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軍委經與越南方麵協商，決定由廣州軍區和昆明軍區組織有可能執行援越抗美任務的部隊軍師指揮員和少量參謀人員到越南、寮國境內可能作戰地區進行戰場勘察。兩個軍區共同組織一個勘察團，昆明軍區由副司令員陳康帶隊，廣州軍區由我和政治部副主任陳發洪帶隊。總參指定陳康為團長，我為副團長。廣州軍區的成員有四十七軍的軍長、一二七、一三九、一四一師的師長、軍區的炮兵司令員、工程兵主任和有關的作訓處長共30多人，於1964年8月赴越南北方勘察地形，歷時兩個多月。
勘察過程中，我們首先聽取了越方當地的駐軍對預定戰區地形、道路等情況的介紹，參觀了越軍部隊陣地和工事構築。爾後我們又率勘察組在越方有關人員引導下，進行實地勘察和圖上對照，並在各主要的戰役戰術要點上，根據地形和道路特點，研究了我軍一旦受領中央軍委賦予援越抗美作戰任務後，部隊行動的主要方向、進出道路和作戰手段等初步設想。在越南北部預定戰區勘察結束後，根據軍委和總部的要求，我們又用了幾天時間對寮國靠近越南的相關地區進行勘察，以便戰時參戰部隊實施大範圍的機動和利於與昆明軍區入越作戰部隊的密切協同。通過歷時80天的實地勘察，使擬參戰部隊的主要指揮幹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戰區的地形特點，了解了當地人民風俗習慣。為部隊準備執行援越抗美任務創造了必要條件。1965年5月，我被調回四十七軍當軍長，1970年隨部隊調防西北，離開了廣州軍區。
第9部分、在湖南“三支兩軍”
1、執行中央重要批示和決定
1965年5月，時任廣州軍區副參謀長的我被調回陸軍第四十七軍任軍長。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因而造成了全國整整十年的動亂。我就是在湖南全省出現“天下大亂”的形勢下，奉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四十七軍在湖南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的。關於“三支兩軍”問題，鄧小平同誌說：隻講一句話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講兩句話。第一句話：當時軍隊不出麵不能維持局麵，出麵是正確的，“三支兩軍”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第二句話：“三支兩軍”給軍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帶來了許多壞的東西，對軍隊的威信損害很大。比如派性，還有一些“左”的東西，相當大的成分是從那裏來的。四十七軍的廣大幹部戰士是在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並不十分理解的情況下，參加“三支兩軍”工作的。在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在湖南廣大幹部、人民群眾，和駐湘部隊廣大指戰員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較好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穩定湖南局勢，促進人民群眾大聯合、大團結，促進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任務。另一方麵，在實際工作中我們也犯過錯誤走過彎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決定
“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國局勢已開始出現混亂。特別是在江青“文攻武衛”口號的挑動下，混亂形勢加劇發展，各地造反組織派係林立，武鬥不斷升級。在湖南省內就有跨行業的較大群眾組織不下六七十個。他們除互相間不斷鬥毆外，還隨意批鬥省、地、縣委及政府領導，搜查封閉辦公機關，致使地方黨政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狀態。社會一片混亂，尤以長沙、湘潭、衡陽、郴州等鐵路沿線的大中城市最亂。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軍區開始“支左”。四十七軍駐湘部隊在省軍區的安排下，也相繼派部隊在衡陽、零陵、郴州等地區支左。
2月4日，經湖南省軍區報“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對“湘江風雷”和“紅旗軍”兩個群眾組織在極少數壞人指使下，在打、砸、搶活動中所幹的一些壞事進行清算，由省軍區統一部署，參加支左的各部隊同時行動，三日內共抓捕大小頭目一萬餘人。經審查絕大多數人當即釋放，一小部分人被關了起來，社會秩序有所好轉。
湖南長沙的群眾組織以支持和反對省軍區的支左工作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支持省軍區支左工作的以“長沙高司”為代表的“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會”（簡稱“紅聯派”）；一派是反對省軍區支左工作的以“長沙工聯“為代表的“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簡稱“工聯派”）。“工聯派”不斷組織集會、遊行，併到省軍區大院靜坐、絕食、示威，兩派鬥爭日趨劇烈。6月6日，長沙兩派群眾組織在爭論中，於中蘇友誼館發生武鬥，打死10人、傷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來的第一起慘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開來，各地的群眾組織，由於受長沙兩派的影響，也大都分成兩大派，互相鬥爭起來，社會秩序更加混亂。“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組織的群眾對省軍區的“鎮壓”也有怨氣，要求翻案，並派代表上京告狀，湖南省軍區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亂局麵驚動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要周恩來總理親自解決湖南問題，並批示要省軍區徹底“放人”，把關押的群眾組織的骨幹分子釋放出來。6月11日，周總理要湖南省已站出來表態支持群眾組織的領導幹部章伯森（省委候補書記、副省長）、梁春陽（省紀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軍區檢查工作的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詹才芳，到北京匯報情況，協商解決矛盾。12日下午，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他們時，決定立即召集四十七軍、湖南省軍區、獨立師和兩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及地方幹部、省委書記華國鋒、萬達等組成湖南赴京匯報談判代表團，到北京向周總理匯報、談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軍進京參加談判。7月10日晚9時，周總理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接見湖南駐軍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楊成武（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等。總理先按單位一一點了湖南省軍區和四十七軍等單位領導的名，詢問了大家的籍貫、年齡、參軍時間等情況，並問了每人對兩派群眾組織的基本態度。當總理問我對“湘江風雷”的看法時，我回答說：“‘湘江風雷’起初都是青年學生、紅衛兵小將組成的，他們在運動中有些過激行為，犯了一些錯誤，但就此定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是不合適的。應該加強引導和教育，領導的責任在於疏導，幫助他們分清敵友。”總理對我的發言表示贊同。
