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導營工作初期,我個人多少有一點清高思想,包括阮慶、陳實等人也有類似的思想,我們都認為自己是自覺參加革命,真正接受了革命理論的武裝,有時無形中會瞧不起工農出身的紅軍幹部。盡管在工作中,表麵上也能尊重他們,但在思想深處,往往會覺得工農幹部文化水平低,革命覺悟不高,作風粗暴,自認為他們參加革命就是為了分土地,或是因為受地主壓迫沒飯吃,才出來鬧革命的,沒有係統學習馬列主義。由於受這種錯誤思想的影響,有時會輕視工農出身的幹部,難免同他們產生一些矛盾。特別是那時中央強調要信任支持知識分子幹部,所以自己在工作中也難免流露出一些清高的表現。以後隨著自己在革命隊伍裏的成長,思想認識不斷提高,我漸漸發現了工農幹部身上的許多優點,比如他們工作認真,作戰英勇,吃苦耐勞,對黨忠誠。特別是我從思想深處逐步意識到自己以往的那些錯誤認識。教導營的這些老幹部,他們從一個受壓迫的農民成長為紅軍指戰員,參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都是為了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行動。這一行動本身就體現出他們身上最樸素的革命精神。至於革命的理論學習,對他們來說是沒有機會,沒有條件,並不是他們不肯努力。從本質上講,他們直接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壓迫,階級覺悟更高,革命性更強。在教導營的五年中,天天同他們在一起工作、生活,讓我對他們有了新的認識。我在不斷接觸中同他們逐漸有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感情,真正做到了情同手足、親如兄弟的革命同誌。


    第二點收穫,就是對紅軍、八路軍的建軍原則、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和體會,特別是在處理問題、待人接物方麵有很大幫助。這一切為我以後在部隊建設、管理和指揮作戰上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真正理解了我軍的優良傳統,並落實到自己的實際工作中。


    我對紅軍的認識,首先表現在對我軍三大傳統即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有了深刻的理解。這是同我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所見所聞,形成鮮明對比後產生的自覺認識。國民黨軍隊隻是片麵強調下級服從上級,絕對執行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如有違反,輕則撤職,重則殺頭。他們根本不許下級講話,缺乏思想政治工作。這同八路軍的組織原則完全不同。教導營前後兩任政委王恩茂、肖頭生在部隊建設上都表現得相當出色,令我非常敬佩,他們不僅有文化(王恩茂是中學畢業,曾當過任弼時的政治秘書,肖頭生也是高小畢業,勤奮好學),更有政治頭腦,關心時事政治。他們在教導營工作期間,集體領導體現得很好,能夠充分尊重下級幹部的意見,工作中遇到問題,無論大小,總是能夠帶領我們反覆討論,總結出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合理意見後,嚴格執行;在平時的生活中,他們也處處以身作則,尊重下級,官兵平等、團結,完全沒有國民黨軍隊上級一人說了算的作風,更沒有國民黨軍隊中長官肆意打罵士兵等腐敗現象。從這些老紅軍、老幹部身上,我學到許多有益的工作方式、方法。共產黨軍隊正是因為擁有這三大傳統,盡管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過無數次困難、挫折,但我們能夠戰勝一切困難、挫折,打不垮,拖不爛,最終走向勝利。


    抗大的學習經歷,讓我在理論上掌握了馬列主義,武裝了思想,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觀;在如何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貢獻一切上,可以說教導營工作的五年鍛鍊,為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通過向老同誌學習,不僅提高了認識,明確了新老幹部之間、官兵之間的團結關係、平等關係、革命關係;同時,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紅軍、八路軍的建軍原則,民主作風,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優良傳統,掌握了帶兵打仗、管理部隊、建設部隊的本領。如果沒有在教導營的這段工作經驗,而是直接從國民黨軍隊到八路軍、解放軍中帶兵打仗,肯定會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


    就是在教導營工作的這一期間,我把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關俊彥改為黎原。改名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我脫離國民黨部隊,來到延安加入了共產黨,有了重新做人的感覺。二是我不想和以前認識的人,特別是在國民黨部隊的同學有來往,要與他們劃清界限,安心工作。至於新名字,是我剛到抗大時在校內報刊上發表文章時用過的筆名,源自杜甫的詩句"窮年憂黎元",原意是黎民百姓的意思,我將"元"字又改為"原",取其平坦寬闊之意,象徵著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猶如一天的黎明,從此走上了寬廣平坦的光明大道。


    從此,黎原這一名字一直叫到今天,很多人以為我本來就姓黎。甚至有的黎姓人家修家譜,也要拉我參加,鬧出了不少笑話。1988年,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我擔任理事、副會長,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許多當年的同學得知我就是關俊彥後,就建議我改過來,便於同學聯誼,做和平統一工作。我想,名字不就是個符號嘛。當年改名時思想有些激進,現在已經用習慣了,就沒有必要再改來改去了。


    3、南泥灣大生產


    1941、1942兩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由於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掃蕩",實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圖摧毀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同時,國民黨也對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再加上自然災害的侵襲,邊區軍民遇到了空前的困難。為了戰勝困難,黨中央決定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度過難關。1941年春天,中央軍委命令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地區實行屯墾,一方麵開展大生產,一方麵保衛延安的南大門。南泥灣在延安的東南,距延安約45公裏。這裏河川縱橫,林木茂密。雖然人煙稀少,滿目荒涼,但土地肥沃,水源豐富,適於耕種。據說一二百年前,這裏曾是農業發達的地方,後來因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百姓紛紛逃難,奔走他鄉。從此,這裏田園荒蕪,房屋倒塌,日久天長,遍地長滿了野草、荊棘,成了豺狼棲息、土匪出沒的場所。王震旅長率領三五九旅官兵到達南泥灣後,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裏,就把這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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