導商量後，對葉帥的接待作了周密安排。葉帥到長沙時我前往機場迎接，先後安排住在省接待處賓館的九所四號和蓉園一號，並派省革委機關接待組組長肖根如、四十七軍保衛處副處長趙福和，還有服務員、炊事員、警衛員、護士各一人，專門為葉帥服務。葉帥很受感動，多次對我說：我是來下放鍛鍊的，你們對我生活上照顧得這麽好，不合適。我說，您是中央領導同誌，年紀大了，應該得到照顧。葉帥在湖南期間，我和四十七軍的其他領導還多次去看望過他。後來，1981年10月15日，葉帥在一份有關材料上批示說：“我二月逆流貶居長沙，當時黎原同誌任四十七軍軍長，駐長沙。我在長沙受到各方麵歧視，而黎原同誌尚敢與我公開來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獨立見解。”我聽到此言之後感到十分欣慰。1969年10月中旬，時任國務院農墾部長的王震，也隨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下放江西。因王震是湖南人，又長期在湖南堅持武裝鬥爭，還是四十七軍前身三五九旅的老領導。所以，他無論是對湖南這塊土地，還是對四十七軍，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也十分關心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因而他在下放期間，曾幾次從江西來過長沙。對於王震同誌的到來，我們也給予熱情接待和關照，對此，他本人感到十分滿意。
4、毛主席巡視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兩軍”工作期間，毛主席曾三次來到湖南視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毛主席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並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黨的“九大”之後，全黨全國正在貫徹黨的“九大”精神之際；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軍即將調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兩軍”任務之時。前兩次，毛主席都聽取了我們對湖南工作的匯報並作了重要指示。我們也都認真地進行了傳達貫徹。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來之前，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毛主席要去長沙，你們要注意保證主席的安全。當時，長沙的社會秩序很不好，我們“革籌”小組的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為這個問題研究了幾次。認為請毛主席進城住不大安全，建議在大托鋪機場附近找房子住，或幹脆不下火車。通過汪東興請示毛主席，主席說最好不下火車。於是我馬上調一四一師一個營擔任大托鋪的警戒。還請大托鋪機場的空軍安排了備用直升機。9月17日，毛主席乘專列到達大托鋪火車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華國鋒、章伯森到火車上去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