勘察過程中，我們首先聽取了越方當地的駐軍對預定戰區地形、道路等情況的介紹，參觀了越軍部隊陣地和工事構築。爾後我們又率勘察組在越方有關人員引導下，進行實地勘察和圖上對照，並在各主要的戰役戰術要點上，根據地形和道路特點，研究了我軍一旦受領中央軍委賦予援越抗美作戰任務後，部隊行動的主要方向、進出道路和作戰手段等初步設想。在越南北部預定戰區勘察結束後，根據軍委和總部的要求，我們又用了幾天時間對寮國靠近越南的相關地區進行勘察，以便戰時參戰部隊實施大範圍的機動和利於與昆明軍區入越作戰部隊的密切協同。通過歷時80天的實地勘察，使擬參戰部隊的主要指揮幹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戰區的地形特點，了解了當地人民風俗習慣。為部隊準備執行援越抗美任務創造了必要條件。1965年5月，我被調回四十七軍當軍長，1970年隨部隊調防西北，離開了廣州軍區。
第9部分、在湖南“三支兩軍”
1、執行中央重要批示和決定
1965年5月，時任廣州軍區副參謀長的我被調回陸軍第四十七軍任軍長。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因而造成了全國整整十年的動亂。我就是在湖南全省出現“天下大亂”的形勢下，奉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四十七軍在湖南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的。關於“三支兩軍”問題，鄧小平同誌說：隻講一句話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講兩句話。第一句話：當時軍隊不出麵不能維持局麵，出麵是正確的，“三支兩軍”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第二句話：“三支兩軍”給軍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帶來了許多壞的東西，對軍隊的威信損害很大。比如派性，還有一些“左”的東西，相當大的成分是從那裏來的。四十七軍的廣大幹部戰士是在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並不十分理解的情況下，參加“三支兩軍”工作的。在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在湖南廣大幹部、人民群眾，和駐湘部隊廣大指戰員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較好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穩定湖南局勢，促進人民群眾大聯合、大團結，促進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任務。另一方麵，在實際工作中我們也犯過錯誤走過彎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決定
“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國局勢已開始出現混亂。特別是在江青“文攻武衛”口號的挑動下，混亂形勢加劇發展，各地造反組織派係林立，武鬥不斷升級。在湖南省內就有跨行業的較大群眾組織不下六七十個。他們除互相間不斷鬥毆外，還隨意批鬥省、地、縣委及政府領導，搜查封閉辦公機關，致使地方黨政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狀態。社會一片混亂，尤以長沙、湘潭、衡陽、郴州等鐵路沿線的大中城市最亂。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軍區開始“支左”。四十七軍駐湘部隊在省軍區的安排下，也相繼派部隊在衡陽、零陵、郴州等地區支左。
2月4日，經湖南省軍區報“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對“湘江風雷”和“紅旗軍”兩個群眾組織在極少數壞人指使下，在打、砸、搶活動中所幹的一些壞事進行清算，由省軍區統一部署，參加支左的各部隊同時行動，三日內共抓捕大小頭目一萬餘人。經審查絕大多數人當即釋放，一小部分人被關了起來，社會秩序有所好轉。
湖南長沙的群眾組織以支持和反對省軍區的支左工作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支持省軍區支左工作的以“長沙高司”為代表的“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會”（簡稱“紅聯派”）；一派是反對省軍區支左工作的以“長沙工聯“為代表的“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簡稱“工聯派”）。“工聯派”不斷組織集會、遊行，併到省軍區大院靜坐、絕食、示威，兩派鬥爭日趨劇烈。6月6日，長沙兩派群眾組織在爭論中，於中蘇友誼館發生武鬥，打死10人、傷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來的第一起慘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開來，各地的群眾組織，由於受長沙兩派的影響，也大都分成兩大派，互相鬥爭起來，社會秩序更加混亂。“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組織的群眾對省軍區的“鎮壓”也有怨氣，要求翻案，並派代表上京告狀，湖南省軍區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亂局麵驚動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要周恩來總理親自解決湖南問題，並批示要省軍區徹底“放人”，把關押的群眾組織的骨幹分子釋放出來。6月11日，周總理要湖南省已站出來表態支持群眾組織的領導幹部章伯森（省委候補書記、副省長）、梁春陽（省紀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軍區檢查工作的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詹才芳，到北京匯報情況，協商解決矛盾。12日下午，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他們時，決定立即召集四十七軍、湖南省軍區、獨立師和兩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及地方幹部、省委書記華國鋒、萬達等組成湖南赴京匯報談判代表團，到北京向周總理匯報、談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軍進京參加談判。7月10日晚9時，周總理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接見湖南駐軍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楊成武（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等。總理先按單位一一點了湖南省軍區和四十七軍等單位領導的名，詢問了大家的籍貫、年齡、參軍時間等情況，並問了每人對兩派群眾組織的基本態度。當總理問我對“湘江風雷”的看法時，我回答說：“‘湘江風雷’起初都是青年學生、紅衛兵小將組成的，他們在運動中有些過激行為，犯了一些錯誤，但就此定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是不合適的。應該加強引導和教育，領導的責任在於疏導，幫助他們分清敵友。”總理對我的發言表示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